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韦斯特是嫌犯的话，那么他肯定有一把仿制的钥匙，可是在他身上并未找到任何钥匙。再有一点：如果这间办公室内部有一名职员蓄意出卖计划，那么复制计划不是比像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将计划原件带走更加简单吗？”

“要想有效地复制计划，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知识才能办到。”

“不过，我认为不论是詹姆斯爵士，还是你，或是韦斯特，都有这样的技术知识吧？”

“那是自然，我们都懂。不过，福尔摩斯先生，请你不要把我往这件事上扯。实际上，计划的原件已经在韦斯特身上找到了，我们这样胡乱猜想又有什么用呢？”

“嗯，他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复制，他这么做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可他偏要冒险盗窃原件。真是太奇怪了。”

“确实很奇怪，可这没有任何疑问——他已经这样做了。”

“每作一次调查，案情总会有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现在还有三份文件下落不明。据我所知，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文件。”

“没错，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人掌握了这三份文件，而不需要其余七份文件就能够建造一艘布鲁斯帕廷顿潜艇了？”

“我已经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海军部。不过，今天我再次看了一下图纸。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敢确定。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图样画在一张已经找回的文件上。外国人是不可能造出这种船的，除非他们自己发明出来了。当然，他们也许很快就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难题。”

“那么，失踪的那三份文件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毫无疑问，当然是最重要的。”

“我想，如果你允许的话，我现在要在这间屋子里走走。我原本打算提出的问题，现在却忘得精光。”

他检查了保险柜的锁、房间的门，最后又检查了窗户上的铁制窗叶。当我们来到屋外的草地上时，他那浓厚的兴趣才被调动起来。窗外有一片月桂树丛。其中几根树枝看上去好像被人攀折过。他拿起放大镜细致地检查了树枝，然后又检查了树下地面上的一些模糊的印迹。最后，他让那位高级干事关上铁百叶窗。他用手指着让我看，原来百叶窗的正中央关不严，一个人在窗外就能看见屋内的情形。

“三天时间的耽搁，毁坏了这些印迹。这些印迹有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也有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好吧，华生，我想乌尔威奇不会再给我们进一步的帮助了。我们并没有太多收获。我们还是看看能不能在伦敦做得更好一点儿。”

不过，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乌尔威奇车站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些收获。售票员很有把握地说，他看到过卡多甘·韦斯特——他还记得他——就在星期一的晚上，当时他乘坐八点一刻开往伦敦桥的列车前往伦敦。他独自一人，买了张三等车厢的单程车票。他那惊慌的举动使售票员非常吃惊。他抖得很厉害，就连找给他的钱都抓不住，最后还是在售票员的帮助下他才拿好的。从列车时刻表来看，韦斯特在七点半左右跟那个姑娘分别以后，八点一刻的这趟车是他有可能乘坐的最早的列车。

“华生，我们再重新来看看，”沉默了半个小时之后，福尔摩斯说道，“我实在想不起来在我们俩共同进行过的侦查中，还有哪件案子比这更棘手。我们每前进一步，就会看到前面又冒出一个新的难题。不过，我们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我们在乌尔威奇的调查结果，多数是对卡多甘·韦斯特这个年轻人不利的。但是，窗户下面的印迹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假说。比方说，我们可以假设他与某一外国特工接过头。在这件事上，可能会有誓约，不准他透露出去，但这对他的思想还是有一些影响，他对未婚妻讲过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好，我们现在就来假设，当他与这位年轻的姑娘一起走到戏院时，他在浓雾中突然看见那个特工正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他性格急躁，办事果断，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别的都顾不上了。他尾随那个特工来到窗前，看到有人在盗窃文件，于是就去捉贼。如果是这样的，就可以解释有人在本可以复制的情况下不去复制而选择偷盗原件的说法了。是这个不速之客盗走了原件。至此，这都是讲得通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遇到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境下，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首先要做的就是抓住那个盗贼，并发出警报。可是，他究竟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拿走文件的有没有可能是一名上级官员呢？要是那样的话，韦斯特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得到解释了。会不会是这名主管在浓雾中把韦斯特甩开，韦斯特立刻赶往伦敦，到他的住处去拦截他呢，假定韦斯特知道他的住址的话？当时的情况一定非常紧急，因为他撇下未婚妻就跑了，让她一直在雾里站着，而且没有告诉她任何信息。线索到这里就消失了。这些假定情况与放置在地铁车顶、衣袋里装有七份文件的韦斯特的尸体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现在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从事情的另一面着手。如果迈克罗夫特把名单交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大概就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人，这样一来，双管齐下就取代了单线进行。”

果不其然，有一封信正在贝克街等着我们，这封信是政府通讯员加急送过来的。福尔摩斯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到我手里：

无名小卒相当多，可能担此重任者却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少数几个人包括阿道尔夫·梅耶，住在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在诺丁希尔，坎普敦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在肯辛顿，考菲尔德花园13号。据说，后者于星期一那天在城里，现在已经离开。很高兴听说你们已经有了头绪，内阁期盼得到你的最终报告。最高当局的紧急文件已到。如若需要，全国警察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迈克罗夫特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恐怕，就是女王的全部人马加到一块儿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他展开了伦敦地图，弯下腰急切地察看。“好啦，好啦！”不一会儿他就万分得意地叫道，“事情终于稍微向我们的方向靠拢了。哦，华生，我真的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他突然变得高兴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现在我要出去一趟，当然只是去侦查一下。如果没有我忠实的朋友兼传记作者在身边，我是绝对不会去做任何危险的事情的。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再见到我。我万一要是耽误了时间，你就拿出纸和笔，撰写我们的故事——我们是如何拯救国家的。”

他那喜悦的心情，使我不得不产生一些思考，因为我深知，尽管他可以一改往日的严肃态度，但绝对不会达到这种程度，除非他的兴奋确有原因。在十一月份的这个漫长的黄昏，我一直都在等待，急切地企盼他归来。终于，刚过九点，邮差就送来了一封信：

我正在肯辛顿，在格劳塞斯特路的哥尔多尼饭店吃饭。请马上过来，并带上铁锹、提灯、凿子、手枪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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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体面的公民来讲，携带这些东西从那昏暗的、被雾气笼罩的大街穿过，简直妙极了。我小心翼翼地用大衣裹紧自己穿过这些街道，乘车赶奔约会的地点。在这家豪华无比的意大利饭店里，我的朋友正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小圆桌旁。

“你有没有吃过东西？陪我喝杯咖啡和柑桔酒吧。尝尝这支饭店老板提供的雪茄。这种雪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毒。那些工具都带来了吗？”

“都在这里，就装在我的大衣里面。”

“太好了。让我把已经做过的和根据迹象将要去做的事简单地跟你说说。你现在肯定已经弄明白了，华生，那个青年的尸体是被人放置在车厢顶的。当我断定尸体是从车厢顶而不是从车厢内掉下去这一事实时，这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有没有可能是从桥上掉下去的呢？”

“我认为这不可能。如果你检查一下车厢顶就会发现，车厢顶稍微有点儿向上拱起，周围没有栏杆。所以可以断定，卡多甘·韦斯特是被人放到上面去的。”

“为什么会放到那儿呢？”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解答的问题。现在只有一种可能的情况。你知道，在伦敦西区的某几处，地铁是没有隧道的。我依稀记得，有一次我乘坐地铁时，碰巧看见外面的窗口就位于我的头顶上方。假设一列火车停在这样一个窗口下面，那么将一个人放在列车车厢顶上还有什么困难吗？”

“这好像不太可能吧。”

“我们一定要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当其他一切可能性都已经被否定，不管有多么不可能，剩下的必然是真的。现在，其他一切可能性就已经被否定了。那名刚刚离开伦敦的国际特工就住在地铁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当我发现这一情况的时候，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因为我竟然看到你对我突如其来的轻浮举止感到有些惊讶。”

“啊，是吗，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这样。居住在考菲尔德花园13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目标。我是在格劳塞斯特路车站着手展开工作的。车站有一位公务人员对我帮助很大。他陪着我沿着铁轨走去，使我弄清楚了考菲尔德花园后楼的窗户是朝着铁路的方向开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主干线之一的交汇处就在那里，所以地铁列车会经常在那里停留几分钟。”

“太棒了，福尔摩斯！你做得对极了！”

“目前为止——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华生，我们有所进展了，但是距离目标还很远。好了，我在对考菲尔德花园的后面进行一番观察之后，又观察了一下前面，果然如我所料，那个家伙已经跑掉了。这是一座非常大的住宅，里面没什么陈设，根据我的判断，他应该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只有一名随从与奥伯斯坦在一起居住，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死党。我们一定要记住，奥伯斯坦是去欧洲大陆缴纳赃物的，并不是想逃走，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被捕，也根本不会想到竟然有人以业余工作者的身份搜查他的住处。然而，这正是我们将要做的事。”

“我们现在就不能弄一张传票，照章办事吗？”

“根据现有的证据，还不能这么做。”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他的房间里面有没有信件。”

“我不愿意这么做，福尔摩斯。”

“老兄，你只要留在街上放哨就行了。这件违法的事让我来做，现在不是计较小节的时候。想想迈克罗夫特，想想海军部，想想内阁，再想想那些正翘首企盼消息到来的尊贵人士吧。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我从桌边站起来，给出了回答：“你说得没错，福尔摩斯。我们确实得去。”

他站了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就知道你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是不会退缩的。”他说道。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近乎温柔的目光。片刻之后，他又恢复了原样，老练而严肃，讲求实际。

“这有将近半英里的路，但是用不着着急。我们走着去吧，”他说，“可千万别让工具掉出来。要是把你当成嫌犯抓起来，那可就闯了大祸了。”

包括考菲尔德花园在内的这一排房子都设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这些房子位于伦敦西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杰出建筑。隔壁一家好像有儿童在举行联欢活动，夜色中传来了孩子们愉快的呼喊声以及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周围那片浓雾用它那友好的阴影使我们隐蔽起来。福尔摩斯点上提灯，灯光就照在那扇结实厚重的大门上。

“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他说，“当然门已经被锁上了，上了闩。我们如果到地下室的空地上，还能好办一些。那边有一个拱道，用来防范万一闯进来一位过于热心的警察。你来帮我一下，华生。我也同样会帮你。”

过了不大一会儿，我们两人就来到了目的地。我们正要向暗处前进，就听见浓雾之中有警察的脚步声从我们头顶传来。等那轻轻的、富有节奏的脚步声远去以后，福尔摩斯才开始动手撬地下室的门。只见他俯下身来用力地撬。只听“咔嚓”一声，门被撬开了。我们跳进漆黑的过道，转过身把地下室的门关好。福尔摩斯在前面带路，我跟在他后面七拐八拐，走上了没铺地毯的楼梯。他那盏发着黄色光亮的小灯照向了一个低矮的窗子。

“我们到了，华生——肯定是这里。”他打开了窗子，这时传来一阵低沉且刺耳的吱吱声，而后逐渐变成隆隆巨响，一列火车在黑暗之中飞速驶过。福尔摩斯把灯朝着窗台照过去，只见上面积满了来往列车驶过时留下的厚厚的煤灰，可是有几个地方的煤灰已经被抹去了。

“这回你能看见他们放置尸体的地方了吧。喂，华生！快看这是什么东西？没错，这是血迹。”他用手指着窗框上的一块痕迹说道。“在这儿，另外楼梯石上也有。现在证据已经齐了。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列车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