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眼睛的莉莉卡在黑暗的走廊里行走，她走得很慢，黑暗对她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失去了眼睛就不会再担心黑暗。她只是一个偶人，甚至连偶人都算不上，失去了眼睛的莉莉卡不会想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传来一点声音，她手扶着墙壁，慢慢地向前走去。墙可以是障碍，同时也指明了道路。莉莉卡沉默着，带着微笑与惨白的眼珠走向某一扇门。她只是一张厚纸板，从侧面来看完全没有体积。门虚掩着，不需要推开门，她就能从那道狭窄的门缝里穿过。

她走进屋子。她已经是个盲人，但她知道我坐在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想我吗？”她说。

我屏住呼吸，努力克制着颤抖和勃起。

她慢慢地向我走来，空洞的眼珠，残破的身体，每一步都像是走在积雪上。

我没有醒来，这个梦会继续下去。

某一天下雨，我独自去了咖啡店。咖啡店离学校不远，在一条破旧失色的商业街上，两旁都是建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新村，一楼沿街的住户把墙砸开了，做成店面出租出去，理论上讲都是违章建筑。

这片商业区庞大而肮脏，污水横流，油烟弥漫，鼠患猖獗，老鼠们不仅从下水道里钻出来，还会从行道树上掉下来。由于紧贴居民区，客流量倒是完全不成问题，尽管平均消费能力不高，但绝对人数之众也造成了强大的局部内需。所经营的都是些需求弹性特别小的商品，米店、小吃店、廉价服装店、杂牌超市，间或有亮着红色灯光低回暗淡的洗头店。

雨中的商业街略显凄惨，行人稀少，万物残破。从远处看，咖啡店是穷街陋巷中的小庙，香火惨淡，陈旧失色的招牌像一件忘记收回来的衣服，孤悬在半空怪可怜的。

走进店里，灰色的水泥地坪，被硬物砸出星星点点的坑，原木吧台已经发黑发亮，咖啡座无序地聚在一起，像一群遭遇枪击后失去了主张的人，那是几张破得连旧货店都不肯收的人造革沙发，铺一条花纹莫名其妙的床单，坐着居然还很舒服，令人气恼。一个架子上摞着些旧书，其中有《列宁选集》、《托洛茨基自传》。所有摆设都歪歪斜斜的，令人不敢造次。这套家什放在高尚地段还有点情趣可言，放在这条街上，就像脱衣舞女跑进了女澡堂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虽然是个破店，看上去却非常有气势。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生意日趋萧条，店面更显破旧。说起来，宏观经济蒸蒸日上，股票起起落落，地产进入爆炸期，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回到学校里，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我经常来这里，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每次都是啤酒，永远不喝咖啡。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一阵子是比莉·霍莉黛，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有一阵子是陈绮贞，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傻坐着听音乐。

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阿姨丑陋而能干，从做咖啡到扫地，甚至炸春卷都会。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非常好吃，就着啤酒，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

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

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只要她在，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okcompuer》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听了整整一季，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

人少的日子里，我陪着她听《okcompuer》。店里没什么事情，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她似听非听，音乐也好，我说话也好。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说累了，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我便回到沙发上，看看风景，读一会儿托洛茨基。

“很久没见你了。”她说。

“开学以后来过一次，你不在。”

“寒假回家了？”

“别提了。”

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音乐。

她隔着吧台问我：“啤酒？”

“嗯。”

“下了一星期的雨，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雨水彻底击溃了咖啡店，想想也很悲惨。我记得一九九九年圣诞节，老板请了一支民谣乐队来表演，唱得固然不怎么样，但气氛非常棒，沙发里都填满了人，更多的人站着，进门的地方有一棵半人高的塑料圣诞树，挂着五颜六色的饰物。四个女招待在人堆里穿梭，戴着红红的圣诞帽。歌声像一块破旧的丝绒擦拭着我的心。那样的场面恐怕不复存在了。

她换了发型，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卷发，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头发可以是荆棘、是海浪、是火焰，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

总得说点什么。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便问：“看到海了吗？”

“看到了。”

“风景不错吧？”

“哪有什么风景，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海南？”

“不，我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海涂，海也是灰色的。风吹得厉害，根本没法靠近海，只能站在远处看看。”她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我是去看冬天的海。”

“好情调。”我说。

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我请她喝咖啡。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态度温和地拒绝了。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她又说，喝一杯，就一杯。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

减肥？

她说她爱喝清咖，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味、果香味，收口时的回甘，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坐上公共汽车到市的一个商厦，顶楼是影院。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那天下雪珠，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

散场时，商厦已然打烊，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等了很久，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她住在附近的新村，我送她回去，脚底踩着雪，感觉软绵绵的。其实积雪很薄，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

那段路有点长，气温很低，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也就是那时，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也就没有接茬。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黑漆漆的门洞口，她按亮了照明灯，沉默地走上楼梯。

此刻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看到细雨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她问我：“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找工作难。过了‘五一’想去上海碰碰运气。”我问她，“你呢？”

“就是这样啊。”她略微摊手，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眼前。

“换了发型。”

“换了很多东西呢。”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继续这样啊。”

“再请你喝一杯咖啡吧。”

“可以。”

“放点音乐吧，怎么不放音乐呢？”我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她将《okcompuer》放入cd机，选了一首《ledown》，最初的吉他声与外面的雨声融合得很好，随后，鼓声，歌声，起子吱的一声打开瓶盖。我喝了一口啤酒。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七星烟，抽出一根点上，我抽我自己的烟，两块五一包的福牌。她抽烟的姿势很特别，有一种十分生硬的东西横亘在她和香烟之间。

她拿起我的烟盒看了看说：“抽这么差的烟？”

这烟确实没话说，一口下去，吸出来的既不是一氧化碳也不是尼古丁，而是滋滋的焦油，抽完了嘴巴就像久未清洗的油烟机。这也是一种类似清咖的癖好。

“发型好看吗？”

“好看，但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不太像你了。”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试图改变自己？”

“是扭转，而不是改变。‘改变’这个词太容易了。”

我笑笑，我知道一个和我计较词语的女孩一定不简单。每一个在咖啡店打工的女孩都有她们自己的道理。

“为了扭转，再请你喝杯咖啡吧。”我说，“反正今天也只有我和你，看这样子不会再有人来了。”

她想了想说：“我也喝啤酒吧。”说罢给自己也开了一瓶。

我说：“以后来这里喝啤酒的机会不多了，五月份去外地找工作，要是情况好，也就不会回来了。在这里混了三年，唯一觉得美好的就是这家咖啡店。”

她笑笑说：“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可是生意就是好不起来，都像你这么慷慨就好了。”

“会好起来的。”

“以后没春卷吃了，阿姨辞工回家了。”

我扶着啤酒瓶，看着雨中的景色长叹一声：“今天就是想过来吃春卷的，可惜了。”

“以后这个咖啡店就剩我一个人了。”她用指甲弹了弹酒瓶子，另一只手捏着七星烟，注视着烟头。

想起来有一天在市的市区，某个商厦后面的垃圾桶边，看到有一个和她差不多装束的女孩，腰里束着咖啡店的围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那里抽烟。女孩的神态和姿势就像她一样，目光同样注视着烟头，那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再看？

喝光了啤酒，两个空瓶子很孤独地立在柜台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忽然说：“既然那么想吃春卷，我去给你炸。”

“你也会？”

“炸春卷而已嘛。”说完走进吧台后面的库房里，十分钟不到，端着一碟香喷喷的春卷走了出来。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干净，仿佛是把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消灭掉，义无反顾，决无留恋。

吃完了，我站起来埋单，穿上我的棉夹克。她伸手替我把一个塞在里面的领子翻了出来，掖好，说：“衣服没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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