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在译林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喜爱，这位伟大的作家对西方文学经典的解读确实令人叹服。他在书的开篇《我们为什么读经典》中提出了十四个对“经典”的定义，也令人深思。如他认为：“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一样带来发现的书。”等等。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主要是从的角度来阐述的，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天才的鉴赏家，他对经典的感悟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事实上，中外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确有常读常新、散发永久魅力的一面。

其实，对文学经典的定义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经典的构成时，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经典是被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中，人们也普遍地认为“经典往往代表了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经典因为优秀的品质和伟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载人史册，成为后人了解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凭据；一般作品往往是过眼云烟，迅速地遭受历史的淘汰、抛弃和遗忘。”这些关于经典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概以审美价值来定义文学经典，但似乎经典被选编流传也不是因为审美的力量，而是文学史有意地遮蔽了广大的作品。但文学史的书写如果是有问题的呢？比如古代作家的作品能够被收入官方册子的，有几部是平民的文学作品！翻翻古代文学史，欧阳修、王安石这样的诗人、作家都做过朝廷大官，就连杜甫这样的诗人也是做过“工部郎”。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古代名篇基本都是官员的作品的缘故了。

一、文学经典的生成及其价值

不管怎么说，目前人们对经典的定义是有缺陷的。应该说，经典与其说是其本身的力量或读者力量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经典的变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势或意识形态的力量促成的。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过经典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事实，他说德国在1859年就利用席勒的百年诞辰之机来达到国家主义目的的企图，国家上层政治集团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已具有了一种向心力，人们确信它是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服务的。在二战期间，斯大林也鼓励他的公民们去俄罗斯那些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经典重新恢复了地位，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褒扬，而且被大量地印刷，以唤起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驱散他们的不满情绪”。中国儒家经典的确立就与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关。其次，经典的形成也离不开教育制度和文学制度。在中国，《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礼记》等之所以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封建科举考试对这些文本的不断强化。而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和“五四”文学等经典地位的确立也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考试制度密切相关。当代文学经典的确立还与文学评奖和文学改编有关，现被写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大都是获得过各种国家级权威文学奖的，而且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能够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短篇评奖中获奖的，一般都被写人了文学史，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后来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都能有效地推动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另外，莫言、苏童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被大家所认可，还和他们的作品被张艺谋等电影大腕改编为电影分不开。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外部力量对文学经典的建构和强化。

但文学经典建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力量不能忽视，那就是书籍报刊等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很显然，自从有了印刷书和轮转印刷机器，图书和报纸杂志的大批量印刷和出版，使得文学文本越来越具有可得性和易得性，这就扩大了文学文本的传播和接受范围。更关键的是，印刷术不但使文学越来越大众化，而且印刷术直接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并且使学校教育基于书籍的分层分级的专门化。于是，过去那种单纯地依靠国家考试制度和政治集团的力量来控制经典的形成已经不可能。文学文本一经发表或出版，就直接传递到了各种阶层的读者手中，可以说，文学经典的筛选已不可能是几位专家或政府官员的事情了。今天的学校教育虽依然能对经典的强化发生很大的效力，特别是一些文学专家和教授依然掌握着学校教育体系里的文学阐释权，但今天的学校教育方式和视角越来越多元化，也越来越开放并越来越鼓励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出现，这也使得少数教育权威和学院批评家的力量在弱化，至少他们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因此，自从15世纪中叶，约翰·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由于大批量印刷书籍的技术还未普及，所以在15、16世纪文学还未能成为大众社会风尚，但随着谷登堡印刷术的普及，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文学已经不是少数贵族的风向，而是越来越大众化了。

翻开欧洲出版史，自从17世纪有了出版社，文学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儿童图书出版为例，英国儿童文学之所以大规模开出灿烂的花朵并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儿童文学的“领潮者”’就是约翰·纽伯利（17131767）儿童图书出版事业的开创。1745年，纽伯利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大街挂起了“圣经与太阳社”的招牌，开始了儿童图书出版事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童图书出版社，他出版的书约有二百种，他的这些书与以往的儿童读物相比，在纸张质量、印刷和装订上都要好得多，而且价格上也相对便宜。这些物美价廉的儿童图书的出版使一直以来被贵族子弟垄断的图书，变成了一般平民子女也能得到，这不但推动了儿童教育，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包括儿童文学著作在类的童书创作。所以，尽管人们认定世界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山者是德国的格林和丹麦的安徒生，但儿童文学最发达、经典涌现得最多的国家却是英国，在随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童话和儿童是最多最好的，涌现了《水孩子》《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北风后面的国家》《格列佛游记》等诸多名篇。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经典的确立也直接和出版的报纸杂志有关。安徒生等欧洲经典儿童文学作家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的历史，如果考察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等欧洲儿童文学经典的版本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生成，不仅仅是现代儿童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启蒙力量的推动，还与图书出版与报纸杂志的发行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儿童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就不可能有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陈伯吹的《一只会飞的帽》和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等经典作品的广为流传。今天虽然电子媒介和信息方式的变革改变了文化经典的环境，也影响了人们的方式和价值取向，但图书出版在经典文化的塑造方面的力量依然不可轻视，在不断地推出新经典，淘汰旧经典的过程中，图书和报纸杂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没有图书出版和报刊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经典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正是因为图书出版业和报刊发行业，文学作品才有了更多的读者，文学作品才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文学经典才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被更好更快地传递、阐释和解读，文学经典的魅力才会越来越长久，越来越具有难以形容的精神建构的力量。

的确，经典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而且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文学经典都是在印刷媒介的表现与传播下进入公众的视野的。虽然我们习惯于用“一流的、优秀的、不朽的”来形容经典，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经典，任何经典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是各种权利的角逐和各种趣味分享、妥协及协商的结果。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任意解构经典，任意轻视经典的力量，或完全凌驾于经典之上来从事批评活动。应该说，无论在任何时代，经典都有着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经典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证明和文明符号。就人类的巨大文化创造力来说，每一个时代肯定都会产生或创造出数量巨大的文学作品，稍稍留意一下民间文学典籍，就不难发现这么一个事实：人类在仅仅靠口头来传递文化、智慧与知识的时代，就具备了创造文学精品的能力，“口头诗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故事的讲述者，都可能是歌谣的产生者，而且民间普通劳动群体对文学的创造是毫无功利目的的，且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也是无意中的有意发明。由于早期传播媒介的限制，石头、竹简、绵帛、木片与铜版等用来刻字、写字的物体本来就不便利，有的价格甚至非常昂贵，也不利于普及，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发明比欧洲早许多年，但真正进人印刷文明时代却比欧洲晚了将近300年。因此人类虽然具有这么巨大的文学原创力，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却是非常少的，这少数流传下来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做是经典，因为它们记录了人类早期的生活状态、文化趣味和价值关怀，也传递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反映了人类特定时期的文明程度。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民间文学研究非常重要，对古代文学典籍的整理也非常重要的原因了。

其次，经典是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标杆，为当代批评与教育树立了坐标。对这一点，需要这样来理解：一方面，经典的生产与批评的干预和教育的干预有极大关系，在经典生成过程中，批评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占据了文化的重要岗位或在社会中处于制造话语的权威者位置，那么他的批评就可能达到筛选作用。而且文学教育者也依仗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来规定和选择符合他们趣味的作品。另一方面，经典一经生成也对当代批评和文学教育发挥作用。一般来说，当代的批评家对当代作品的评论都是以现代或古代的经典作家作品为坐标的，来进行对比性解读的。批评家对当代作家作品优劣的判断，依据于已有的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已有的经典的所谓“文学性”、“艺术性”

或“精神高度”。所以有人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两种来历：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经典作品与当代作品共处同一个时代，就数量而言，披沙拣金地存留下来的经典与千军万马的当代作品相比，前者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与这种数量对比极其矛盾的一面就是，经典对于当代作品具有特殊的规范作用。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经典统率着当代的创作。经典的地位是确定的，不可置疑的；当代作家作品的好坏优劣往往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代作品的评判有待于深入的检查和考验，而且检査与考验的一个主要参考坐标仍是业已确认的经典。经典是当代作品的品质、地位和价值之裁决者。合乎经典标准的当代作品同时分享了经典的荣誉和权威，并且也最有可能成为新兴经典的后选人。其他与经典相悖或距离过大的作品，通常被划入一般作品之列。我们很难设想，没有经典作为标杆与对照物，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会是什么样子。西方传统文学批评家和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曾经就经典问题进行过大量的争论，传统的批评家认为文学经典是固定的，而自由主义批评家主张经典应是开放的，是多元化的。但无论是固有的经典，还是开放的经典，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都需要贯穿其中的。

第三，经典还具有相对持续性的文学和文学教育价值。也就是说，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还应该具有广泛的有益性、教育意义和价值，如果没有价值，尤其是没有被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与关注，这样的经典也是可疑的。文学作品最终的价值不是作者和批评家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读者，即比文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更多的大众。没有这些大众，文学作品，哪怕是永恒的经典，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文学熏陶和教化作用，经典也只能是被封存于书库的旧纸而已。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家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一部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学的接受史，即文学作品假如没有读者的参与，没有进人的视野，那么这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就没有完全生成。创作活动并不只是作家创作了就完成了，作品只有到了读者手里且被读者与接受了，创作活动才算真正完成。

二、电子媒介与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文学经典问题”成为从英语国家文学批评界到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普遍话题。近三四年，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可以说非常热烈，尤其是童庆炳、刘象愚、陶东风、王宁、阎浩岗、吴子林、孟繁华、刘晗、朱国华、赵学勇等学者在经典建构的因素、红色经典的价值评估、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与走向等问题的探讨方面产生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童庆炳的《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一文在诸多论文中显得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该文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童庆炳还认为：“就这六个要素来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要素，这里蕴含‘自律’；后两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这里蕴含‘他律’。其中，第三项‘读者’和第四项‘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