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广播公司的总部设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的正西面。此时，总机电话铃声大作，一个资历较浅的编辑拿起了听筒。“英国广播公司。”她说着掐灭了手里的登喜路牌香烟。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粗，带着中东地方的口音。“我有一条爆炸性新闻，你们广播公司说不定会很感兴趣。”那位编辑抽出一支笔和一张标准记录表，说道：“关于什么的？”“教皇选举。”她腻烦地皱皱眉。英国广播公司昨天已事先播了一条相关新闻，但反响平平，似乎公众对梵蒂冈并不感兴趣。她问对方：“从哪个角度？”“你们派了电视记者去罗马报道这场选举吗？”“我想是的。”“我要直接和他通话。”“很抱歉，如果你什么都不讲的话，我不能把他的电话告诉你。”“秘密会议情势危险。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编辑记下了他的话。“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无关紧要。”

编辑并不感到惊讶。“你说的话有根据吗？”“有。”“我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但公司制度不允许透露我们记者的电话

号码，除非——”“我可以理解。我会给其他广播电视公司打电话的。谢谢你，耽误你的时间了。再——”“等等，”她说，“别挂好吗？”

编辑让对方等着，然后伸长了脖子看过去。虽然过滤那些潜在的骚扰电话的技术绝非尽善尽美，但这个打电话的人已通过了英国广播公司鉴别来电可靠性的两道不成文的测试。他拒绝透露姓名，还迫不及待地要挂电话，而那些雇佣文人和乱夸海口的人总是哀求着哼哼唧唧说个没完。

她庆幸的是，记者总是处在一种无止境的担心中，惟恐错过重大新闻，所以他们几乎很少骂她把时间耗在时不时会出现的幻想型精神病患者身上。浪费一个记者五分钟时间还可以原谅，错过一个头条新闻则不可饶恕。

她打了个呵欠，对着电脑敲下关键字“梵蒂冈”。看到那个报道教皇选举的现场记者的名字时，她笑出了声。他还是个新手，英国广播公司把他从某个伦敦垃圾小报调来处理一些平淡无奇的报道。很明显他是从底层写社论做起的。

等整整一个通宵做十秒钟的录像，他也许腻烦得都要发疯了，能打破这种单调他肯定会谢天谢地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编辑抄下这个记者在梵蒂冈的卫星电话号码。然后，她又点了一支烟，把记者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这个不透露姓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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