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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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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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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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450字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纠纷。我们不必看别的记录,只要看《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一篇,便知道他的长子llolsoi便是一个不满于父亲的亲母派。《回忆杂记》第二十七节说托尔斯泰喜欢盘问人家,如“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莱阿,便是他。末尾所记的ohedocorhewouldsay:“allmyarrangemensmusbedesroyed”尤为奇特,且不易解。托尔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没有进屋里去,作者又没有说这是医生所传述,所以令人觉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可以知道一点前年的iasnaiapoliana的情形。


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jdrinkwaer编的《heoulineoflieraure》,他和夫人的一幅从《sphere》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juliushar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gorky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riepin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lvov-rogachevski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riepin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caricaure),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dos-oievski的请女速记者做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上。日本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卖新闻社讲堂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maiski的演说,有napron女士的esenin诗的朗吟。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


“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annasan-nard将《annakarenina》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pen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galsworhy亦在席云。’


“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人,就是sendhal,balzac和fuber。对于他们的后辈mau-passan,mirbeau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annakarenina》和《忏悔》的法译本。mbiensock曾译过他的全集,可惜没有完。自从eugènemelchiordevogue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mrappopor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记。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ivanov)和铁捷克(reiakov)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sologub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鲁迅。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未曾完结,不过这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关系,这计画恐怕办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与翻刻王羲之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实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没有迟误的,但竟延误了一个月。近时得到几位爱读者的来信,责以迟延,勉以努力。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样办;不过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页,即等于十个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这十个月中,是印刷局的两次停工和举国同珍的一回“夏历”岁首,对于这些大事,几个《奔流》同人除跳黄浦江之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来。所以,据去年一年所积的经验,是觉得“凡例”上所说的“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实在着重起来了。


孙用先生寄来译诗之后,又寄一篇作者《lermonov小记》来。可惜那时第九本已经印好,不及添上了,现在补录在这里——


“密哈尔·古列维支·莱芒托夫(mikhailgurievi-chlermonov)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是一个俄国的诗人及家,被称为‘高加索的诗人’的,他曾有两次被流放于高加索(1837,1840),也在那儿因决斗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我们的时代的英雄》和诗歌《俄皇伊凡·华西里维支之歌》,《ismail-bey》及《魔鬼》等。”


韦素园先生有一封信,有几处是关于gorky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也摘录于下——


“读《奔流》七号上达夫先生译文,所记有两个疑点,现从城里要来一本原文的gorky回忆托尔斯泰,解答如下:


1《托尔斯泰回忆记》第十一节nekassov确为nek-rassov之误。涅克拉梭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有名的国民诗人。


2“volga宣教者”的volga是河名,中国地理书上通译为涡瓦河,在俄国农民多呼之为‘亲爱的母亲’,有人译为‘卑汙的说教者’,当系错误。不过此处,据gorky《回忆杂记》第三十二节原文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方合,因为这里并不只volga一个字,却在前面有一前置词(za)故也。


以上系根据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尔热宾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当不致有大误。不过我看信比杂记写得还要好。”


说到那一封信,我的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廿言,说快点译出来,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书,上加好看的图像;有一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译文的来信寄去,给看看读书界的期望是怎样地热心。见面时候谈起来,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说,暂且不译了,但至今似乎也终于没有动手,这真是无可如何。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表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记。



edowden的关于法国的文学批评的简明扼要的论文,在这一本里已经终结了,我相信于读者会有许多用处,并且连类来看英国的批评家对于批评的批评。


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


但作者是诗人,所以那文中有许多诗底的辞句,是无须赘说的。只有一端,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rosky,且明说可以读dane和pushkin,luna-charski则以为古代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想,虽然和rosky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卷末的一篇虽然不过是对于dougspercybliss的《ahisoryofwood-engraving》的批评,但因为可以知道那一本书——欧洲木刻经过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载了。本卷第一,二两册上,还附有木刻的插图,作为参考;以后也许还要附载,以见各派的作风。我的私见,以为在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


但虽是翻印木刻,中国现在的制版术和印刷术,也还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罢了,如要认真研究起来,则几张翻印的插图,真是贫窭到不足靠,归根结蒂,又只好说到去看别国的书了。bliss的书,探究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却不合宜,因为其中较少近代的作品。为有志于木刻的人们起见,另举两种较为相宜的书在下面——


《hemodernwoodcu》byherberfurs,publishedbyjohnne,london42s1924


《hewoodcuofo-dayahomeandabroad》,commenarybymcaman,publishedbyhesudiold,london7s6d1927


上一种太贵;下一种原是较为便宜,可惜今年已经卖完,旧本增价到21s了。但倘若随时留心着欧美书籍广告,大概总有时可以遇见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鲁迅记。


十一


amickiewicz(17981855)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记得《月报》很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所论述,但我手头没有旧报,说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则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过他的两篇诗。但这回绍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青春的赞颂》一篇,也是从法文重译的。


imasa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现在以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剖西欧现代的艺术,著成一部有名的书,曰《现代欧洲的艺术》。这《艺术及文学的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国的文艺,在综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检查。篇页也并不多,本应该一期登毕,但因为后半篇有一幅图表,一时来不及制版,所以只好分为两期了。


这篇里所举的新流派,在欧洲虽然多已成为陈迹,但在中国,有的却不过徒闻其名,有的则连名目也未经介绍。在这里登载这一篇评论,似乎颇有太早,或过时之嫌。但我以为是极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豫先的消毒,可以“打发”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文豪”。因为其中所举的各主义,倘不用科学之光照破,则可借以藏拙者还是不少的。


lunacharski说过,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创作者,说得好,是自信很强的不遇的才人,说得坏,是骗子。但此说嵌在中国,却只能合得一半,因为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


得到汉口来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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