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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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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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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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490字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gogol的go译做郭,把wilde的wi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gogol的go,用“王”译wilde的wi,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go,用王译wi,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


杂语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的,可惜“诗哲”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abcd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


编完写起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


案:这《编完写起》共有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都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


著者自叙传略


《阿q正传》序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a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史略》。


【备考】:


自传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史略一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


田园思想(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备考】:


来信


鲁迅先生:


上星期偶然到五马路一爿小药店里去看我一个小表弟——他现在是店徒——走过亚东书馆,顺便走了进去。在杂乱的书报堆里找到了几期《语丝》,便买来把它读。在广告栏中看见了有所谓《莽原》的广告和目录,说是由先生主编的,定神一想,似乎刚才在亚东书馆也乱置在里面,便懊悔的什么似的。要再乘电车出去,时钱两缺,暂时把它丢开了。可是当我把《语丝》读完的时候,想念《莽原》的心思却忽然增高万倍,急中生智,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可爱的表弟。下二天,我居然能安安逸逸的读《莽原》了。三期中最能引起我的兴致的,便是先生的小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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