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干活吃饭(1934—1979)(9)

作者:王蒙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0:40

|

本章字节:12208字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是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


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待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车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在中篇《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12新的一页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命运中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


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毛主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说了话,我当然感恩戴德,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仅仅是毛主席对我个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沂、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实质为批判“双百”方针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转载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是正说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允执厥中吗?


紧跟着却转入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我的精神不再高调,我对报纸上揭出来的那些“右派”,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类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还没有此后的发展,叫做“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我不安地苦笑着,不妙。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领导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作家老革命公木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公木老师公木领导也划成分子了。


这样去团市委参加运动,我反倒觉得有了着落。团市委的干部大多来自地下党里的大、中学生党员,文化高,年纪轻,经过地下斗争的生死考验,积极进取,善于分析,弱点是脱离生产生活实际。凡是运动,一到团市委,都如火如荼。三反五反后期,有个民主补课阶段,即发动各单位群众给领导提意见。


不论是(中共)市委区委,都正常地过去了,团市委则群情激昂,热泪盈眶,把领导斗了个不亦乐乎。团市委搞的反右,也是十分刺激,我去报到的时候,机关揪右派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了,仍然不断扩大着战果,一张又一张足以吓死人的从政治上下毒手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在团市委,反右派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成了政治歇斯底里,欲罢不能了。


有一位名为李鲁的同事,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很自然地留一点小胡子。


他本人没上过大学,但他的妻子小田是一位皮肤白皙,善于辞令,被认为很“强”


的大学生党员,她是南方人,我行我素。她的自备茶杯上写着“b(肺结核)大王之杯”,以防止别人随便使用。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李,他上下打量我,唉声叹气,摇头不止:“王蒙,你怎么这样……”我才明白,是说我穿衣不整齐。


什么原因,不知道,李鲁一上来就被团市委揪出来了。我到达团市委后,一次无意在一间地下室(可能是资料室)碰见了他,他抬起头来,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像是盲人的眼睛,满脸上都有一层雾气,这是一个灵魂已经被手术刀摘除的人的形象,他的面部肌肉像是死人。我才知道资料室大概权充了他的隔离反省室,吓得我回身就跑。


据负责我的“问题”的王静中讲,李鲁对一个女中学生有猥亵行为,运动后期,作为触犯刑律者,他被捕并判处八年徒刑。还传出来过他劳改中在清河农场织袜子。刑满释放后,他回乡务农,后去世。


机关还有一个划为极右分子的广东人老王,说是他在反省期间***,被人发现,成为右派乃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证明。


团市委所属一个单位,一位女同志批判该单位的右派分子,由于激动,当场气晕过去了,这种义愤也令人震惊。


我后来屡屡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在群体中处于弱势的可怜人,他或她无背景、无特长、无成果、无资历学历、无升迁成长的可能……总之啥都没有的人,突然得到了机会去批斗辱骂那些过去高高在上、压他一头的人,他或她会有一种侥幸感、安全感,终能出头露面、充当积极分子了,这很喜悦振奋,这一类心理对于发动群众运动非常有效。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王静中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其时他刚刚离了婚。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他常常用归谬法,你有a问题,一个人怎么可能仅仅有a呢?有a就有b,然后是cdef……直到z,直到z,z的无限次方。


我对于王静中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相信王静中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我也深知,想怎么样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王静中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


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六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挂起,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确定帽子。半年前,清华的团委领导人阮铭已经向该校全体团员宣布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时为清华学生,大惊,告我。我为此找过王静中,王静中说尚未定性。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我的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基层负责人王静中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王静中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出来的错误思想,最后周扬拍板:划。


在批判会后三天,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开玩笑说是普希金的风格,我拿着背在肩上的小棉袄,一脸的光明与潇洒。整个青年时代,我没有照出过这样帅气的照片。


王静中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他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王静中两次吞安眠药自杀,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回想起来,此人十分阴暗,正是在反右高潮中,他离了婚,他整人的心态十分微妙。“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


迫害至死的同志开追悼会,王静中的追悼会我也去了。这就叫不堪回首。


等候处理期间我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我爱读狄更斯。尤其爱读《双城记》。“这是光明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人们走向天堂,人们直接下了地狱……”(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


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与思维定势,根本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13悲剧成了闹剧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


等候处理期间我被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兴的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


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


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了桑峪。


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我感到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还有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不能出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


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真正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年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年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全民作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


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梯田。山泉。果树与荆蒿。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