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天高云淡。毛泽东在北平忙得不可开交。

9月21日晚6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彩灯高悬，六百多名代表已开始步入会场。

主席台的布置，别具一格：上方，挂着大字横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中，挂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以及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两侧，挂的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7时整，场外响起五十四响礼炮；场内，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作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在掌声中登上主席台。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旨讲话：“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就是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将在中国正式产生新的政府。

正当毛泽东在北平稳稳步上主席台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中国西南处于异常慌乱之中。

9月22日那天，蒋介石在重庆吃早饭，在昆明吃中饭，却在广州吃晚饭！

蒋介石是突然在上午10时由重庆飞抵昆明的，事先没有通知云南省主席卢汉。他已风闻卢汉与中共暗中来往，有可能叛变，所以他在前一天派儿子蒋经国先到昆明摸清虚实后，这才突然飞来。他有过西安事变的经验，所以提防着卢汉军变。

蒋介石一到昆明，作了训话，不敢在那里勾留，于当晚飞到广州。

蒋介石刚下飞机，便挨了一棒：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这天率八万军队投奔中共！

毛泽东呢？他正喜气洋洋，在北平忙于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和政协代表们商议着……

人有姓名，国有国号。关于国号，黄炎培、张自让建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则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查证，任弼时在1948年1月12日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经讨论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

会上，有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简称“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缔造的。但是，多数人反对此议，因为蒋介石二十八年来一直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混为一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不再采用中华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从1949年9月27日起，改北平为北京。其实，北平原称北京。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从此叫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由齿轮、麦穗、五星、天安门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会议代表从众多的设计稿中，选中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红色向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色，从红区、红军直至“红都”、红旗，皆为红色，象征热烈，也象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献身的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

黄色意味和平，又象征黄色人种；

五星，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象征五亿人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人口为五亿）；

五角星中的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虽说确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在1949年9月27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而遴选国旗的工作，却是从1949年6月15日开始的。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一百三十四名代表。会议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主持。

毛泽东在筹备会的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说明这个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新政协筹备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会议选举出筹备会常务委员二十一人，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在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

其中的“国旗、国徽、国歌”小组由参加大会的四十五个单位派代表参加，共五十五人。召集人为马叙伦，成员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这个小组向全国发出启事，征集意见和方案。《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一启事。一个多月后，筹备小组共收到从各地寄来的应征图案三千零一十二幅。

这三千零一十二幅国旗应征图案，张贴在北平饭店四一三号房间内，供与会的政协委员进行初评。

“国旗、国徽、国歌”小组的成员，大都是文艺界人士。经过初选，选出了三十八幅国旗图案，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然后，又从这三十八幅国旗图案之中，确定八种图案作为备选国旗。《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分送到各位政协委员手中，进行评议。

在这八种备选国旗中，最被看好的图案是：红底黄星，一条黄杠。黄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黄杠代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

有的委员看了，以为中国并非只有黄河一条大河而已，于是又衍生出另外两个草案：草案之一是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草案之二是三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珠江。

几天后，选出的三十八幅图案被送到了毛泽东和代表们的手里。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张治中问他喜欢哪幅国旗图案，毛泽东回答：“我还没有最后认定哪幅图案。”张治中说：“恕我直言，我反对用一条杠代表黄河图案。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有一条杠，这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像孙猴子的千钧棒。”毛主席哈哈大笑说：“噢，这倒是个问题，我约大家来研究一下，一定要选一幅大家都满意的。”

于是，曾经被列为第一候选的“黄杠”国旗图案被否决了。

这时，五星红旗图案，受到重视。这个设计图案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当时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都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不过，最初的五星红旗图案中，那颗大黄星之中，画着镰刀斧头，作者的原意是用来象征中国共产党。

田汉说道：“我认为可以拿掉大黄星中的镰刀和斧头，这并不妨碍整体的效果，反而更简洁了。”

许多委员也赞同田汉的意见。这样，根据田汉的意见，对五星红旗图案作了修改。

毛泽东、周恩来也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很好。

1949年9月27日，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五星红旗获得会议代表一致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出人意料的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并非专业的美术工作者，而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曾联松。

曾联松是温州瑞安人，从小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他从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了关于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设计了五星红旗。

1950年11月1日，曾联松收到一封标有“一一三七号文件”的公函：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引者注：当时用的是人民币旧币，一万元人民币旧币的币值约相当于今日一元人民币），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

1950年10月21日

曾联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被载入史册。

在开国大典上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摁电钮升起的五星红旗，如今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