据孙诗圃回忆，章秋阳曾考虑把陈云转移到无锡，以求更加安全。这是因为孙诗圃和无锡新监主管邢源堂交情很深，可以借这个关系掩护陈云。于是，孙诗圃回到无锡，对邢源堂说，有个姓李的朋友在交易所里亏了几千元，为了筹款还债，到无锡避一下风头。邢源堂答应给“李先生”安排食宿。

当孙诗圃再次来到上海，章秋阳又改变了计划，决定陈云仍留在上海，因为陈云急于要与先期来沪的潘汉年接头。

这样，经陈云同意，章秋阳把陈云从尚贤坊转移到上海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111号唐文云家中。唐文云是章秋阳的妻子，当时在华商证券交易所工作。

后来，陈云再度转移。章秋阳把陈云安排在上海北京路靠近浙江路的一家钢铁商店楼上，每天由唐文云的幼子俞三元，给陈云送来三餐和报纸。

陈云终于按照事先的约定，秘密地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和表妹吕鉴莹接头。

潘企之把陈云来沪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部长董健吾、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以及潘汉年。

陈云和潘汉年在上海重逢了！

从董健吾和浦化人那里，陈云得知，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在上海也遭逮捕，因此在上海已无法跟共产国际进行联系。

这样，陈云和潘汉年决定赴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遵义会议以及红军的情况。

在莫斯科争得斯大林的支持

陈云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请求她帮助安排赴苏。

宋庆龄安排陈云搭乘一艘苏联货轮，由潘企之护送。与陈云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女儿何实楚。

这样，陈云一行于1935年8月5日离沪赴苏联。

这是陈云第一次出国。

潘汉年没有和陈云同行。因为担心万一遇上麻烦，两人同遭不测，就无法完成肩负的重大使命——他俩分头来沪，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陈云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之后，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

潘汉年则于1935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严朴与潘汉年同行。

严朴乃严慰冰之父，严慰冰乃陆定一夫人。在严慰冰所写的《严朴生平》中曾提及严、潘二人这次苏联之行：

1935年秋末（笔者注：“秋末”有误），严朴与潘汉年由上海乘船赴苏联。

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他第二次见到斯大林。

据严朴次女严昭告诉笔者，陈云与严朴友谊甚笃。所以，当严朴于1949年6月5日病故时，陈云亲自为他写了《严朴同志传略》，发表于1949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

1935年8月20日，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国，寻找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3年。

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回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回到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后，曾起过重大作用。

就在林育英刚刚启程离开莫斯科时，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近况，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可谓“及时雨”，把断了的线接上了。

当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中，王明任候补书记，康生、毛泽东等为常委，陈云等为执行委员。

陈云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从长征途中来到莫斯科，使共产国际喜出望外。陈云和潘汉年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向共产国际领导作了汇报。这一报告的俄文原始记录稿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1996年中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在俄罗斯找到了这一报告的俄文记录稿。

陈云的报告在当时被整理成文章《英勇的西征》，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详细介绍了红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以及新的领袖毛泽东。

杨云若、杨奎松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写及了陈云、潘汉年向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

陈云潘汉年等一行人从上海辗转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笔者注：亦即遵义会议决议），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并且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损失情况。陈云等人的汇报，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真相。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但对主力红军人数的锐减颇为震惊。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

陈云和潘汉年此行，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改换了领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的同意。

这当然使博古、李德极为扫兴。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曾写及：

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

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付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陈云和潘汉年的苏联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状”的勇气。

陈云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他在莫斯科一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一边在列宁学校学习。

列宁学校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1935年10月9日，列宁学校召开学生资格审查会议，听取并同意接收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陈云等11名学员入校学习。陈云的学生证编号为4572号。10月11日，列宁学校副校长签署了录取陈云等11名中国学生入校学习的第103号决定，陈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列宁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党史等。陈云非常珍惜这样的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中共党史的机会。

陈云过去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学习过英语，这次有机会重新学习英语。他每天背30个英文单词。陈云后来说：“1935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

由于学习刻苦，1936年5月8日，陈云获得列宁学校学习“突击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