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直心灵的呼声，会引起千百万正直心灵的共鸣。《使命》出版后同样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再次接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和电话。河南省新密市公安局长刘一凡看完后心情难以平静，立刻通过电话与我取得了联系，感谢我写出这样的好作品，并非常惊讶地说，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非常像他，甚至很多细节都与他的遭遇相同，并说一定要向书中的人物学习，做一个正直的公安局长。更出乎意料的是，这部书居然出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图书馆中，在当地华人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位旅居海外十年、年近六十的老大姐给我写来长信谈读后感想，说她为读这部作品废寝忘食，通过读这部作品，使她对祖国的警察有了重新认识，知道了公安机关原来这样不容易。她认为，我的作品比图书馆中那些港台作家的作品好得多。另外，楚天电台对作品进行了连播，《上海文学报》专门用一个整版向读者进行了推介，影视版权也早早被拍摄单位买断。在一段时间里，我的手机连续接到多家影视单位的电话，提出购买《使命》的拍摄版权。总之，在已经出版的四部长篇中，我更看重的是《使命》。

四、难忘《终极罪恶》

《终极罪恶》是我写得最早的一部公安题材长篇。明眼的读者可能看出，这部有点像电影剧本，其实，它就是根据我的一个电视剧本改编的。这个剧本是根据我一次协助刑警外出办案的经历体会写出的，写完后所有看了的人都说好。

我对《终极罪恶》情有独钟。因为，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公安题材作品，而且，来自我亲身的生活感受。我感到自豪的是，写这部作品时是一九九七年，当时，打黑除恶斗争并没有提上公安机关的重要议事日程，而我却已经在生活中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因为这部书出版时我还不太出名，印刷量也不大，很多读者知道有这本书却买不到。去年五一期间我应邀赴郑州售书中心签名售书，当时我还怯生生的，因为事前没有宣传组织，我在当地也没有熟人捧场，很可能会冷场。可是想不到却大受欢迎，两个小时就签出二百多本，忙得我满身是汗。下午到登封书店时，有的读者从早晨就来到书店等我，有位读者朋友居然把当地报纸上连载我作品的每一期都剪裁下来装订到一起，拿给我看。总之，《终极罪恶》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

五、写得最苦的《绝境》

回首接连出版的四部长篇，我不敢说《绝境》是最好的，但是我敢说，它绝对是写得最艰苦的一部。这部书其实犯了创作大忌，那就是，作者不熟悉煤矿生活。它完全是愤怒的产物。当我在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上得知近年来各种矿难频发、几十几百的生命消失在井下、一些黑心矿主及当地党政领导又联手掩盖真相、封锁消息甚至威胁知情群众乃至记者的情况时，愤怒和痛苦的心情实在难以控制，但是，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考，决定以此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可是，我没有在矿山生活的经历，新闻媒体披露的消息代替不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为此，我几次深入到当地的煤矿去体验生活，并不顾劝阻，像那些打工者一样，冒着危险下到并底，亲临他们工作的现场。《绝境》中主人公在井下的活动和感受就来自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可是，走马观花式的生活体验并不足以写好一部长篇，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有时，连创作激情都失去了，对写出的东西也失去了自信，几次灰心地停下来不想写了。可是，我没有半途而废的习惯，加之一种责任感的驱使，终于把作品写完了。不想，再次受到《啄木鸟》副主编张西的好评，而且，我们公安局的一名同事看了初稿后激动不已，说受到了强烈震撼，看到结尾时泪如雨下，认为比前几部作品还要好。我这才知道自己没有白写，没有白受苦。

看来，这部作品又取得了成功。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实在太艰苦了。一般来说，我写作的速度较快，一部《黑白道》包括修改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而《绝境》却写了小半年。今后，没有特殊情况，我是再也不会写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了。可是，我也不敢保证，因为，我写作往往听从心灵的呼唤。《绝境》这部书就是如此，是我的心灵、我的良知逼着我写出来的，我把它献给我的刑警弟兄，献给广大读者，更献给那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被人忽视的受苦受难的打工者们。我知道，自己描写煤矿的某些细节可能不准确，不内行，可是，我的创作态度却是严肃的，我相信，我的这部《绝境》和其他作品都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是广大读者需要的。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为我们社会的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我努力说真话

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受到各种诱惑，也时常产生各种困惑，我在写作上也同样如此。不止一家影视拍摄单位和制片人看了我的作品后，和我取得了联系，建议我能给他们写一些作品，而且答应给较高的报酬。但是，他们或者要我写回避社会矛盾的单纯警匪片，或者要我以警察生活为背景来写爱情故事，认为这样收视率高，而且保险，容易通过审查。甚至有朋友告诫我，尽管我的作品很受欢迎，但总是干预生活，题材也太过尖锐，有可能带来风险。我也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也觉得，写他们所说的那种作品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我想来想去却难以那样去做。就像我前面谈过的那样，我的创作听从心灵的呼唤，我只能写那些打动自己的东西，写那些生活给予我的东西，绝不会为了多赚稿费或所谓的保险安全，蒙蔽自己的良知，无视真实的生活，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去写一些风花雪月的作品。如果那样，莫如不写。

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如何好，但有一点我却敢说：我在努力说真话。我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创作中，无论是对全书总体内容还是每一个细节及人物，我都要反复掂量，是否符合生活实际。即使塑造正面主要人物，我也总是尽力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尽管他们心灵高尚，身上具备很多美德，可是，他们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尽量让读者感到这个人是真实的，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也正因此，作品出版后经常有读者问我，我写的是谁，是哪件事。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时被一个读者拉住，说看到《使命》中的高翔牺牲后哭了很久，问高翔的父母住在哪里，他想认识他们。我只好解释说，《使命》是，里边的人物都是艺术形象。他听后还有些不信，连说写得太真实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作品的肯定。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一部文学作品假如是不真实的，还谈得上其他价值吗？当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有时候说真话挺不容易的，所以，尽管我不能做到时时刻刻都说真话，可我努力在说真话。《上海文学报》女记者李凌俊在对我电话采访时曾说，通过我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我是个性情中人，我觉得她说得很准确。真的这样，我已经五十岁了，可热血仍然激荡在我的心头，我仍然时常表现出不像自己的年龄应有的成熟，仍然时常拍案而起，时常为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怒不可遏或兴奋不已。

七、我将永远为千百万普通的读者写作人贵有自知之明。尽管我出了几部书，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文学修养还很有限，我的作品也比较粗，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这不是谦虚，而是真实的想法。我也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崇敬他们的才华和在文学上的探索贡献。青年时代，我也曾尝试过用比较先锋的手法写作，也曾在语言风格、韵味上下过功夫，可是，我最终走到如今这条创作道路上，就像这部文集里的作品现在这样，只会用笨拙平实的语言写这种现实主义的东西，而且，为增强可读性，多采取侦破的形式，把可读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结合起来。可是，我却发现，很多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有影视制片人，有公安局长，有海外华人，有普通警察，也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年长的有六七十岁的老者（哈尔滨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就给我打来长途电话，感谢我写出这样的作品），年幼的尚在中学读书的学生（接到好几封中学生的来信，其中浙江的一位中学生还专门指出几处错别字）。外出时，我曾在火车上被读者认出，曾在书店里被书店的服务员认出。我买西瓜时，被瓜农认出，因为他喜欢我的作品。乘出租车时，被出租车司机认出，他同样喜欢我的作品。这一切使我明白了是谁花钱买我的作品，明白了我在为谁写作，今后，我将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曾经在底层生活过，我知道，这些普通读者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我的书较长，每部都二十几元，可他们却从有限的收人中拿出钱来，一部又一部买我的作品，想到这些我的心底不由泛出感激的热浪：亲爱的读者，请你们监督我吧，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写作，写出无愧于良知的作品，使你们用血汗挣来的钱不至于白花。

从基层警官到畅销书作家

张西

自1999年以来，我在《啄木鸟》杂志的特别推荐——长篇连载栏目中，先后给《背叛》、《黑白道》、《使命》、《绝境》、《双刃剑》、《中关村进行曲》、《罪人》等处女作品当责任编辑。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因着这些优秀力作的问世而红火起来。尤其是《黑白道》、《使命》、《绝境》的作者朱维坚，三部作品陆续在《啄木鸟》连载后，很快都被国内一些知名影视制作公司买断改编权，他本人也在文坛迅速名声鹊起。

翻开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名册簿，六千人打不住，但我肯定，上面没有朱维坚的名字。这不足为怪。因为朱维坚作为写家浮出水面，弹指才三年，短短的时间里，横空出世三部力作，确实有点像警察培训项目里的急行军，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速度和悬念上了。

我想说，朱维坚的作品很有即时感，就像网络带给我们的那种会意的快感。

如果把编辑称作裁缝的话，那么在编辑朱维坚作品的过程中，我很高兴自己收获多多，第一，见识了一块质地很好的布料；第二，缝制了一件朴实而又实用的衣服，并展示给热爱他的读者们。

从一名基层警官到畅销书作家，朱维坚走过的道路，我算是见证者，而且很值得一说。

那是一个室外冰天雪地，室内暖意洋洋的午后，有人往编辑部打长途点名找我。朱维坚用急促的东北话自报家门，然后也不管我是否正忙着，就劈里啪啦地夸赞《背叛》很大胆，很火爆。然后不喘气地开始说他自己的长篇《你死我活》比《背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