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元培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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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与人生)
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供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
意志之表现为行为。行为之中,以一己的卫生而免死,趋利而避害者为最普通;此种行为,仅仅普通的知识,就可以指导了。进一步的,以众人的生及众人的利为目的,而一己的生与利即托于其中。此种行为,一方面由于知识上的计较,知道众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独生;众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独利。又一方面,则亦受感情的推动,不忍独生以坐视众人的死,不忍专利以坐视众人的害。更进一步,于必要时,愿舍一己的生以救众人的死;愿舍一己的利以去众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别,一己生死利害的关系,统统忘掉了。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
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
美的对象,何以能陶养感情?因为他有两种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脱。
一瓢之水,一人饮了,他人就没得分润;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没得并立;这种物质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的。转而观美的对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觉、嗅觉、肤觉之含有质的关系者,均不以美论;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与听觉为限。所以纯然有“天下为公”之概;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齐宣王称“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陶渊明称“奇文共欣赏”。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证明。
植物的花,不过为果实的准备;而梅、杏、桃、李之属,诗人所咏叹的,以花为多。专供赏玩之花,且有因人择的作用,而不能结果的。动物的毛羽,所以御寒,人固有制裘、织呢的习惯;然白鹭之羽,孔雀之尾,乃专以供装饰。宫室可以避风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与彩画?器具可以应用就好了,何以要图案?语言可以达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制音调的诗歌?可以证明美的作用,是超越乎利用的范围的。
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且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种是完全不由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智育,而源于美育。
所以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种普通职业,以应利用厚生的需要;而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知识与感情的调和,这样,才算是认识人生的价值了。
(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
一般似乎很可爱的青年男女,住着男女同学的学校,就可以算做现代学生么?或者能读点外国文的书,说几句外国语;或者能够“信口开河”的谈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文学,也配称做现代学生么?我看,这些都是表面的或次要的问题。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生。
(一)狮子样的体力
我国自来把读书的人叫做文人,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为文事的缘故,不料积久这“文人”两个字和“文弱的人”四个字竟发生了连带的关系。古时文士于礼、乐、书、数之外,尚须学习射、御,未尝不寓武于文。不料到后来,被一般野心帝王专以文字章句愚弄天下儒生,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力继续不断的摧残下去;流毒至今,一般读书人所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羸弱父母,哪能生产康强的儿女!先天上既虞不足,而学校教育,又未能十分注意体格的训练,后天上也就大有缺陷。所以现时我国的男女青年的体格,虽略较二十年前的书生稍有进步,但比起东、西洋学生壮健活泼、生机勃茂的样子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新近有一位留学西洋多年而回国不久的朋友对我说:他刚从外洋回到上海的时候,在马路上走,简直不敢抬头,因为看见一般孱弱已极、毫无生气的中国男女,不禁发生恐惧和惭愧的感觉。这位朋友的话,并不是随便邪说。任何人刚从外国返到中国国境,怕都不免有同样的印象。这虽是就普通的中国人观察,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也好不了许多。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
现今欲求增进中国学生的体力,唯有提倡运动一法。中国废科举、办学校,虽已历时二十余年之久,对于体育一项的设备,太不注意。甚至一个学校连操场、球场都没有,至于健身房、游泳池等等关于体育上的设备,更说不上了。运动机会既因无“用武地”而减少,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痼症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
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就拿本年日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而论,我国运动员的成绩比起日本来,几于处处落人之后。较可取巧的足球,日本学生已成我劲敌。至于最费体力的田径赛,则完全没有我国学生的地位,这又是何等可羞耻的事!
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企。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这种情形,在初入其国的,尝误认为一种狂癖;观察稍久,方知其影响国本之大。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
外人以我国度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吧!赶快回复你的“狮子样的体力”!好与世界健儿,一较好身手;并且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
(二)猴子样的敏捷
“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二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时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发展迅速。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而美国人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一个最大的原因。吾人试游于美国的都市,汽车、街车等等的风驰电掣不算,就是在大街两旁道上走路的人,也都是迈往直前,绝少左顾右盼、姗姗行迟,像中国人所常有的样子,再到他们的工厂或办事房中去参观,他们也是快手快脚的各忙各的事体。至于学校里的学生,无论在讲堂上、操场上、图书馆里、实验室里,一切行动态度,总是敏捷异常,活泼得很;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短时期内,学得多,做得多。将来的成就也自然的多起来了。掉转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形,一般人的行动颟顸迟缓,姑置勿论;就是学校里的学生,读书做事,也大半是一些不灵敏。所以在初中毕业的学生,国文不能畅所欲言;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未必能看外国文的书籍。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脑筋迟钝,实在是由于习惯成自然。所以出了学校以后,做起事来,仍旧不能紧张,“从容不迫”的做下去。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这种迟缓的不敏捷的行动,我说是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是由于青年时代养成的,并不是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我们可以用华侨子弟和留学生来做证明:在欧美生长的中国小孩,行动的敏捷固足与外国小孩相颉颃;而一般留学生,初到外国的时候,总感觉得处处落人之后,走路没有人家快,做事没有人家快,读书没有人家快,在课堂上抄笔记也没有人家写得快、记得多,苦不堪言;但在这样环境中吃得苦头太多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一切行动也就渐渐的会变快了。所以留学生回国后一切行动,总比普通一般人要敏捷些。等待他们在百事迟钝的中国环境里住的时间稍为长久一点,他们的迟缓的老脾气,或者也会重新发作的。就拿与人约会或赴宴会做例子,在欧美住过几年的人,初回国的时候,大都是很肯遵守时间,按时而到;后来觉得自己到了,他人迟到,也是于事无益,呆坐着等人,还自白糟蹋了宝贵的时间,不如还是从俗罢。但是这种习惯的误事和不便,是人人所引为遗憾的。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应当积极纠正的。
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你看布满了各国大陆的铁道,浮遍了各国海洋的船舰,肉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无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大西洋而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面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面下隧道中通行的火车与电车,以及工厂、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机器,哪一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目的而设的。况且凡百科学,无不日新月异的在那里增加发明。我们纵不能自己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非快不为功的。
据进化论的昭示,我们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却是人类在这比较安舒的环境中,行动渐次变了迟钝,反较猴子略逊一筹,而中国人的颟顸程度更特别的高。以开化最早的资格,现反远居人后,这是多么惭愧的事!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
(三)骆驼样的精神
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
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材;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的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作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一般国民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内政治能上轨道不可。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
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抑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的,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道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做现代学生而无愧了。
(义务与权利)
贵校成立,于兹十载毕业生之服务于社会者,甚有声誉。鄙人甚所钦佩。今日承方校长属以演讲。鄙人以诸君在此受教,是诸君之权利,而毕业以后即当任若干年教员,即诸君之义务,故愿为诸君说义务与权利之关系。
权利者,为所有权自卫权等,凡有利于己者,皆届之。义务则凡尽吾力而有益于社会者皆属之。
普通之见,每以两者为互相对待,以为既尽某种义务,则可以要求某种权利,既享某种权利,则不可不尽某种义务。如买卖然,货物与金钱,其值相当是也。然社会上每有例外之状况,两者或不能兼得,则势必偏重其一。如杨朱为我,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德国之斯梯纳(sine)及尼采(niesche)等,主张唯我独尊,而以利他主义为奴隶之道德。此偏重权利之说也。墨子之道,节用而兼爱;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此偏重义务之说也。今欲比较两者之轻重,以三者为衡。
(一)以意识之程度衡之。下等动物,求食物,卫生命,权利之意识已具;而互助之行为,则于较为高等之动物始见之。昆虫之中,蜂蚁最为进化。其中雄者能传种而不能作工。传种既毕,则工蜂、工蚁刺杀之,以其义务无可再尽,即不认其有何等权利也。人之初生即知吮乳,稍长则饥而求食,寒而求衣,权利之意识具,而义务之意识未萌。及其长也,始知有对于权利之义务。且进而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之意识。是权利之意识,较为幼稚,而义务之意识,较为高尚也。
(二)以范围之广狭衡之。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身为限;至于义务,则如振兴实业推行教育之类,享其利益者,其人数可以无限。是权利之范围狭而义务之范围广也。
(三)以时效之久暂衡之。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生为限。即如名誉,虽未尝不可认为权利之一种,而其人既死,则名誉虽存而所含个人权利之性质,不得不随之而消灭。至于义务,如禹之治水,雷绥佛(lessevs)之凿苏伊士河,汽机电机之发明,文学家美术家之著作,则其人虽死而效力常存。是权利之时效短而义务之时效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