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干活吃饭(1934—1979)(20)

作者:王蒙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0:41

|

本章字节:12298字

后来,一九六九年,我终于又拿起了笔,为女儿的出生而记婴儿日记。在女儿没有学会说话以前,除情绪起居外,观察大便对于了解婴儿的进食、营养、消化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研究与处理婴儿便秘、泻肚、不思饮食诸症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也过有关书籍。至今,我的孙子辈碰到这方面的疑难杂症,他们的父母仍然习惯于向我请教,并因此而被子女们授予史(屎)学家的称号。


近似强弩之末的是清理队伍与一打三反。一打三反都是什么我已经记忆不清,只知颇刺刀见红。二中搞清理队伍时宣传队很严厉,通知全体教职工从某天起集中住宿,不得回家。于是一切雷厉风行,正在给婴儿喂奶的女老师连忙断奶,家里没人照顾的打电报求爹找娘,有的把子女送回内地,一时也算鸡飞狗跳,煞有介事。


这时就显出维吾尔人的伟大来了,所有维吾尔族职工,绝对未经串联酝酿,人人都对集中学习一事点头称是,笑脸欢迎,表示坚决照办。到了宣传队所定集中住宿的那一天,没有一个维吾尔族员工带行李与任何生活用具来。包括已经斗得人不人鬼不鬼的“黑帮”,也没有人带行李用具来的。宣传队大怒,责问起谁来,都是同一口径:“明天……明天……”笑容灿烂,诚意斐然,天真无邪,驯态可掬。第二天,还是“明天……明天……”第三天,第四天,永远明天。


就这么着,硬是把集中住宿搞清队拖“黄”了!这也算是庶民的奇迹了。


而在农村,来的是兵团宣传队。我们二大队的组长是一位斯姓会计,长得有点江南秀士风姿。他与我交谈后第二天找我,说是经研究对我可以利用,让我参加整材料和翻译等工作。


参加文字与口译工作后我可吓坏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被揪斗的人士,包括那个想当“特务”的中专辍学生,都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见则都是:


死刑。


斯会计在一名老新疆,汉族社员老石家用餐。后来他听到辗转传来老石议论斯等吃饭不好伺候,给的钱也不够等闲言,勃然大怒,便找老石到大队部来谈话,没说两句话,他上去给了老石一个嘴巴。老石毫不含糊,迎过去反打了斯同志一个大嘴巴。老石毕竟是农民,挥起巴掌来比上肢活动主要是打算盘的会计有力得多,斯老弟立刻是面如桃花,五指印至少能看出四根手指的痕迹。


老石自有道理——注意:不要低估中国农民,这是王某一辈子积累的经验。


宣传队的副队长也在石家用餐,并对石印象极好,而斯又不是党员,在他们兵团宣传队的圈子里算是一个晦气的半知识分子。互扇耳光的结局是老石大获全胜,有关领导决定,斯作检讨,调回兵团农场。


农村里的揪斗主要是查反革命集团,愈查愈多,人山人海。就在这个时刻,忽然传来周总理指示:不得任意揪反革命集团,凡要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者,本县本地区本省无权首肯,必须送报中央审定。


咱们的事真怪,只这么一说,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按当时的说法,人民经受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切照旧。


也不是照旧。庄子那边有一位从江苏来的徐姓,说是五七年犯过事,回乡生产,这次刚一揪斗,挨了几下,触及皮肉(林彪语),第二天跑到巴彦岱公路上撞了汽车,目击者向我描述了他被撞后弹出去,倒下,又挺了挺身子,欲起未起,终于倒地的情景。


还有一位另一个公社领导干部张同志,是老宋的好友,竟在这个当儿站在公路路口用菜刀结束了生命。这可能与本地两派斗争的消长有关,张所属的那一派没有在斗争中得到优势。连宣传部老宋也做好了被清出的准备,整天研究中医,说是争取退职后行医。还听说,南疆的一位维吾尔语专家,尤其是为民族民间歌曲配汉译歌词的专家段焜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自尽。愿无辜者的牺牲令我们警醒,愿我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类似的事情。


我与芳仍然常常纳闷,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四九年以后的大好局面闹成了现在这种***不类、不死不活的样子。难道?莫非?太叫人痛心了,而且,我没有痛心的权利。


在新华东路一巷住了两年,芳的一个要好的同事,数学教师萨黛提,通过其夫一中校长巴衣·巴拉提(哈萨克族)的安排,我们住到第一中学家属院。


原因之一是支付能力发生了逆转,一九六九年春开始,我所在的单位自治区文联成立了大联委,大联委通知巴彦岱公社,王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什么什么,扣发工资,冻结存款,只发生活费每月六十元。恰恰这一年我们添人进口,女儿出世了。


公社革委会明确告诉我,文联大联委不是权力机构,他们无权向公社下命令,他们不准备执行所谓冻结王蒙存款的语句。他明确地说,王在这里,并无不良记录,他们不准备对王下手。


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公社干部都相当可爱。刘澄同志是大学生,不但能抓基层工作而且爱思考问题,常常能提出一些见解。公社秘书罗远富与妻子李惠坤都是“八一”农学院毕业生,他们都能扎根边疆与农民打成一片。罗远富能写维吾尔文艺术字,还能自造馕坑。李惠坤整天跑在生产队推广良种,讲着湖南味的维吾尔语,深受农民欢迎。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后来,罗曾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世功的秘书,还担任过吐鲁番地委书记与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


一中是以哈萨克师生为主的学校,旧称哈萨克学校。位于伊宁市西部努海图,这里过去是塔塔尔族聚居区,房屋显得比较洋,道路也比较宽阔整齐,但大多是土路。一中以哈族师生为主。我在这里与少数民族人士一起,反而感到舒服一些。


萨黛提是南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人。她的妹妹玛依努尔(波斯语,月光之意)高中毕业,碰到了“文革”,只好住在姐姐这里赋闲。她极爱读书,眼睛都读近视了,“文革”中却找不到书读。我反而利用在农村当过“干部”的便利,常常找到一些(被收缴的)维吾尔文书,悄悄与她姐俩的藏书交换,建立了友谊。后来,干脆玛依努尔当起女儿伊欢的保姆,白天负责看护伊欢。我们买了维吾尔族式的婴儿摇床,玛依努尔也完全按照维吾尔的方式带孩子。从小教给她伴着娜依娜依娜依的节拍,翻动手掌跳舞。吃一点东西,先把要吃的食物放到茶水或白开水中泡放。直到现在,伊欢有时吃饼干时先泡一下,令人不解。在伊欢八九个月大时,她可以扶着桌椅站立,一次就这样不平稳地站立着,她流着泪吃掉一枚洋葱头,新疆叫做“皮牙孜”的,显示了女儿的豪气冲天与必能成就大事。


由于工资被扣掉了一半多,生活开支,渐显窘态。芳有一股子劲,与别人不同,正因为没钱了,她要带着大儿子王山与女儿伊欢坐飞机从伊犁到乌鲁木齐,再从乌市乘火车回北京。她不允许自家也不允许旁人向命运显现难色,她要永远鼓着一种劲。也算可以的了。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在到伊犁六年以后,一九七一年春,我乘长途汽车回到乌鲁木齐,来到文联。


哭笑不得,文联两派群众组织还在斗,他们还在贴大字报,贴的内容是文联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天呀,这是什么盖子呀,是无缝钢管吗?是合金钢焊死的吗?


文联真够戗,大诗人铁依甫江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退职到农村去了,地质作家何永鳘由于清队中做假交代被逮捕了,被捕的还有一人,劝其退职的则更多。


可能是由于我的面目与身份不太明晰,到达乌市后一个短时期,包括最好的朋友,对我也只限于点头微笑,寒暄一下,没有人与我谈心,没有人与我交流。


与家人也分离了,通一封信要一个星期。每天,我的心是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回到文联,住在单身宿舍,与诗人热合穆同屋,我与他相濡以沫,度过了难熬的几天。我们一起喝过一瓶白葡萄酒。我们一起吃过面条。我们也闲谈了许多家长里短,特别是谈伊犁。


要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一个月后,上级决定文联的人全部下干校,文联的性质属于斗批散机构。


我们的干校在乌市南郊乌拉泊地区。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年多。我与维吾尔诗人克里木·霍加耶夫、评论家帕塔尔江等住在一间房里。我的“天天读”也参加维吾尔族组,反复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著作。倒也颇有收获。


最大的收获是到了“五七”干校。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当时没有“政治问题”的人算做“五七战士”,有“问题”的人,如挂在那里的一些人,就不算战士。我终于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是瓜熟蒂落地也是受宠若惊地明白自己是“战士”,维吾尔语叫“江其”了,呜呼。那次会议“江其”到一个大房间去,而非“江其”无权参加,我被叫到了大房间。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来,我既然是战士就不是被挂起来的,我不可能是挂着的战士,如果一个战士被挂了起来,他还怎么战斗呢?我说这话是因为文联有小当权派说我是属于“挂着”的。


“五七”干校校长是原文化厅长巩克,他听了我的发言大笑起来,并说:“那就不要战斗了吧。”我相信,明确我是“江其”也是巩克同志拍的板。


醉翁之意不在战斗,而在工资。不久,工资补发了,一下子两千多块钱。


我告诉芳。最奇怪的是平素不喜爱讲教条的芳回信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立即去商店买了一条俄式紫红毛毯以示庆祝。


文联的同事尤其是少数民族同事反而羡慕起我来,说我是太“酷”了。维吾尔语中也有“酷”一词,指精明机灵,与英语的酷——cool有所不同。


28干校纪趣


乌拉泊位于乌鲁木齐南四十多公里,不远。离乌拉泊水库更近。一些文教机构,用大量经费在这里修渠引水,拉线输电,盖房拓荒,还设置了一些拖拉机康拜因与运货卡车。


文联的人来到这里算是第一连,全“校”都是军事建制。开始几夜我是夜班浇灌,到次日凌晨真是累得步子都迈不动了。后来突然被连部选中担任炊事班副班长,受宠若惊。不但自己觉得深受信任,到了要害部门,连同连的“五七战士”也对我突生敬意,努力讨好。用我的“部下”,我这个组的炊事员,诗人克里木·霍加的话来说:刀把子,印把子(这两把子“文革”中常被提及),另外应加上勺把子,都是权力的象征,都重要。


我学会了在大工作台面上一次和一袋面,这是我至今用来吹牛的一个资本。


炊事班长是老作家王玉胡(一大批新疆题材的电影片都是他编剧的)。他已经“解放”。王谷林的特长在建筑方面,尤其是修火墙,已达专业水准。可怜刘萧芜,还在“挂”着,负责喂猪,常常赶不上吃饭,只能吃剩的凉的。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批判。有一篇学习材料上赫然刊出了下面的文章,文章批判一篇童话:《拔萝卜》,童话说兔儿种了大萝卜,个儿太大了,拔不动,便找了一大群兔儿来,一个拉着一个,合力拉起了大萝卜。但是批判文章令人喷饭。


文章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硬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可以与之比美的有新任文化局领导的佳话,说是他审查一首歌词,歌词中有小溪唱着歌字样,领导说:“小溪怎么会唱歌?”


我也在学习会上听到过一位原食堂管理员对于一位音乐家的批判:“你每月拿着文联最高的工资,你还反党,你还放毒……其实你还不如拿上工资就睡大觉,什么事也不干,也比现在这个样子好!”


但大家的情绪还是不错:第一,有活干,比整天两派斗,一斗斗了五年盖子还揭不开要好。第二,集体生活自有其特殊的乐趣,或者叫做热闹。第三,吃得不错,比在农村吃得好多了。第四,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是别处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我们办壁报,我还填了一首《青玉案》,歌颂干校生活,现已找不着了。


我们举行文艺演出,在戈壁滩上,在明月之下高歌猛唱,都道是上干校如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三生有幸。你很难说这些体会都靠不住。


后日老诗人臧克家吟诗歌颂向阳“五七”干校,当亦可以理解。


“五七”干校期间,我曾经在一次国庆假期中奉命到呼图壁县雀儿沟林场装运木材。密林中的山沟,美丽清纯神妙,堪称绝顶。这几天奇异的经验,我写到中篇《鹰谷》中了。


每月一次休假,我因家在伊犁,无家可归,或到乌市在文联机关住两三天,或自留守乌拉泊值班。在乌鲁木齐我结识了颇具老夫子风度的语言学者郝关中。


他是新成立的自治区文化局干部。我们二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都与哈萨克青年编辑乌拉孜汗友善,他陷入一个麻烦:他与乌兹别克女青年阿丽娅相恋甚笃,但阿家不同意,她的两个哥哥昼夜监视着他们俩,并曾对二人拳脚相加。


两人偷偷相会,苦死了。


阿丽娅特别爱乌拉孜汗,乌一说话她就笑得像开了花一样。阿的脸是红扑扑的,天真动人,我与郝先生深感同情。我们不但为他们出谋划策,而且充当尖兵,在他们有什么活动计划时先为他们踩点,侦察清地形地物与周围人事环境后,他们再出去,在他们二人外出期间,我们二人还为他们放哨,充当保镖。


最后,在我们的共同保护下,他们二人登记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乌拉泊值班时,一个是利用职权,自我优待,包饺子、炸油饼和荤素丸子,并且饮酒自娱。一个是没完没了地用半导体收音机听样板戏。至于把样板戏说成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新纪元,那不过是穷疯了做梦捡金条罢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一发生,我们干校的那一股邪气立即撒掉了。


人们的兴趣是改善生活与等待“毕业”。干校二连(原教育厅干部)购买了金华猪崽和一批奶牛,每天给“战士”们供应牛奶与紧棒棒的美味猪肉。每天晚上,各室不是下象棋就是打扑克,鏖战到深夜。最后连领导不得不催促大家:“同志们,再不睡觉就影响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我突然想到,也许虎头蛇尾是世界诸事的规律,许多战争是这样,许多创作也是这样——如《红楼梦》。创世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林彪的事情,芳闹了个笑话。干校期间,我们俩通信,都做好了信件被检查的准备,每封信上都要写大量语录,套话,歌颂之类的话,忽然一次,芳的来信上大讲要我以林为榜样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此时,林已跌死在温都尔汗了。此事被我抓住狠狠地取笑了一番。而过去,教条呀,胆小呀,死板啊,都是她常常取笑我的。


渐渐地,一些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而又确有一技之长的“战士”,如会绘画的,会语言的宣告毕业,离开干校调往文化局或其他文化单位。到了一九七三年,根据当时的新疆一把手赛福鼎同志的指示,说是文联这一拨子人还是有可用之处的,遂成立了一个创作研究室,隶属于文化局下面,把全部原文联、现干校一连的人员调回。同时,铁依甫江等也被创作研究室收回,据说他在呼图壁农村风光了一回,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按,老铁小时候上过经文学校,他可以用古阿拉伯文读《古兰经》,所以虽到了农村,与别人的待遇并不一样,还有说他是被待若上宾,经常吃包子抓饭,经常吃手抓羊肉的。是否如此,我当面问过他,他笑而不答。


这时我的维吾尔语成了一宝。我先是被分到维吾尔文编辑部筹备《新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