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1987年至今)(10)

作者: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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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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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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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46字

文艺问题谈深了,谈具体了,有令人钻牛角尖处。此后文代会作代会,不大讲文艺理论问题了,说的是协会工作,讲的是党组、书记处与主席团、全委会,成绩几项,问题几条,安排若干,清楚明白。


一九九六年的文代会作代会上还有一事,就是原文联主席曹禺老师在会前五日因病去世。据说曹禺在九三年政协会上,与领导见面时提过解散什么什么文艺团体的意见,语焉不详,我当时因出访新加坡提前离会了,不在现场。但他毕竟是德高望重。他之后,谁当主席?后来提名的是周巍峙。还有作协选上了铁凝担任最年轻的副主席,这两件事,我都赞成,都是倡议者之一。


《中流》杂志还在此期间发表《王蒙其人其事》的专文,一心树王为敌。文中有将王某定性为“党内不同政见者”之说。时任文化部领导的同志劝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不要理它。其时《中流》并大骂社科院一位领导刘吉,此同志见我后便说,我们是“同案”。这一时间段被该杂志批评的还有胡绳、韦君宜、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等。


文化部原办公厅一位担任秘书工作的女同志,与林默涵同志联系较多,有些林老的谈话,是此位同志帮助整理的,她的文字功力不错。她对我极友好,她特别希望我与林老能有更好的沟通与合作。她告诉我,此文在林老那边压了颇一段时间,后来杂志方面催得太紧,林老才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非要把我搞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可能是由于时代与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的隔膜,我一说话,一做事,他们就觉得气味不对,不符规范,像那位倒霉的被撤职的林业部长一样,也像我五八年听到的那种话一样,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了。就是说,他们确实认定,王某是敌人。


其二可能是,他们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年代有失落感。他们看不惯当前,他们停留在辉煌的与理想化的过去,他们痛恨在新的环境下如鱼得水、能写能说能成为头面人物的人。


第三是老翟来后,王某有再起的危险,他们有危机感。


第四是,最可笑的是争文坛的领导权。读者还记得严文井老师给我讲的“梦寐以求了”吧?


第五是,有些人对改革开放十分反感,十分疑虑,他们不敢公然地批邓小平等领导人,便抓住于光远、厉以宁、厉有为、刘吉、王某之属,穷追猛咬,死活不撒嘴。两三家杂志,这方面显得很破格。


《中流》杂志越骂越兴奋。骂贾平凹,其实是刺翟泰丰。


我相信《中流》对于开阔言路也是有贡献的,可惜它后来去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了,自己挖了自己的陷坑。我一开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但《中流》的态度,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它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


至于小贤弟们,自己慢慢消停了下来。人文精神失落了半天,现在也不像已经复归的样儿,也不见激愤的呼喊了。我早就说过,调子太高,一个是难以为继,一个是容易自我重复。祝他们有新的思考,新的作为,新的进展。


五次作代会后,察言观色,感觉掂量,还是两便的好。我告诉作协同志,我已经年逾花甲,视力明显减退(我后来还做过一次眼睛的小手术,太好了,我更有理由对某些活动请请假了),写作未有穷期,我只参加作协的类似春节联欢之类的活动,外事则是参加有外宾提出要求要见王某的活动,只参加宴请,不参加会见。简单概括就是吃与玩的活动可以考虑,其他则请假,以求皆大欢喜,请他们谅解。


在老翟主持工作期间,在五次作代会结束后,我对所有主席团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都请了假。


后来二零零零年,金炳华同志前来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领导同志对我家访,要我支持老金。我稍稍改变了不参加作协正式会议的做法,前后五年,我参加过少量会议。


相反,此期间我参加政协的活动是很投入的,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我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这属于现职也是实职,我的工作得到了支持与鼓励。我越来越看到了政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70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幸福生活


吾兄招数用到了那个样子,好得很,我乐得不必参与那么多作协的活动,听那么多颇为无趣的讲话指示,走那么多形式。政协这边,文化部这边,还有一些外事团体这边,尤其是各高校各文化出版机构这边,有我的许多公差,有我的满足不了的期待邀请安排,还有我的许多好领导好朋友。我已经够忙活的了。


这段期间是我外访的一个高峰:美国许多次,包括做哈佛的特邀学者三个月,三一学院的高级学者一整学期,此外,日本、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喀麦隆、南非、埃及、突尼斯、韩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不丹、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瑞典,以及后来的伊朗、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港澳台地区……都跑遍了。绝大多数是与芳一起去的。好啊。


此后和作协的交道有一点点外事活动,二零零一年,我曾率一个作家团访问印度,对印度文化印象极深,回来也写了文章。此行能够与湖北的熊召政,河南的年轻散文家、评论家何向阳等同行,也是愉快的。何向阳的父亲南丁,我们共同参加过新中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又同期落难。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无法阻挡。


此后我参加了中印两国元首确定的两国名人论坛。我相信两国的交流大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旁人也认识自己。


我也介绍作协与挪威作家举行了互访与会面活动。挪威驻华大使白山(sverreberghjohansen)先生对于文学十分感兴趣,曾多次宴请我谈加强两国作家交流的事。一九九八年,挪威外交部邀请我与芳对挪进行了很好的访问,白大使回到奥斯陆迎接我。


后来一九九九年挪威作家来了一批人,与中国作家交谈得活泼热烈。其中有一个担任过司法部长三个月的女作家,现在专写犯罪题材的作品。她对中国没有所谓犯罪文学很感奇怪。作家出版社的蒋翠琳副总编辑说,在中国,那不叫犯罪文学而叫法制文学,她一说,我也是恍然大悟。


中国作家王安忆、冯骥才、徐坤、刘恒、张胜友与我等在二零零零年回访了挪威。


这些年来,有趣的是逢日本作家团来访,多半都要到我的“自宅”拜访一番。


过去是每来访都到夏衍家,夏老去世后我在那里充了数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东京发生奥姆真理教投毒事件,数千人中毒,十余人死亡。夏秋之际,一个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团来访。我问到他们此事,他们说,根据日本的法律,该教教主麻原彰晃一案,要审理清楚,大约需要十年。我说,中国的法律可能不那么完备,像这样的重大罪犯,早枪毙了。


想不到的是代表团诸君,虽然不懂中文,但都熟悉“枪毙”一词,我说完了,他们男男女女,纷纷点头哈腰,异口同声、你唱我和地不断重复道:“枪毙,枪毙,哈依,枪毙!”显然他们也是同意乃至赞赏我的枪毙论的。此后这成了我的外事活动的一个“段子”,给谁讲,包括给极严肃的资深外交官们讲,他们都笑成一团。


而且经切磋请教,似乎我这样讲话并无不妥。


我以作协名义宴请过一次以色列作家团。以色列作家告诉我,他们的领土只占世界的极小百分比,但是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上cnn头条的却占惊人的大比例(具体数字忘记了)。我乃在祝酒时祝那里的上新闻头条的事情迅速减少下来。


同样的祝愿也适合巴勒斯坦、伊拉克与伊朗。这是一个例子,出镜呀,上头条呀,广为人知呀,未必都是好事。人其实更应该有权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我收到伊拉克驻华使馆的请柬,邀请我参加萨达姆·侯赛因的集的发行式。因时间与出访英、德冲突,未能出席。今天回忆,不免感到沧桑。


作协工作走向正常以后,对于我来说主要有一件好事,就是夏季到北戴河创作之家休息与写作。我多次说过,我不思也不善消费,更不愿挥霍排场,我没有花天酒地的习惯,我对于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盛夏到海滨一待,上午写,下午大海里游泳,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


一九九七年,我来到了作协在北戴河的点。一九九八年又到河北省,然后一九九九年以来,年年到作协的创作之家。


作协的点始建于“文革”前,“文革”后作协“砸烂”,该地被一家线圈厂占用。


唐达成主持作协工作时想收回此点,不好办,找了我,我乃找到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同志,终于将之收回,并翻盖了一幢二层后来又是一幢三层小楼。


我很关心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的建设。尤其是它的二层屋顶,毫无隔热性能,夏季晚上,室内比室外热多了。一九九七年天气炎热,我在这里长了一身痱子,是告别童年时代以来首次重温盛夏的滋味。张锲曾戏称这里为“水深火热”。


一九九九年,我去创作之家时,便准备自费安装个空调。后来,作协给北戴河创作之家各室都安装了。我其实无意以自费安装作姿态施压,我觉得你没有经费,我可以自己搞,作协机关的办公设备都是齐全的,包括空调设备也都有,而创作中心是招待各省市的老作家的,其条件反而较差。这也是一个现象,机关号称服务作家,但优先将资源向自身倾斜,首先还是服务自身。


二零零零年,我带着一个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前往作协创作之家,此前那里只有十四英寸的只能收六或八个频道的电视机。此年八月四日至十四日,我还与铁凝、张贤亮三人一起参加了中央国务院邀请的北戴河疗养。疗养***现吃海鲜拉肚子事件,搞得中央国务院领导前来检查慰问。所有中央领导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噢,你没有拉……”其实我是后来出现症状的,总算当时没有发作,似乎优越了那么一小点。


从国务院的疗养所回来,发现创作之家各室已更换了电视机。


次年,东面小院的房子改善了一下。这个院落里有许多柏树。还有长得奇形怪状、干与根扭结在一起的四株木本丁香。原来这里是北戴河老式的住房,中间一个公共活动室,一大间公共盥洗室,周围几间住房,很嫌潮湿。改成两套套房,加了石板地与地板砖地之后,潮气被阻住了。


我每年都在这里居住一个月以上,几部“季节”、《尴尬风流》、《我的人生哲学》、《青狐》、《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都是在这里定稿或完成了框架、完成了主体工程的。这儿心要专得多,干扰要少得多。有几次说是作协开主席团会,我就藏在这里假装没有时间不得参加。躲作协之猫猫于作协,高抬贵手,也是两便,对我放宽政策。中国毕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


我要在这里说明,我很注意规章与纪律,费用都是注意缴纳的。


我有我的死板,用芳的话是死教条的一面,认定了夏季应该游泳,便再不能改变。只要天气允许,下午进入海水之中,一下,两下,一百下,一千下,就这么死死地游起来。有时候感觉我的游泳就是人与海的拥抱。有时候想,人生能有几次游?


二零零七年我又增加了一项活动,上午大体写作,下午游泳,不游泳时玩保龄球、乒乓球、克郎棋,晚上在滨海道上散步,回室后用电脑听在线歌曲,听百度和谷歌mp3。多少老歌儿呀,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纺织姑娘》,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舒曼、勃拉姆斯、圣桑、肖邦……钢琴王子弹奏的各类小品,以及帕瓦罗蒂、胡里奥、蒋大为、李谷一与邓丽君的歌,直到周璇与李丽华,《四季相思》与《渔光曲》,民族音乐与“红太阳颂”,古琴与洞箫,尤其是《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旋律》、《在森林和原野上》等多年没有听的歌曲乐曲,我算是听了个美。


我曾经在美好的歌乐声中度过青春。我曾经在强横的与夸张的引吭高歌中困惑地迎来中年。我期待着盼望着苦笑着在时而陌生时而兴奋的歌声里度过了夏天。我在一片大合唱中迎来了新的季节。我期待着大雪纷飞,我期待着在最美好的音乐中度过秋天,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71你就是海,你就是沙,你就是鱼


游泳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父亲之对游泳,带着一种病态的狂热,带着一种崇拜、热爱、死心眼……这几乎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的一无是处的人生还不至于在社会与家庭的浪涛中完全灭顶。


显然的,我的游泳与上一辈人有关。我从一九五一年快十七岁了才学游泳,胆小,体力不佳,不耐冷水,游一会儿,嘴唇发紫,身上起鸡皮疙瘩。工作忙,没有时间游,又舍不得牺牲午觉去游。我迷信各种游泳须知,知道游泳前二小时后一小时不该吃东西。而且中学时代的失眠教训了我,我始终认为睡眠是生命之本,精力之本,总不可以牺牲了睡眠去游泳。一夏天过去了,没有学到什么。


一九五二年,我仍然是笨手笨脚,哆里哆嗦地在人如煮饺子一般多的什刹海游泳池那里学游泳,忽然,头抬起来了,游几下,动了,同时气喘吁吁。我立即将学习重点转入呼吸,我必须按照游泳教程之类的书上要求,头埋入水内呼气,抬起头来吸气,而且是口吸鼻呼,后来又看到一本书,说是口吸同时应是口鼻同呼,也有说口吸口呼的,这一点我至今理论上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我的蛙式呼吸完全正规合格不费力气。


为了能熟练地自然地合乎标准地游泳呼吸,我应该算是前后练了二十五六年,够笨的。直到一九七八年首次到北戴河,有较长时间连续游泳的机会了,我才练得比较自信与熟练了。在纠正姿势方面,至今仍在学习调整。


刚刚做到了漂在水面不会沉底,我又练开了跳水。第一步,比赛跳水,跃入水中时呈二十度角,就是这样,我跳前心脏的跳动也如敲鼓一般,怦怦怦怦,面无人色,还是非跳不可。每次都跳,每次都怕,越怕越跳,越跳越怕,因为越跳越高,从池边跳到一米跳板上忽悠着跳了……终于越跳越不怕了。轻轻跳起转身,头向下保持垂直,落入水中,轻轻在水下转身,哧溜,吐一口浊气,人出来了,一切安全无恙。一直发展到在新疆红雁池水库跳五米高的悬崖,在墨西哥城海洋公园跳四米高的跳板。


我其实自幼孱弱,我不壮实,甚至于是不健康。我的胆子也不大,我常常在体育课上完不成指定动作。我深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要好好学游泳,我要挑战自己,学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意味着胜利、健康、勇气与自主征服。


其实我的跳水姿势也极难看,腿是半蜷着的,更没有任何姿势,燕式或者镰刀式。但是我必须跳,与其说是体育或者游戏,不如说是一个既然规定了目标就必须达到的形而上的理念。跳水与游泳一样,是我的功课。我自幼就是一个重视功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