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动跟随本生产队的社员们到了工地，住进了地窝子，后来碰到几名业已相识的记者、水利技术员……大致属于一年到头下乡下工地，改造得很有成绩的那种泥土型知识分子，被拉到他们居住的竹板房，也过了几天高级生活。

区党委宣传部的老宋曾经问过我们公社书记，说是你们让王蒙去工地了吗？公社书记、大学毕业生刘澄同志赶紧声明没有。这边的公社书记可与麦盖提的不一样，读书明理，文明友好。老宋的意思是可以对王某更宽松更照顾些。但是我仍然为我的曾经去了此工地，住过了地窝子而自豪。我反省，我的前去不无作秀成分，我只在那里待了不多天。也罢，我仍然认为这是我那个时期的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经验。它使我多了一个资源，多了一个吹牛的话题，而且，不是被迫（害），而是自愿自觉，苦中作乐。其中某些经验，例如关于冬季餐馆的门帘与氛围，我曾写到《歌神》里。

我这七十年经历了许多变革，有一条没有变，人民永远要干活吃饭。

在评论拙作《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讲到反映的历史时期：（极“左”）政治扭曲了生活，而生活又消解了（极“左”）政治。

她讲得精辟，其味无穷。

怎么样才能活下去，这永远是工农大众面临的首要课题。要出工，至少是因为，不出工队里不会痛痛快快地给你发口粮。要割草，割了还要割，伊犁冬天长，雪大，小半年天寒地冻，牲畜吃什么？阿卜都热合满一到秋季，每天回家都特别晚，他收工以后，还要大割其草，而他回到家，往往拒绝立即用餐，而是气呼呼地先检查牲畜们的情况，看哪头牲畜饿着没有，如发现了问题，必定抱怨不止。赫里倩姆为了尽好为老头做饭的职责，不怕浪费柴禾，早早烧开了锅，一次次往锅里兑凉水，但是老汉偏偏不配合，让她枯烧锅一个小时或者更多。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调整打扮他们的小院，今天在这里搭一个棚子，明天在那里砌一个炉灶，后天拆掉原有的狗窝，大后天又挖掉果树下的小块菜地改种鲜红的玫瑰花——他们想的是活得更舒服一点。

老太婆忙的是另一套，她们可没听说过女权主义或者男女平等。夏季打一次馕，烟熏火燎，颜面如焚。其他时间一件常活是掺和鲜牛粪与煤渣，做成含粪煤饼，贴到墙面上晒干。凸凸凹凹的土墙上，贴满大大小小状貌各异的大致圆形的牛粪煤渣饼，如金元如箭靶如密电码如红斑狼疮如天才的多义创作，很给人以现代抽象艺术的冲击感觉。如果我画油画，我一定先画一张满墙的怪异的牛粪饼。

她老还酿造各种食品，有一种用糜子米发酵做成的泡孜，类似淡黄酒加醋也类似俄式喀瓦斯。牛奶的制法也很多。发酵后是酸奶。酸奶兜在纱布里脱水，变成浓鲜酪，极美味，再脱水成为干酪。而老爷子的精彩贡献是自制葡萄酒，详情我写在《葡萄的精灵》中了。

她们的做饭最迷人的是拉面，有时她姐姐的女儿美丽的小学教师玛丽亚姆来帮忙做。加盐水和好面团，分成几个长方形体的面记子，抹上一层菜子油或胡麻油醒面。拉起来得心应手，巧手如花。而更典型的喀什噶尔式拉面是把面条盘成螺旋——圆形，如内地用的盘香，一锅面就这么一根，再拉起来又如整理打毛衣的羊绒线。

维吾尔人的烹调可以定位于东西之间，农牧之间。有些食品显然来自汉族，煮娃娃（饺子），曲曲儿（馄饨），拉面，发音也是来自汉语，虽然我一时判断不准是何时何地的方言。有的来自中东地区，如馕，波罗甫（抓饭，波斯语），库尔达克（炖肉菜，阿拉伯语）。他们做菜不喜欢放太多调料尤其是黑色酱油，更注重肉或蔬菜的本色，这一点像西餐。他们的羊肉确实做得极香美。他们甚至相信，不同的人宰杀的羊肉会有不同的味道。我和芳多少次用维吾尔族的办法做羊肉菜，始终做不出那种味道。他们也吃馅，但是不把肉弄得过碎过烂，更不用绞肉机把肉绞成泥糊，而是把肉切成小块，配上洋葱，做成皮特尔馒头（薄皮死面包子），萨木萨（烤包子）与饺子、肉饼，都能突出羊肉的滋味与咀嚼肉食的感觉。他们更喜欢没完没了地喝奶茶。维吾尔老农曾经详细向我询问关于茶树栽培和茶叶烘烤发酵的细节，听我一知半解地说完，他们叹息说：“怎么这样好吃啊，内地的东西可真好啊。”

赫里倩姆的亲戚很多，玛丽亚姆经常戴着好看的头巾，她的样子，还有她的经常比自然发音高八度的类似尖叫——惊叹的嗓音，令我想起一只美丽的鸟儿。玛丽亚姆的母亲阿其汗住在三大队，病病恹恹，哼哼唧唧。她的儿子住在伊宁市西公园，名图尔地阿洪。他是区党校的干部，因思想问题被“挂”了已近十年。他有五个孩子和一位漂亮、丰满、富有曲线的乌孜别克族妻子，在十门市部当售货员。他们家人多房小，居然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毯花毡，茶具餐具，不但随手可用，而且赏心悦目，他们的孩子也个个那么活泼美丽可爱。

你不能不认定图妻是一位能干的女性。一次他们拉着我和芳到西公园“亲戚”

家做客。阿其汗儿媳端出来的奶茶据说不够浓稠，使玛丽亚姆觉得丢脸，并向我致歉多次，我却浑然不觉。

赫里倩姆还有一继母，阿依穆，阿依穆的儿子伊明在县拖拉机站，女儿阿依仙姆则生活在精河县，是医生。这些人我都不少接触，如同他们家的成员。

直到二零零九年夏，我到伊犁去，正接受州党委领导的宴请，阿依仙姆来到了宾馆，我被叫出去见她，老太太见到我抱着我大哭，深情可感。

辈分最高的阿依穆向我发出过终极关怀的问题，她说：“老王，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短促？你看我已经老了呀。”

我不知如何作答，便和稀泥说：“人的一生，也不算很短嘛。”

她叹道：“老王，老王，生命是甜蜜的哟！”

这是唯一的一次哲学讨论，原因是她的生活比较优越，镶着几颗金牙，她很少为吃喝与牲畜的草料发愁。其他农民们则只考虑“如何”能活，也不拒绝讨论如何可以活得更好，但从不讨论“为何”要活或为何到时候还要不活——死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他们愚笨，还是由于他们其实更聪明。

如何活的问题当然也有怪论，如一位劳改释放的农民就说，在劳改队的生活很不错，甚至比不进劳改队不见得差。这太刺激了。

队里有两位特殊社员。一位是举止潇洒，相貌英俊，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式的人物曼苏尔·艾山，他是乌兹别克人。他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曾在南疆任教，但更留恋家乡的生活，便退职还乡务农。他仍然温文尔雅。社教中他当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到供销社售货，他帮我收买过农家鸡蛋。再后来到中学教书。他的家庭属于上中农，他的父亲老实持重，母亲玛合甫莱提汗开朗、美丽、能干、利索，她的为人与说话与嗓音，都十分明亮。他们有一个大的相对很整齐的宅院。他们家里常有奶制品、羊油与甜食的气味。他们喜欢穿高腰的皮靴。他们家里铺着挂着各色花毡与地毯。他们教会了我与芳用蜂蜜、面粉和食油做一种甜品：阿勒瓦，我把它叫做“三不沾”，后者是北京鲁菜馆“同和居”

的名点，据说解放初期曾被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邀请去参加莱比锡博览会上的烹调表演。

曼苏尔的妻子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她其实是曼的堂妹。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非常聪明可爱，但因近亲婚姻，没有能长大。令人悲伤。

另一位“知识分子”是曾在南疆教体育的艾拜杜拉，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几十分钟过去，连口气都不换。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是由于和女学生有名堂被学校开除，回乡来的。他公然介绍说，女人与女人的主要区别不在器官而在呻唤。

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出现，各生产队要设立政治队长，他被选举为政治队长。每天上工前他都天花乱坠地讲一通时事政治，有时批一通地富分子，主要还是批帝修反。有一次我发现，他白天在地头批完了地主分子，晚上却在此地主家吃抓饭，想来是此人过“乃孜尔”——一种祈福和消灾的宴请。他从地主家出门，地主送客时正逢我遛弯走到那里，他见了我很不好意思，我当然做无觉状。难道我会去找这位政治队长的麻烦吗？

干部们也一样。那个年代开一次会很麻烦，开一次会先要务虚，即讲一堆不着边际的话。公社一开会乃至县里一开三级干部会就好几天，队长们一开会就疲乏困倦得欲死欲瘫。他们回到队里传达上级会议的精神，也是先猛讲一气大道理。

一口气说了几十分钟，然后队长问道：“怎么样？”

众社员异口同声答道：“乌仑拉依米孜！”就是要坚决完成坚决落实。

此后，除了分牛肉以外，其他都少有下文。例如这里的农民习惯，使役的大牲畜均不戴笼嘴，麦收中的牛马，大口吃麦穗，拉的粪便也都是麦粒。对此上级三令五申，必须给牛马戴笼嘴，但社员就是不听。为此我感到不解，我与老农们商议，他们说，收获季节，胡大允许大家吃饱，牲畜也同样有放开肚皮大嚼的权利，万物自有定数，自有天饷（赖斯可），人类岂可擅动擅改！

维吾尔人喜欢的一个词儿叫做“塔玛霞儿”，可以译为“漫游”，但嫌文了些。

可以径直译为“散步”，但嫌单纯了些。可以译为“玩耍”，但嫌幼稚了些。可以译为休息，但嫌消极了些。可以译为娱乐，但嫌专业与造作了些，娱乐是有意为之，塔玛霞儿却是天趣无迹。塔玛霞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游戏精神。像py也像enjoymen，像rex也像akeres。维吾尔人有一句相当极端的说法：“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部是塔玛霞儿！”

在这里我常常感染到他们的塔玛霞儿精神。

24农村的纵横捭阖

我常常琢磨，“文革”在巴彦岱是怎么样开始的。

批判吴晗的时候公社里没有动静。我想起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中学工作，我与团市委的一个部门领导给吴副市长汇报过一次工作，那次对吴的印象是零，因为他吗话也不说，只是一脸的笑容；也许他认为我们只是做汇报状，他乃做听汇报状？邓拓的事就吓人了，我毕竟熟悉北京与市委。

北京市委一改组，矛头一对准彭真，边疆也震动起来。

我所在的大队也召开了邓拓批判大会，大队秘书图尔地做主题发言，他也学会了搞批判，讲得情文并茂。他不停地说着，“三（你），邓拓……”维吾尔文是很注意对陌生人使用第二人称尊称式的，说是即使处决犯人，行刑者对犯人的说法也是斯依孜（您）而不是“三”。维吾尔文还有一个词，叫噶尔赞呆（黑帮），也是非常重的一个词。你一听，就知道邓拓完了。

麻烦在于维吾尔语的“万岁”的说法是“亚夏松”，而“打倒”的说法是“哟卡松”，略有相近。我亲耳听到在批判邓拓大会上喊口号时，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毛拉·库图洛克把该喊万岁亚夏松的地方喊成打倒哟卡松。急得大队书记阿西穆面红耳赤，连忙竭尽全力用正确的口号把他的错误叫喊压下去。还好，在厚道的伊犁农村，没有人抓辫子整人。

在青年人中间，“文革”的开始带有一种提供新的经验的欢快情绪。根据报纸与广播对于各地红卫兵运动的介绍，我们大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依后来的观点应算是御用的红卫兵），敲锣打鼓，贴标语挂横幅，搞红海洋到处写语录，而且，所有语录要用红底黄字，那个时候是很忌黑色的。大队红卫兵还搞抄（取缔）鸽子，维吾尔族人养鸽子玩鸽子历史悠久，古代维吾尔族前身叫做回鹘，即回纥，又名回鸽，此名之由来与他们喜养鸽子有关。《纳瓦依》一书中就有彼辈欣赏鸽子飞翔与鸽铃优美的描写与插图。

红卫兵提出要剃掉胡须。大队干部首先响应。刹那间各位美髯公山羊胡仁丹胡还有两端翘起的布琼尼胡，都剃光了，大家摸着光光的下巴，哈哈大笑。

红卫兵没收了一些旧书，不准养鸽子，不准养黄鼬（这里有养黄鼬的习惯，用来捕鼠，说是黄鼬可以缩骨钻入鼠洞对鼠类搞种族灭绝），没收赌具。

很快你已经弄不清哪些是本原的红卫兵的主旨，哪些是红卫兵运动普及过程中的加码，哪些是滚雪球式的无限扩张。开始出现了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的冲击。如果不是突然杀出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光一个“破四旧”

就不知会伊于胡底。

一批判资反路线，农村也有了反响。首先是几个三年灾害时期从东边迁来的新户。一个姓王的甘肃人，一个姓马的青海人，开始批大队的御用红卫兵。

而大队会计等最初对红卫兵运动颇感兴趣的人，一下子就蔫下去了。接着王、马等贴出了针对我的大字报。他们不知道我的姓名，称我为王益民，但是他们闻出了味道。

依例王与马向我发出“通令”，我去了庄子。有意思的是他们先要求我摘下眼镜来。我明白，对于他们来说，戴眼镜是一种奢侈，更是摆谱耍威风的表现。

我回去就病了，支气管炎，发烧。病了几天，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一，我确实没有留任何把柄；第二，毕竟他们连我的姓名都闹不清。

阿卜都热合满一再叹息，世界没有了主人（犹言没有了王法）了吗？

真正的人物还在后头。王与马，尚未完全适应当地的环境，不会打钐镰，不会在大水漫灌时打土埂，连与广大社员通话都不可能，形象模糊，掀不起多大浪头。最早的积极分子往往成不了角色，此事亦然。维吾尔族社员对政治运动似觉隔着一层，多采取观望态度，对种种事件大惑不解。我们队里有一个机灵而又剽悍的回民朋友，在历史的这个当儿应运浮出水面。

他叫穆萨子，麻脸，虎背熊腰，力大如牛，头戴柯尔克孜式船形毡帽，镶金牙，皮靴，腰缠宽布带，条绒衣裤，有较强的狐腋味，爱交际，喜吹牛，尤其常给各族女社员讲他年轻时如何用一把砍土镘砍死两条毒蛇的事迹。他一讲大家就笑，齐声高喊着：“泡！泡！泡！”泡就是吹牛放炮。维吾尔语“泡其”，指牛皮大王——吹牛者，“其”是人格词尾。另有一词叫做“呶其”是英雄好汉。我评论穆兄并一般的伊犁男人说，“嗨姆呶其，嗨姆泡其”——“既是好汉，又是牛皮狂”，深得众人首肯。穆兄爱唱花儿，尤爱唱狎妓歌曲：“姐姐好啊妹妹好啊，哪个合心哪个好，西瓜甜呀甜瓜（指哈密瓜）甜呀哪个合口哪个甜。”这是平津学生大联欢时爱唱的《沙里红巴唉哟号》曲调的原词。穆兄还会用回族小调的唱法唱《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他是用假嗓唱“溜溜的”三个字的，这使我深感困惑，不是说是西康的藏族歌曲吗？怎么能唱出回族小调——山歌的味道？我听过许多歌者包括保加利亚的男高音唱这个歌，从来还没有像穆萨子唱得这样地道，民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