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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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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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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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46字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goehe,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即小见大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


望勿“纠正”


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


“……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当真看得懂么?


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花边文学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未来的光荣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后有德哥派拉;只有伐扬古久列,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