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彭七月在1966(1)

作者:五十一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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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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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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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620字

沈云锡,《百冰治百病》的作者,这是彭七月想见到的第一个人。


沈云锡生于1922年,死于1967年,享年45岁。


彭七月的脑海里有一团纠缠不清的绳子,要理顺它,必须找到绳头,沈云锡就是这团乱绳的绳头。


彭七月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把第一站放在1966年,他想认识沈云锡,认识他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交个朋友。但是有句话彭七月是始终不能说出口的,“沈先生,你明年就会死的。”


对时空隧道来说,四十四年只是一段小小的跨度,而对彭七月来说,却是一段漫长、充满未知的旅程。


手腕上的卡西欧电子表,显示日期的数字正在飞快地倒退。当刑警以来,彭七月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就是没见过手表倒着走。


车厢里响起一个亲切的女声:


“亲爱的乘客,1966年到了,请去1966年的乘客从右门下车。欢迎您再次乘坐上海地铁时空专列,再见。”


手表上的日期停顿在1966年6月15日下午2点,恢复了正常的走时。


大虫缓缓停下,彭七月准备下车,屏蔽门和车门同步开启,彭七月朝外面一看,迎面竟是一堵墙。


怎么搞的?让我怎么下车嘛!


嘟!嘟!车门响起催促音,彭七月定了定神,看了看这堵墙,发现墙体与站台边沿有一段空档,正好可以放下一只脚。


彭七月没有再犹豫,勇敢地跨了出去,身后响起车门的关闭声,列车隆隆地驶走了,带走了光明,周围陷入一团漆黑。


1966年的时空车站,居然是一堵墙?


彭七月象只蝙蝠一样贴在冰冷的墙面上,屁股顶着站台的屏蔽门,前面是墙,后面是门,彭七月就象两片面包中间夹的一片肉,成了三明治。


彭七月摸出那只“蓝冰”打火机,嚓地打出火苗,借着火苗的光亮,他看清了,这是一堵普通的红砖墙,外面砌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水泥已经剥落,出现裂缝……


咝咝咝……有声音灌进他的耳朵,彭七月斜着眼睛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墙面的裂缝里伸出一段导火索,正好被打火机点燃了,咝咝地燃烧着……


我的妈呀!墙里埋了炸药?


其实彭七月有好几件可以用作照明的东西,手电筒在旅行袋里,手机在裤兜里,可他偏偏拿了打火机!


彭七月想把导火索掐灭,可燃烧速度之快,没等彭七月伸手,已经渗透到墙里面去了,现在彭七月唯一能做的,就是抱头、弯腰、弓身,等待天崩地裂的——


轰隆!


墙面在震撼,碎裂的砖石擦彭七月的背脊飞溅出去,所幸墙体没有坍塌,只是小型的爆炸,把墙面炸开一个直径五十公分的窟窿。


扒着窟窿,彭七月小心翼翼朝外探望,一股腐败的臭气扑鼻而来。难以想象,他看到的是一个房间,大概有七八个平方,垃圾遍地,散落着青菜叶、煤饼渣、瓜果皮、纸屑杂物,一大一小两只老鼠正在争食一堆残羹剩饭……


彭七月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间老式的垃圾房。上海人称之为“垃圾洞”,通常和公共倒粪站连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垃圾桶,弄堂里都有这种水泥砌的垃圾房,“房门”是一扇低矮的铁皮门,只到人的腰部,上面留出一段空档,居民把每天的垃圾装在铁皮簸箕里,从这个空档倒进去。所以说,以前的垃圾是“散装”,现在是“袋装”。


时空隧道的出口隐藏在弄堂的垃圾房里,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


这就是彭七月来到1966年做的第一件事:炸墙开路。


彭七月从窟窿里爬出来,一只正在啃西瓜皮的老鼠飞快地从他脚底下钻了过去,彭七月没留神踩了它的尾巴,吱!一声鼠叫,彭七月知道自己侵犯了它们的领地,说声对不起老鼠也听不懂。他从垃圾堆里扒出一张破草席,暂时把窟窿掩盖起来,心想,这个出口可不能让别人发现,等我办完事,还要原路返回呢。


彭七月从垃圾房里爬出来,脚下踩的既不是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石子路,用成千上万块不规则的碎石排列筑就。


彭七月确信自己站在1966年的马路上。这种“弹格路”当时随处可见,仅在南市区老城厢就有两百多条。在“弹格路”上骑自行车会觉得颠簸,它的优点是下雨天不积水,因为下面铺的是煤渣。据说林彪在上海的时候,专门让司机在“弹格路”上为他驾驶汽车,这种一颠一颠的感觉就是他的安眠药。


如今“弹格路”已经绝版,消失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只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彭七月的童年也在“弹格路”上玩耍过,所以他特别激动,他蹲下身用手抚摸着粗糙的路面,眼睛有点湿润。


四十多年的时空就这么一步跨过来了,太不可思议!


彭七月拿出从城市档案馆拷贝下来的旧地图,虽然是1980年版的,但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上海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市政建设,因此地图上的变化不大,不象现在,每隔半年就要推出新版地图。


他现在的位置是南市区的石皮弄,别以为石皮弄是一条小弄堂,其实很大,它西邻松雪街,东靠河南南路,南抵复兴路,北面是方浜中路。这块半平方公里的地域,2000年以后已经全部拆迁,变成一个叫“太阳都市”的高档住宅区,划入了黄浦区的版图,“石皮弄”这个有典型旧上海风味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已故画家陈逸飞在拍摄电影《人约黄昏》时曾在松雪街取过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这部电影,这大概是唯一的影像纪录了。


彭七月提着黑色人造革旅行袋,象从外地来上海的采购员,背着一只军用帆布双肩包,塞得鼓鼓囊囊,帆布上印着那行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还有毛主席的头像。这是他从重庆南路一家旅游户外用品小店里买来的,店主告诉他,时下最酷的旅行背包不是norhface,而是这种土得掉渣的帆布军用包。


“轮回呵,1966年也在流行这种包……”彭七月心里说。


“朋友,看看这个吧!”店主指着柜台,那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大的粗如碗口,小的就象一枚戒指。


“昨天来了个大胡子老外,买了十个,全部别在一顶磨损得起毛的军帽上,戴在头上兴冲冲就走了。别以为人家穷,他给我的名片,还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亚太地区总裁呢!”


彭七月心想,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百个这样的像章吧,咱也做回倒爷,至少把路费挣回来。


穿过石皮弄,来到河南南路。一辆66路公交车从他面前驶过,车尾冒出浓浓的柴油味。这种铰链式的巨龙车型,有三扇车门,比现在的空调大巴士还要长,让彭七月有一种陌生的亲切感。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想拦一辆出租车,但很快就把手放了下来,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出租车”大概要在二十多年后才在街头出现。


街头的汽车,除了上海牌轿车、苏联的伏尔加牌轿车,就是东风、解放牌卡车,还有一种叫“小乌龟”的载客车,其实是一种带车蓬的三轮摩托。除此之外,更多的就是自行车了,都是28寸的永久牌或凤凰牌。


彭七月没有骑过28寸的大车,跟很多人一样,骑的是26寸的捷安特。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彭中国的车技相当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可以一边骑车,两只手不握车把,端着一碗大排面吃。


彭七月一路走着,欣赏着1966年的街景:


沿街的墙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随处可见,与之辉映的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大字报,墙上、门上、电线杆上、移动的车身上,凡是能贴的地方,都成了大字报的天下,上海成了一座纸糊的城市。


“愤怒声讨三家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把资产阶级的杏花楼砸个稀巴烂!”


一张刚贴上去,浆糊还没有干,新的大字报就覆盖了上去,如此一张一张叠加起来,竟有寸把厚,有的干脆往高处贴,你贴到两米,我贴到三米,发展到要搭人梯去贴大字报,中国杂技在国际上一直拿金牌,估计与此是有血脉关系的。


彭七月正在饶有兴趣地张望,从北边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队首扛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足有两层楼那么高,敲锣打鼓,满脸兴奋,还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情形就象球迷们为申花队拿了中超冠军而欢天喜地,彭七月知道,这是在庆贺又一条“最高指示”的出炉。几个人站在一辆慢行的卡车上,有的散发红色传单,有的挥舞着手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声嘶力竭喊着口号: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路人都驻足观望,随之振臂高呼,彭七月也跟着喊了几声,挥了两下胳膊,然后把手伸进了黑色旅行袋……


袋里有一台佳能dv摄录机,隐藏的镜头对准了外面,这可是珍贵的影像资料,能证明自己确实返回了那个年代。


河南南路、蓬莱路口的一幢暗红色砖墙的建筑物,解放前曾是沪南警察局,解放后变成了南市区公安局。


此时,公安局里传出震天的口号声,大院里正在开批判大会,三个中年人双手被反绑着,强迫跪在地上,人的胳膊象飞机展开的双翼,这种姿势俗称“坐喷气机”。他们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用黑色的毛笔打了大叉,台下有一百多个人,都是基层民警和家属,群情激愤,有人在控诉,控诉完有人带头喊口号,众人随之高呼,很有一套程序。


彭七月估计,这三个人是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和党委书记。


在那个年代,一个简单的流程是:基层单位的小人物(如勤杂工、清洁工、烧锅炉的、泡开水的、食堂的烧饭师傅,等等)组成一支造反派,把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起来批斗,你可以把局长的办公室砸得一塌糊涂,你可以抽局长的耳光、朝党委书记脸上吐唾沫,你非但没有罪,反而成为万人瞩目的英雄。王洪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小干部一跃升为国家副主席,平步青云。


由于毛主席公开支持这样的“夺权”,因此短短数月间,自上而下,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被砸烂,陷入瘫痪,上海的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人民广场被万人批斗,游街示众,就连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都难逃一劫。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也叫“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河南南路的尽头在中华路,经过迎勋路,来到陆家浜路,这里叫大兴街,会景苑宾馆的前身——酱菜厂还在那儿。


铿锵有力的歌声传来,一群红卫兵正在大跳街舞,当然不是hip—hop而是忠字舞,这些高中生穿着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胳膊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系毛主席题词)的袖章,让彭七月联想起戴着袖章的纳粹冲锋队。他们一个个动作机械,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手舞足蹈做出象征性动作:天上高悬一轮红日(就象现在的股民仰头看证券公司大屏幕)、发自内心地热爱领袖(心绞痛发作)、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用脚踩蟑螂)……


用现在的标准看,这种毫无韵律的所谓舞蹈,其实跟广播操没什么两样。


彭七月一边看热闹,用隐藏的dv拍摄起来。


有个红卫兵长着一张木瓜面孔,象周杰伦,彭七月就把镜头对准了他,也许是他的反常动作引起了注意(那时候人的警惕性特别高,象夜半的猫头鹰),象周杰伦的红卫兵朝他走了过来,大喝一声:“喂!你——”


彭七月赶紧把隐蔽的摄像机收起来。


“你什么出身?”


彭七月怔了一下,马上回答:“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周杰伦”好象很不满,对他又喝道,“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嗯!”


现在人可能听不懂他话中的含意,好在彭七月动身前恶补了一些文革资料,很快明白过来——忠字舞可不象街舞,给你看热闹,除非你站得远远的,否则必须“互动”,加入他们的行列。不然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不敬不爱戴,是大有问题的。


彭七月稍微犹豫了下,指着沉甸甸的背包和旅行袋,正想解释,行李多不方便,却发现不妙——好几个红卫兵都朝自己瞪起了眼珠。


彭七月深知红卫兵的厉害,尤其在文革初期,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这个人活活打死,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当时的“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构成的法律体系)已经被摧毁,这些单位内部都在忙着夺权,整天批斗这个,批斗那个,街头喋血,就象现在的乱穿马路一样,谁来管你!


彭七月倒不是害怕这些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凭他的专业身手,哪怕赤手空拳,对付五、六个人也不在话下,可自己千里迢迢肩负重任,不是来打架的,就当回缩头乌龟吧。


其实,彭七月更担心的是背包和旅行袋里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摄像机、相机……红卫兵当然不会认得这些四十年以后的数码产品,肯定会说这是“间谍工具”,那样一来,自己就成了“美蒋特务”、“台湾间谍”,哪怕自己是散打冠军,也敌不过上百个愤怒的革命群众。若被当街活活打死,那才叫“出师未捷身先丧”!


彭七月赶紧放下行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好在彭七月经常去蹦迪,尽管从没跳过“忠字舞”,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模仿得惟妙惟肖了,还走了几下“太空步”,对已故的天王杰克逊致敬。


穿过陆家浜路,沿着车站南路,彭七月来到与徽宁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幢三层的建筑物,这是他返回的第一个目的地:斜桥地段医院。


当时的城市医疗体系,分市级医院、区中心医院、街道地段医院、里弄卫生站四个等级。和现在人即使患了感冒也要一窝蜂上大医院看病不同,当时的卫生医疗体系分布合理,功能完善,根本不存在医生拿红包、捞回扣的拜金风气,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人。因此,即使在规模不大的地段医院,也涌现出不少医术精湛的好医生甚至是名医。沈云锡就是其中之一。


翻开沈云锡的从医史,有着一层非常特殊的“亦医亦商”的色彩,这与他的祖上是分不开的。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