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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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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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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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634字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


官话而已


家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赌咒


“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战略关系


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血的确流过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将要流的还不知道有多多少少。这都是反对运动者的血。为着什么?为着战略关系。


战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时候,曾经说:“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为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这样就停战。此后,“第二道防线”消失,上海和议开始,谈判,签字,完结。那时候,大概为着战略关系也曾经见过血;这是军机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于亲自流过血的虽然知道,他们又已经没有了舌头。究竟那时候的敌人为什么没有“被诱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决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不至于被国联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赃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备考】:


奇文共赏


周敬侪


大人先生们把“故宫古物”看得和命(当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坚决南迁,无非因为“古物”价值不止“连城”,并且容易搬动,容易变钱的原故,这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冷嘲热讽!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居然从首都一家报纸上见到赞成“古物南迁”的社论;并且建议“武力制止反对”,“流血在所不辞”,请求政府“保持威信”,“贯彻政策”!这样的宏词高论,我实在不忍使它湮没无闻,因特不辞辛苦,抄录出来,献给大众:


“……北平各团体之反对古物南迁,为有害北平将来之繁荣,此种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团体竟敢说出,吾人殊服其厚颜无耻,彼等只为北平之繁荣,必须以数千年古物冒全被敌人劫夺而去之大危险,所见未免太小,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则古物必被敌人劫夺而去,试问将来北平之繁荣何由维持,故不如先行迁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后,再行迁回,北平各团体自私自利,固可恶可耻,其无远虑,亦可怜也,其反对迁移之又一理由,则谓政府应先顾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实非,盖放弃一部分土地供敌人一时之占领,以歼灭敌人,然后再行恢复,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弃莫斯科,且将莫斯科烧毁,以困拿破仑,欧战时,比利时,塞尔维亚,皆放弃全部领土,供敌人蹂躏,卒将强德击破,盖领土被占,只须不与敌人媾和,签字于割让条约,则敌人固无如该土何,至于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最后吾人奉告政府,政府迁移古物之政策,既已决定,则不论遇如何阻碍,应求其贯彻,若一经无见识无远虑之群愚反对,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张严责张学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颂萧


萧伯纳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十一日路透电)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二月十五日。


【又招恼了大主笔】:


萧伯纳究竟不凡


《大晚报》社论


“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笔】:


前文的案语


乐雯


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


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萧伯纳在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对于战争的祈祷


——读书心得热河的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