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难道不能从清朝的历史演变中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满洲政府，从慈禧太后以下，因为仇视变法，仇视外国人，所以才有“义和团”的战争，满洲政府可以说是太顽固不化了。然而，经过庚子年八国联军的侵略压迫，那些原来排外的人，马上转变立场，变得崇洋媚外了。只要是外国人，不管贤愚，一律崇拜；凡是外国的习俗，不问好坏，全部模仿。他们的不坚忍为什么能到这种地步？革命志士感慨政坛风气败坏，想用欧洲的民主方法来救国改良，这些可以说是不顽固。虽然清政府对变法者采取放逐、囚禁、杀戮等方法加以镇压反对，结果却没能改变他们的志向。他们的坚忍为什么能到这种地步？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对比，我们对坚忍与顽固的区别就更加确信了。

（自由与放纵）

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体，若言论，若居处，若职业，若集会，无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压制，而不及其度，则尽力以争之，虽流血亦所不顾，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然若过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不复为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

人之思想不缚于宗教，不牵于俗尚，而一以良心为准。此真自由也。若偶有恶劣之思想，为良心所不许，而我故纵容之，使积渐扩张，而势力遂驾于良心之上，则放纵之思想而已。

饥而食，渴而饮，倦而眠，卫生之自由也。然使饮食不节，兴寐无常，养成不良之习惯，则因放纵而转有害于卫生矣。

喜而歌，悲而哭，感情之自由也。然而里有殡，不巷歌，寡妇不夜哭，不敢放纵也。

言论可以自由也，而或乃讦发阴私，指挥淫盗；居处可以自由也，而或于其间为危险之制造，作长夜之喧嚣；职业可以自由也，而或乃造作伪品，贩卖毒物；集会可以自由也，而或以流布迷信，恣行奸邪。诸如此类，皆逞一方面极端之自由，而不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皆放纵之咎也。

昔法国之大革命，争自由也，吾人所崇拜也。然其时如罗伯士比及但丁之流，以过度之激烈，恣杀贵族，酿成恐怖时代，则由放纵而流于残忍矣。近者英国妇女之争选举权，亦争自由也，吾人所不敢菲薄也。然其胁迫政府之策，至于烧毁邮件，破坏美术品，则由放纵而流于粗暴矣。夫以自由之美德，而一涉放纵，则且流于粗暴或残忍之行为而不觉。可不慎欤？

［译文］

自由，是一种美德。比如我们的思想、身体、言论、居住、职业、集会等等，都有一定的自由权利。如果我们的自由权利受到外界的压制，而达不到应有的程度，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去努力抗争，即使流血牺牲也不顾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自由，宁可死”。但是如果我们行使自由的权利超过限度，就不仅有愧于自己，也会伤害他人，那样就不再是自由，而是放纵了。放纵，是自由的敌人。

人的思想不应该被宗教教义所束缚，也不应该被风俗时尚所左右，而应该以良心为准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偶尔萌发恶劣的想法，本来就良心不忍，但是我却有意纵容它，使它不断滋长，恶劣的势力最终凌驾于良心之上，那就是放纵的思想了。

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困了就睡觉，这是身体健康的自由。但是如果饮食没有节制，工作睡眠没有规律，养成不好的习惯，这就是放纵自己的身体自由，而有害于自身健康了。

高兴了就唱歌，悲伤了就哭泣，这是感情的自由。但是遇到邻居办丧事，就不在街巷里唱歌，寡妇不在深夜里哭泣影响他人，这些都是因为不敢放纵自己。

言论是自由的，但有的人揭发别人的隐私，诱导别人去嫖娼盗窃；居住也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在住所里做出危险举动，在深夜里大声喧哗；职业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制造伪劣产品，贩卖毒品；集会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传播迷信思想，胡作非为。以上这些行为，都是行使个人的极端自由，而不考虑别人的自由，都是放纵的过错。

以前法国大革命争取自由，是我们所崇拜的。然而那时的人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过度激烈地滥杀贵族，造成一个恐怖黑暗的时代，这是因为放纵而导致手段残忍。近期的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也是在争取自由，我们对此不敢轻视。但是她们威胁政府的手段，达到烧毁邮件、破坏艺术品的程度，这是因为放纵而产生粗暴行为。以自由的美德，如果一旦放任自流，尚且会产生粗暴和残忍的行为而浑然不知，我们难道不应该谨慎对待自由吗？

（镇定与冷淡）

世界蕃变，常有一时突起之现象，非意料所及者。普通人当之，恒不免张皇无措。而弘毅之才，独能不动声色，应机立断，有以扫众人之疑虑，而免其纷乱，是之谓镇定。

昔诸葛亮屯军于阳平，唯留万人守城。司马懿垂至，将士失色，莫之为计。而亮意气自若，令军中偃旗息鼓，大开西城门，扫地却洒。懿疑有伏，引军趋北山。宋刘几知保州，方大会宾客；夜分，忽告有卒为乱；几不问，益令折花劝客。几已密令人分捕，有顷禽至。几复极饮达旦。宋李允则尝宴军，而甲仗库火。允则作乐饮酒不辍。少顷，火息，密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浃旬，军器完足，人无知者。真宗诘之。曰：“兵机所藏，儆火甚严。方宴而焚，必奸人所为。若舍宴救火，事当不测。”是皆不愧为镇定矣。

镇定者，行所无事，而实大有为者也。若目击世变之亟，而曾不稍受其刺激，转以清静无为之说自遣，则不得谓之镇定，而谓之冷淡。

晋之叔世，五胡云扰。王衍居宰辅之任，不以经国为念，而雅咏玄虚。后进之士，景慕仿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洛阳危逼，多欲迁都以避其难；而衍独卖牛车以安众心。事若近乎镇定。然不及为备，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不至今日。”此冷淡之失也。

宋富弼致政于家，为长生之术，吕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唯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岁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心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此极言冷淡之不可也。

观衍之临死而悔，弼之得书而谢，知冷淡之弊，不独政治家，即在野者，亦不可不深以为戒焉。

［译文］

世界的演变，常常有一时突变的现象，不是人们能预料到的。普通人遇到这种现象，常常免不了惊慌失措。但是坚毅的人遇到了却能不动声色，根据情况当机立断，排除众人的疑虑，从而避免产生混乱，这就是镇定。

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在阳平驻军，只留下一万人镇守城池。魏将司马懿率大军突袭这座城池，城内将士大惊失色，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但这时诸葛亮面不改色心不跳，下令军队放倒旗子，停止敲鼓，打开西城门，让士兵在城里扫地洒水。司马懿怀疑城里有埋伏，带领军队向北山撤退。宋朝的刘几在治理保州期间，有一天正在大宴宾客，夜晚时分，忽然手下报告有人作乱。刘几不问作乱的人是谁，反而下令为客人折花劝酒。其间刘几秘密派人分头出去追捕，一会儿就把作乱的人抓到了。刘几接着喝酒作乐一直到天亮。宋朝李允则有一次在军中举行酒宴，席间甲仗库突然起火。李允却没有中止饮酒作乐。没过多久，库里的火被扑灭了。李允则暗地里派人拿着他的文书到瀛州用茶叶箱子运载武器。不到十天，库里因火灾而损失的武器又补齐了，而军队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宋真宗责问他。李允则回答说：“兵器库防火措施十分严密。我在这里刚刚举行酒宴，那边就莫名其妙地起火了，一定是内奸干的。如果我当时离开宴会而去救火，就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恐怕遭遇不测。”以上这几个都不愧为遇事沉着镇定的人。

镇定的人，表面上好像无所事事，实际上大有作为。如果眼看世界在急剧变化，却对此毫无反应，反而用清静无为的理论来安慰自己，这样不能算作镇定，而应该称为冷淡。

晋朝末年时，好几个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作乱骚扰。王衍当时任宰相，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却整天只知道吟咏诗词，故弄玄虚。很多年轻人对他无比仰慕并极力效仿，导致自高自大、轻浮放荡的不良习俗流行一时。当时洛阳被敌兵紧逼，形势危急，朝廷上很多官员都想劝皇帝把首都迁移至别处，以躲避灾难，只有王衍不想走，还卖牛车来安抚民心。他做事好像很镇定，却因为来不及防备，不久他率领的军队被石勒打败。王衍临死时，对旁边的人说：“唉，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当初不崇尚浮夸虚无，全力以赴来拯救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这是因冷淡而造成的后果。

宋朝的富弼辞官回家，寻求长生不老的法术。吕大临写信给他说：“古代三公没有具体的职务，只有德行好的人才能担任。他们在宫内讨论治国方略，出了朝廷就在民间主持教化。古代的达官贵人敢于担当责任，一定会用治国的道理来教化人民，这样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他们怎么能因为职位的进退、年龄的盛衰而有所变化呢？现在，大道理还没有明示天下，人们倾向于异端的学说，不是学老庄，就是学佛教，人伦不清，万物衰败。这是大人您产生同情心的时候，您一定要扛起大道的责任，努力改变不良的时俗。如果这时您却改变自己的志向，追求长生不老之术，这是山中隐士和那些独善其身的人所爱好的，难道是百姓对您的期望吗？”富弼向他道歉。这是极力在说冷淡的种种不妥。

看到王衍临死时的悔悟，富弼收到书信后的道歉，我们知道了冷淡的坏处，不仅是政治家，即使是不当官的人，也不能不以此为戒啊。

（热心与野心）

孟子有言：“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二者，孳孳以为之同，而前者以义务为的，谓之“热心”；后者以权利为的，谓之“野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此热心也。故禹平水土，稷教稼穑，有功于民。项羽观秦始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观秦始皇帝曰：“嗟夫！大丈夫当如是也。”此野心也。故暴秦既灭，刘、项争为天子，血战五年。羽尝曰：“天下汹汹数岁者，徒为吾两人耳。”野心家之贻害于世，盖如此。

美利坚之独立也，华盛顿尽瘁军事，及七年之久。立国以后，革世袭君主之制，而为选举之总统。其被举为总统也，综理政务，至公无私。再任而退职，躬治农圃，不复投入政治之旋涡。及其将死，以家产之一部分，捐助公共教育及其他慈善事业。可谓有热心而无野心者矣。

世固有无野心而并熄其热心者。如长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马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是也。凡隐遁之士，多有此失；不知人为社会之一分子，其所以生存者，无一非社会之赐。顾对于社会之所需要，漠然置之，而不一尽其力之所能及乎？范仲淹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李燔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谅哉言乎！

且热心者，非必直接于社会之事业也。科学家闭户自精，若无与世事，而一有发明，则利用厚生之道，辄受其莫大之影响。高上之文学，优越之美术，初若无关于实利，而陶铸性情之力，莫之与京。故孳孳学术之士，不失为热心家。其或恃才傲物，饰智惊愚，则又为学术界之野心，亦不可不戒也。

［译文］

孟子说：“听到鸡叫就起床，一心想着为别人做好事的，是像舜一类的人；听到鸡叫就起床，一心想着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是像盗跖一类的人。”这两种人，都是勤勤恳恳的，但是前者是以“义务”为目的，我们称其为“热心”；后者以“利益”为目的，我们称其为“野心”。大禹想到天下人有溺水的，就好像自己溺水；后稷想到天下人有挨饿的，就好像自己挨饿，这是热心。所以大禹治理水患，后稷教人种植庄稼，他们为天下人立下大功。项羽看到秦始皇时说“我可以取代他”；刘邦见到秦始皇时说：“唉！大丈夫应该这样啊！”这是野心。所以残暴的秦朝灭亡后，刘邦、项羽争着做皇帝，进行了五年的血战。项羽曾经说：“天下人这几年来不得安宁，只是因为我们这两个人罢了。”野心家贻害于天下，大概就是这样的。

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华盛顿尽全力于军事，战争达七年之久。建国之后，他又改革世袭君主制，变为总统选举制。华盛顿被选举为总统后，处理政务公正无私。两任总统后，他就退职离任，亲自耕耘于农庄，不再参与任何政务。等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把家产的一部分捐助出来，用于公共教育及其他慈善事业。他真称得上是有热心而没有野心了。

世上本来就有那种既没有野心也没有热心的人。如长沮、桀溺说：“天下像洪水泛滥那样纷乱，有谁去改变它呢？”马少游说：“人的一生，只要丰衣足食，能坐下等的车子，驾乘一般的马，守好祖上的坟墓，获得乡里人的称赞，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些隐居乡间、逃避现实的人，认识上大多有这个缺陷；不知道自己是全社会的一分子，他赖以生存的所有东西，没有哪样不是社会赐予的。怎么能冷漠地对待社会的需要，而不尽自己的全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呢？范仲淹说：“有抱负的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都享乐之后才享乐。”李燔说：“人们不必等待做了高官有了职位后才去成就自己的功业，只要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所尽心，就是自己的功业。”这些话说得很实在啊。

况且热心的人，并不是必须要直接面对社会事业。科学家们闭门科研，精益求精，好像与世隔绝，但是他们一旦有新的科学发明，那么充分运用发明成果，就一定能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高尚的文学，优美的艺术，开始看起来好像跟实际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功能，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勤勤恳恳的学者，也不愧是热心的人。但他们之中，有的人自认为自己才能出众，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在智者面前装腔作势，在凡人面前故弄玄虚，就变成学术界的野心家了，这也不能不引以为戒。

（英锐与浮躁）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吕氏春秋》曰：“力重突，知贵卒。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此言英锐之要也。周人之谚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诸葛亮之评刘繇、王郎曰：“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言不英锐之害也。

楚丘先生年七十。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曰：“使逐兽麋而搏虎豹，吾已老矣；使出正词而当诸侯，决嫌疑而定犹豫，吾始壮矣。”此老而英锐者也。范滂为清诏使，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此少而英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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