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中航船，遇上不幸，按惯例都是先用救生舟将妇女儿童运载至安全地带。等到有空船了，男子才能够登上。如果有不讲道理的男子，为了逃生敢与妇女儿童争抢位子，即便是现场枪毙了他们，也不为过。这是为了爱护弱者，情急之下不择手段的缘故。

战争避免不了要杀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然而已经投降和受伤的士兵，交战国的妇女儿童，按照惯例不得对他们加以残害。德国的飞艇和潜水艇，在一战时加害于无辜的妇女儿童不在少数；而舆论对德军的口诛笔伐，尤其是把他们加害于妇女儿童作为重要证据。这也可以看出，爱护弱者，是人类共同的意愿。

（爱物）

孟子有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人苟有亲仁之心，未有不推以及物者，故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孙猎，得麑，使秦西巴载之，持归，其母随之，秦西巴弗忍而与之。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月。复召以为子傅，曰：“夫不忍于麑，又且忍于儿乎？”可以证爱人之心，通于爱物，古人已公认之。自近世科学进步，所以诱导爱物之心者益甚。其略如下：

一、古人多持“神造动物以供人用”之说。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鲍氏之言进矣。自有生物进化学，而知人为各种动物之进化者，彼此出于同祖，不过族属较疏耳。

二、古人又持“动物唯有知觉，人类独有灵魂”之说。自生理学进步，而知所谓灵魂者，不外意识之总体。又自动物心理学进步，而能言之狗，知算之马，次第发现，亦知动物意识，固亦犹人，特程度较低而已。

三、古人助力之具，唯赖动物；竭其力而犹以为未足，则恒以鞭策叱咤临之，故爱物之心，常为利己心所抑沮。自机械繁兴，转运工业，耕耘之工，向之利用动物者，渐以机械代之。则虐使动物之举，为之渐减。

四、古人食肉为养生之主要。自卫生发见肉食之害，不特为微生虫之传导，且其强死之时，发生—种毒性，有妨于食之者。于是蔬食主义渐行，而屠兽之场可望其日渐淘汰矣。

方今爱护动物之会，流行渐广，而屠猎之举，一时未能绝迹；然授之以渐，必有足以完爱物之量者。昔晋翟庄耕而后食，唯以弋钓为事，及长不复猎。或问：“渔猎同是害生之事，先生只去其一，何哉？”庄曰：“猎是我，钓是物，未能顿尽，故先节其甚者。”晚节亦不复钓。全世界爱物心之普及，亦必如翟庄之渐进，无可疑也。

［译文］

孟子曾经说过：“对亲人亲近就会对百姓仁爱，对百姓仁爱就会爱惜万物。”人们如果有亲近和仁爱的善心，就会由此将善心推及万物。所以说：“君子面对家禽和野兽，看到它们活蹦乱跳的，就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孟孙打猎时，猎获了一只小鹿，让秦西巴用车拉回去。小鹿的母亲一直随车跟着，秦西巴不忍心，把小鹿放回母亲身边。孟孙得知后大为愤怒，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三个月，孟孙又把秦西巴召回，请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他对人说：“他连小鹿都不忍心加害，又怎么会加害于小孩呢？”这足以说明爱人之心与爱物之心是相通的，古人早已公认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进步，能够引导人们养成爱护万物习惯的观点和方法也更多了。大体如下：

一、古人多持有“神创造动物供人享用”的观点。齐国田氏在庭院中祭祖，食客有一千人。来的食客中有献鱼和大雁的。田氏看到鱼雁后，感叹道：“上天对人类太好了！生长出五谷和鱼鸟供他们享用。”宾客们都大声地附和他。鲍氏的儿子，十二岁，坐在次席上，上前说道：“事情并不是您说的那样。天地万物，和我们一起生长，只是种类不同而已。种类没有贵贱之分，只是以大小和智力等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之间取另外的种类为自己的所食之物，而不是为对方而生存。人类取自己可以吃的东西而食，哪里是上天对人类的赐予？况且蚊子刺入人的皮肤吸血，虎狼吃肉，难道是上天为蚊子的生存而创造人，为虎狼的生存而创造肉？”姓鲍的这个小孩说的话够先进的。自从生物进化的学说诞生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类都是由别的动物进化而来的，彼此同属于一个祖先，只不过各自的种类关系比较疏远罢了。

二、古人又持有“动物只有知觉，只有人类才有灵魂”的观点。随着生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知道了所谓的灵魂，不过是思想意识的总和。后来随着动物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又先后发现了能说话的狗、会算数的马，于是我们又知道动物的意识，本来就和人类一样，只不过与人类相比程度较低而已。

三、古代替人助力的工具，只是依赖动物；在耗尽动物的力气后却还嫌其没有用尽全力，于是驱使的人便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并呵斥它们，这样爱物之心就常被利己之心所抑制。自从机器制造业繁盛以来，运输和耕作这些长期以来利用动物的工作，逐渐被先进的机器所替代。于是虐待使用动物的行为就渐渐地减少了。

四、古人把吃肉当做养生的主要手段。现在卫生科学发现了吃肉的害处，肉食不仅仅传播微生物，而且微生物死亡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病毒，有害于吃肉的人。因此放弃食肉的素食主义逐渐流行开来，屠宰场将来有望渐渐消失。

现在保护动物的组织越来越多起来，但屠宰和捕猎动物的行为，却一时间没能绝迹；然而对这种行为进行循序渐进的教育，一定能使人们养成爱护万物的宽怀大量。古代晋国的翟庄，耕作之后才吃饭，平常只以打猎钓鱼为乐事，年老后他却不再打猎。有人问他：“钓鱼和打猎都是戮杀生命的行为，您只去掉打猎一项，这是为什么呢？”翟庄说：“打猎是我主动下手，钓鱼是鱼被引诱上钩，这两种行为我不能一下子全部戒掉，所以先戒掉对生命伤害最严重的打猎。”翟庄从此后晚年再也不钓鱼了。可以预见，全人类爱物之善心也必将像翟庄一样逐渐推广普及，这是毫无疑问的。

（戒失信）

失信之别有二：曰食言，曰愆期。

食言之失，有原于变计者，如晋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是也。有原于善忘者，如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是也。有原于轻诺者，如老子所谓“轻诺必寡信”是也。然晋文公闻军吏之言而答之曰：“得原失信，将焉用之？”见变计之不可也。魏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不敢忘约也。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言季布不轻诺，诺则必践也。

愆期之失，有先期者，有后期者，有待人者，有见待于人者。汉郭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谓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及期乃入。明不当先期也。汉陈太丘与友期行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七岁，戏门外。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不至，则是失信。”友人惭。明不可后期也。唐肖至忠少与友期诸路。会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岂有与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众叹服。待人不愆期也。吴卓恕为人笃信，言不宿诺，与人期约，虽暴风疾雨冰雪无不至。尝从建业还家，辞诸葛恪。恪问何时当复来。恕对曰：“某日当复亲觐。”至是日，恪欲为主人，停不饮食，以须恕至。时宾客会者，皆以为会稽、建业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风波难必，岂得如期。恕至，一座皆惊。见待于人而不愆期也。

夫人与人之关系，所以能预计将来，而一一不失其秩序者，恃有约言。约而不践，则秩序为之紊乱，而猜疑之心滋矣。愆期之失，虽若轻于食言，然足以耗光阴而丧信用，亦不可不亟戒之。

［译文］

不讲信用的行为有两种：说话不算数和不遵守时间。

说话不算数的过失，有的是缘于计划的临时更改，如晋文公讨伐原国，事先命令将士准备三天的粮草，只攻打三天，没想到原国坚守拒降，三天后晋文公命令退军。这时派去的间谍跑来说：“原国将要投降了。”军官们劝阻说：“请等一下再撤军吧。”军官们的言行就是自食其言。有的是缘于遇事健忘，如卫献公请孙文子、宁惠子吃饭，天色很晚了他还在花园中射大雁，却忘记请吃之事，一直没有召见孙文子和宁惠子。这也是属于说话不算数的例子。有的是缘于草率地许诺，如老子所说的“轻易许诺的人肯定很少守信用”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守信的晋文公听到军官们的劝说，却回答：“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那又有什么用呢？”由此可见临时变更计划也是不可取的。魏文侯计划与群臣设宴饮酒作乐，偏遇下雨，他便命令将车驾到野外。身边的人说：“今天饮酒作乐，而天又下雨，您看怎么办呢？”魏文侯说：“我与虞人约好打猎，虽是娱乐之事，但怎么能不遵守约会的时间呢？”于是他亲自向虞人说明情况解除约定，却不敢私自毁约。楚人有谚语说：“得到一百两黄金，还不如得到季布的许诺值钱。”这是说季布不轻易许诺，如果向别人许诺过，就一定会兑现诺言。

不遵守时间的过失，有提前的，有延后的，有等待别人的，有被别人等待的。汉代的郭伋出行，到了西河美稷，有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路旁边迎接候拜。事情结束后，那些儿童们又将郭伋送到城外，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郭伋计算好日期告诉了他们。郭伋回来后，发现比原先告诉儿童们的归期早了一天，他觉得这样违背了与儿童们的时间约定，便在野外留宿，到了约定的时间才进城。郭伋以此行为表明不应当先于预期的时间而失信。汉代的陈太丘与朋友约定中午外出,没想到过了中午朋友还没有如约前来。陈太丘只得先走。陈太丘走后不久，他的朋友就来了。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时年七岁，当时正在门外玩耍。姗姗来迟的那位朋友问陈元方：“你父亲在家吗？”陈元方回答说：“我父亲等您很久您都没有来，他已经走了。”那位朋友便生气地说：“这人不地道，和别人约好了一起出行，却丢下别人自个儿走了。”陈元方说：“您和我父亲约好了时间，到了中午还不来，这是不守信用。”那位朋友自觉很惭愧。这件事说明与人相约不能延期。唐代的肖至忠年轻时与朋友相约在路上相见，正好赶上雨雪天气。路上雨雪大，别人劝他回避一下，而他却说：“哪能与别人约好了，却因为天气原因而与别人失约呢？”朋友来了，他才离去。众人对他这种守约行为非常赞叹。吴国的卓恕为人诚恳守信，从不失信于人，与别人相约，即使遇上暴风骤雨、冰天雪地也如期赴约。有一次，他从建业回家，向诸葛恪辞别。诸葛恪问他什么时候返回，他回答道：“某天要再来亲自拜访您。”到了卓恕约定的这一天，诸葛恪想尽东道之谊，大宴宾客，为了等卓恕前来，宴席暂停。当时赴会的宾客们，都以为会稽、建业两地相隔千里之遥，江河险阻，路有不测，卓恕哪能按时前来。没想到卓恕按时赴约，满座的人都非常惊讶。由此可见人际交往也不能不守时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预见将来，而不会乱了秩序，是因为有事先的约定。有约定而不遵守，那么秩序就被打乱，人与人之间猜疑之心便会产生。不守时的过失，虽然比说话不讲信用轻些，然而这种情形足可以消耗时间、丧失信用，也是必须马上禁止的。

（戒狎侮）

人类本平等也。而或乃自尊而卑人，于是有狎侮。如王曾与杨亿同为侍从。亿善谈谑，凡寮友无所不狎侮，至与曾言，则曰：“吾不敢与戏。”非以自曾以外，皆其所卑视故耶？人类有同情也。而或者乃致人于不快以为快，于是狎侮。如王风使人蒙虎皮，怖其参军陆英俊几死，因大笑为乐是也。夫吾人以一时轻忽之故，而致违平等之义，失同情之真，又岂得不戒之乎？

古人常有因狎侮而得祸者。如许攸恃功骄慢，尝于聚坐中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不乐，后竟杀之。又如严武以世旧待杜甫甚厚，亲诣其家，甫见之，或时不中，而性褊躁，常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左右白其母，救得止。夫操、武以不堪狎侮而杀人，固为残暴；然许攸、杜甫，独非自取其咎乎？

历史中有以狎侮而启国际间之战争者。春秋时，晋郤克与鲁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齐君之母肖同侄子，踊于踣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肖同侄子笑之，闻于客。二大夫归，相与率师为鞍大战。齐师大败。盖狎侮之祸如此。

其狎侮人而不受何种之恶报者，亦非无之。如唐高固久在散位，数为俦类所轻笑，及被任为邠宁节度使，众多惧。固一释不问。宋孙文懿公，眉州人，少时家贫，欲赴试京师，自诣县判状。尉李昭言戏之曰：“似君人物来试京师者有几？”文懿以第三登第，后判审官院。李昭言者，赴调见文懿，恐甚，意其不忘前日之言也。文懿特差昭言知眉州。如斯之类，受狎侮者诚为大度，而施者已不胜其恐惧矣。然则何乐而为之乎？

是故按之理论，验之事实，狎侮之不可不戒也甚明。

［译文］

人与人之间本是平等的。但有的人却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于是便有侮辱别人的言行。比如王曾与杨亿都做过别人的侍从。杨亿很幽默健谈，凡是他的同事好友他都要取笑嘲弄。至于说到王曾，他却说：“我不敢和他开玩笑。”难道是除了王曾，其余的人都是杨亿所瞧不起的吗？其实人类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有些人却以使别人不快乐为快乐，于是就嘲弄取笑别人。比如王风让别人蒙上虎皮假扮老虎，几乎把他的参军陆英俊吓死，而他自己事后却开怀大笑以为乐事，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因为一时疏忽大意，而导致违背了人类平等的原则，丧失了同情别人的真心，这又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古人常常有因为嘲弄别人而惹祸的。如许攸自恃功高而傲慢待人，曾经在围坐的众人中直呼曹操的乳名说：“阿瞒，如果不是我的倾力相助，你恐怕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着说：“你说的是。”然而曹操内心不爽，后来找个理由竟把许攸杀掉了。又比如严武因为与杜甫家是世交，待杜甫很好，亲自到杜家拜访杜甫。杜甫见严武不合时尚，性格暴躁，便常常酒醉后爬上严武的床，瞪着严武说：“严挺之竟然有这样的儿子。”严武便怀恨在心。后来有一天，严武想杀掉杜甫，幸好周围的人及时发觉告诉了杜甫的母亲，杜甫才得以获救。曹操、严武都是因为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而杀人，这种行为固然很残暴；但许攸、杜甫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