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环境下文学的发展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外部环境变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也在变。就当前文学的状况看，它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文坛代际冲突也在发生，这些都势必会驱使文学批评要调整其已有的思维，且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进入到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

一、当前文学的格局新变及其面临的问题

2009年10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艺争鸣》杂志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白烨在题为《“三分天下”：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变化》的发言中，认为当前文学批评是“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各占‘一片天’”，这无疑把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做了一个简练的描述。

不过，就当前整个文学状况而言，似乎处于“四分天下”局面，即专业作家与评论家、学院派作家与评论家、自由作家与评论家及新媒介作家与评论家共生共存，共同执掌文学之牛耳，共同分享文化市场的荣耀与苛责，而且这种“四分天下”的格局也增加了学术界对当前文学评估的难度及读者对文学走向判断的难度。

1当前文学的“四分格局”

的确，当前文学创作与评论已经不再是过去长期存在的以各级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和评论家统领天下的局面，而代之以四类作家、评论家的多元共存，共同创造今天文学的繁荣并共同分享市场利益与读者效应。

一是依赖作家协会、文联的专业作家、签约作家及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文联和各省市级作家协会及文联机关里都设有办公室、创作联络部、创作研究部等部门，有的还设有直属的文学院；而且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文联和各省市作家协会、文联都办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如中国作家协会就有《文艺报》《作家文摘报》等两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选刊》《长篇选刊》《诗刊》和《中国校园文学》等六家刊物和作家出版社。如陕西省作家协会就主办有《延河》文学月刊，还主办有《评论》这样的理论评论刊物；四川省作家协会也主办有《四川文学》月刊和《当代文坛》双月刊。在作家协会这些部门上班的一般都属于专业驻会作家和评论家。这类作家、评论家大部分具有公务员身份或事业单位编制，他们主导着作家协会和文联的各种文艺评奖，尽可能地依赖作家协会和文联的文学刊物生存，这是所谓体制内的作家与评论家。

另外，近几年中国作家协会就实行了“重点作家扶持工程”，而各省市作家协会还实行了“签约作家制度”，对社会上创作比较活跃的作家、评论家进行创作与研究资助，这些作家无疑也受到各级作家协会的引导，属于半专业作家的性质。

二是学院派作家与评论家。这类作家、评论家主要身处大学中文系、文艺研究机构与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他们的创作虽然具有业余性，但因为这些作家本身从事文学专业教学与研究，就使其创作带上了专业色彩，尤其是大学和文学研究机构里的教授和研究员的评论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比较注重学院的一套严密的逻辑，因此，学院派文学评论就显得比作家协会的专业评论家更为严谨。而且学院派作家和评论家可以利用大学丰富的图书馆、学报、研究生教学等一些资源优势，形成一个话语自产自销的链条和一个以师生关系为基础的创作与评论的话语圈。在学院派作家与评论家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供职的，他们占有着绝对的学术资源和话语权，掌控着文学史书写和当代作家作品阐释的权利，还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各种文学研究课题的评审人，甚至也被作家协会或一些文化媒体邀请参与各种文学奖的评选，等等，因此对当前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们充分地利用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等课程资源利用和讲授的权利影响学院外的作家，并适当地调适圈外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创作与批评的方向，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学院化的文学权利。

三是自由作家与评论家。这是所谓真正体制外的作家与评论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加入了各级作家协会，但因为其职业离文学圈子远，且其创作与评论主要处于业余状态，因此作家协会和文联对他们几乎难以形成约束，他们不过是作家协会和文联团结和提携的对象。学院派作家与评论家也不是他们依靠的对象。这类作家不受体制的约束，也不在文坛圈子里混，反而缺少了江湖气息，也不受文坛某些“潜规则”的制约，写作更具有自由度，更有个性，也更加商业化或个体化。如以韩东等为代表的“他们诗歌群”和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等，就是诗歌创作界典型的自由写作群体。如王小波的写作，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写作，属于个性化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写作。如海岩、郑渊洁等是真正的商业写作，更具有读者意识，更善于与书商合作并充分利用新信息和新媒体，扩展自己的话语空间，更善于追赶新潮流、满足新趣味，成为时尚化的先锋。

四是新媒介作家与评论家。这类作家、评论家主要是电视剧作家、网络写手、博客批评家。这是当前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们利用新媒体，发表作品，传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不在乎文学体制内的认可，更不理会专业批评的声音，对学院作家和评论家也不屑一顾，甚至有时候有意地与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评论家及“学院派”等主流声音形成对抗的态势。如韩寒就是最早利用新媒介而出名的作家，叶匡政就是近几年里由博客而出名的评论家。而现在数以万计的网络写手和博客批评家，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年轻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新媒介作家与评论家的成名大体都经历了网络热身、博客造势和报纸正名的一个过程，是媒介时代充分积累“文化资本”并转而出卖“文化资本”的一类信息精英。

新媒介作家与评论家数量大、成分复杂，来自各个阶层，而且现在也不仅仅是“80后”、“90后”能够命名的了，各种年龄都有，属于很难用管理第一类作家、评论家的方法和制度来规范的群体。在个人网站、网络论坛里或博客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文学天空，都有创作、发表和评说的资质，都是文学的主人。目前，新媒体作家与出版商联系最紧密，也真正体现了传媒的力量，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话语权，并吸引新媒体读者的作家。如果说，网络文学不是经典文学的话，那至少可以称他们是真正的平民写手，即使网络写手被官方出版社签约或被作家协会邀请参加活动或人会，但他们的平民身份和话语是不会改变的。

2当前文学面临的问题

当前文学的“四分格局”因为四类作家处于相对均衡状态而显得比较平稳。但不排除随着第三类、第四类作家、评论家的崛起而导致“四分格局”的失衡，而且也不排除将来四类作家、评论家彼此互相融合、交叉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当前“四分天下”的格局下，文学依然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主要不是新媒介的挑战，也不是各类作家、评论家之间的分化与斗争而形成的文学乱象，最主要的问题恐怕是以下三个：

一是文学创作处于两种立场的困局。当前文学创作与评论都处在左右摇摆之中，作家与评论家要么是采取一种“伪精英立场”来发言，要么就是站在“去精英立场”来写作与说话。“伪精英立场”就是那种假装很有责任感的立场，貌似绝对正确和纯粹的写作姿态，实际上是一种看似高雅的“商业策略”，是一种利用读者对精英文化的敬重而讨好读者的势利行为，也是一种为博取文化主管部门好感及主流文学圈青睐的投机行为。最近，由王蒙、陈晓明肯定“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遭到了张柠、肖鹰、林贤治等评论家和作家的强烈批判就可以看出，这里面就有文学界对“伪精英立场”的反感。而“去精英立场”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对传统精神的背叛的写作，是那种有意地站在审美对立面的时尚化、流行化的写作。这两种立场都将改变以往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文学在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引导力。当然，文学与一般性的文化娱乐消费品别无二致了，那么文学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就会被削弱。

二是传统的文学体制会日益失去其领导权，而让位于新媒介，或让位于产业规则。新媒体不可能消失，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将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新媒体。但新媒体的出现无疑对传统文学体制会形成一定的消解，如何去利用新媒体并使之成为文学新的发展空间，是值得当前作家协会、文联机构重视的。尤其是网络对现有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影响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值得作家协会与文联的重视。当前文化产业化政策的大力实施，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它对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文化产业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一切以商业利益为判断标准，要防止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完全受产业利润原则的控制，不然的话，产业利益至上就会消解文学一贯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关怀。一句话，新媒体和文化产业政策对国家文学体制范围内或系统内的一切结构都是一种生存的挑战，将迫使国家调整文艺政策，采取新的方式来管理与规范文学创作。

三是学院派作家、评论家面临着话语危机。在以上这四类作家、评论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联系比较紧密，因为目前大学中文教育还是传统的模式，还主要从纸质媒体上获得信息，发出声音，另外，大学与作家协会、文联在文化联系上，意识形态的对接上，还属于一个体系，于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具有天然的紧密性。但随着作家协会和文联影响力的弱化，学院的声音也可能变得日渐式微。而且今天的大学中文教育本身就面临着困境和危机。随着大学越来越重技术、重实用，以及大学教育日益大众化以及教育产业化程度的日益增强，文学教育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作为人文教育核心的地位。况且中文教育的对象对文学创作与评论的要求更为复杂、更为实用，因此，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大学中文教育不但无法承担起教育的使命，更不可能在当下文学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学院派作家与评论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可以说，当前文学创作与评论正处在社会转变的关键时刻，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格局不断在变化，而且还将面临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甚至新的困境，因此在新形势下文学生态如何保持平衡，如何变得更加良好，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课题。

二、当前文坛代际缘何激烈冲突

2010年3月中旬，北京媒体上刊登了王蒙和郭敬明的“老少对话”。这两位年龄悬殊的作家能够互相尊敬，并且真正进行两代人的对话的确令人高兴。王蒙是新中国第一代作家，郭敬明可以说第四代作家了，应该说这两位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的差异和创作的差异，他们成长时各自所处于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文学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奇怪的是，媒体好像以看热闹的姿态在进行报道，特别是《新京报》以《郭敬明隔代“力捧”王蒙》为标题来报道此事，给读者两种感觉：一、好像“王蒙”这样的老作家能够被郭敬明这样的“80后”作家尊敬是一种恩赐似的；二、郭敬明这样的“80后”作家好像过去对老作家太不恭，现在怎么突然就要捧王蒙呢？不过，无论这个标题给读者什么样的暗示，都折射出当前代际冲突的文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