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日甲午战争（1894），我的心头就热血潮涌。因为我父谢葆璋先生对我愤激地，他以军舰的枪炮二副的身体（份）参加了那次战争。他说那时日本舰队挂着英国旗从远处驶来，到了跟前才挂上日本国旗，让我们长炮毫无准备之下，仓促应战。在他身边的同事（我母亲的侄子杨建）被炮弹打中胸丹腹部倒下了，肠子都沾在烟筒上。停战后，父亲才从烟筒上把烤干的肝肠撕下来塞到他的胸腔里的。后来，这舰被击沉了，我父亲从大东沟战场泅水到刘公岛上岸，转回至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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