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并不是专指文学家，包括一切科学的写作家在内。可惜现今中国女作家的范围太小，就是文学家也很少，至于科学方面，恐怕只有上海的一两个写法律的，和写历史的陈衡哲了。然而女作家在中国的地位却是很高，这固然是因为普通所常说的“物以稀为贵”。所以男作家冒充女士的事也常见的。并且男子还没有完全脱去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以为女子总是不如他们的，用好奇的心来看女子的作品。实在说起来，女人的心理的确有不同于男子的地方，女人的写作也与男子自有绝对不同的观点与描写。

现在大略的把几个在文学上成名的女作家介绍给诸位。

（一）绿漪，原名苏梅，她是安徽人。在上海《女声》新年号里有一篇署名苏雪林的《一个平凡人的自述》，关于她自己的身世，说得很详细。现在她是在武汉大学教文学。

（二）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人。从前在沪江大学读书。她的作品可以说是在女作家中受社会上最大的欢迎的。要知道她的详细身世，可以看《国闻周报》里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

（三）凌叔华，原名叫凌瑞棠，是我的同学，她是广东人。她的作品是善于写太太，而她的每一个太太差不多都是顶可爱的，现在她也在武汉大学教书。

（四）沉樱，原名是陈瑛，她是一个新进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有《喜筵之后》、《某少女》等，都写得不错，是有希望的作品。她是山东人，复旦大学毕业生，现在在北大做事。

女人除了用感情写文章以外，对于其它科学也都应该以写作为职业。中国太缺乏学理方面的书籍，差不多什么都得念原文课本，就是教员在课堂上举的例，像老人院啦，什么统计啦，也都是根据外国的例子。这真不能适合中国的环境。常常一个学生在中学时代他的功课很好，但是一入大学就忙的了不得，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都用原文课本，把许多时间用在翻字典上面。如果有中文的课本，那么读书的效率恐怕不只加倍。为了没有本国文的课本，使学生不容易也不方便去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真是一件羞耻的事。这种责任应该谁来负呢？就拿日本来说，他们除了外国语的课程以外，别的也全用日文课本。因此今后的中国女子都应当以外国文为工具，用本国文来写你本行的书籍。（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做文学家，是很明显的。）不管你所学的是什么，要把你学的能写出来。以写作为职业。这有三个理由：

第一，向来女子多是能学不能写的。拿医学来说，女大夫本事好的的确不少，但是关于医学的写作却没有一本。这不能不使我们觉得写作的重要了。

第二，写作不妨碍家庭中其他的工作。我们常常觉得——尤其在中学的时候——女人一结婚，她的一生就完了。其实事在人为，那些终日被孩子和仆妇们所包围的太太们，根本就不会做太太。如果你是有志写作，只要家庭住在离图书馆较近的地方，有几个讨论学问的朋友就够了。按我自己的经验，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像晚上八点到十点是很安静的。每天写两点钟就很不少。女子在生理上是有许多地方不如男子，不能像他们一样，所以在家庭中以写作为职业是更合宜，并且对于家庭中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妨碍。

第三，社会上急切的需要。曾有人问胡适之先生，“妇女解放应该先从什么地方做起？”胡先生就回答说，“妇女解放应该从妇女解放做起！”所以关于女子的书，不应当让男子替我们写。并且男人写的关于女子的事都不真切，就像许多里面描写的女子，让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十分可笑，如同电影上的人似的。因此女子应该写自己的东西，社会上很需要非女子写不出的作品。

有的人以为要写作，自然要汉文好，至少得在家里请老师教过几年国文。可是在我以上所说的这几位作家里，没有一个是在家里念过汉文的，就是男作家里恐怕除了梁启超、胡适之他们以外，像巴金、沈从文他们也是没有在家里请老师讲过国文的。我在中学的时候，所学的国文都离我们太远，那里比得上你们现在还可以读几篇白话文。那时候国文堂讲的是韩愈《进学解》，作文的题目是“富国强兵论”，文章的头一句总是“人生一世……”这对于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汉文是在自己下工夫、多念、多看、多写。况且写科学的文章不在乎辞藻。由我在燕大教国文的经验，看出那些风对雪、日对月的文章在班上并不到优等，因为拆开来都是空空洞洞没有什么东西在文章里面。反而是那些没有中过老师毒的能够把事理叙得简单清楚。而且现在的写作多用白话文，自然比较更容易。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却不可不留意下面的三点。

（一）固定的观点。不论是唯物史观、唯心……只要有一个固定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来开始写作。

（二）系统的思想。布局要清楚。个人有个人的思想系统，形成了各个作家不同的作风。譬如把叔华的作品写了丁玲的名字，或把绿漪的作品写了叔华的名字，无疑的谁都可以看出不是本人作的。

（三）通顺的文词。文词只要通顺就够了，不要写得太特别，反容易使人不了解。

女子应该以写作为职业，如果起初不会写，可以先以翻译为起始。这种写作的事业，可以从做小姐起写到当少奶奶，写到做老太太。常常有人问到婚姻与事业是不是矛盾的冲突的。这只看她个人有没有处理她事业的本领。以写作为目的是与升学和做事与否都不生问题的。只在乎个个女青年的努力了！

（委刚记）

（原载1934年1月13日《北平晨报》副刊《妇女青年》第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