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在半夜里醒来。

一阵疾风掀得窗帘呼呼作响。我索性起身，把窗帘全部拉开，仰面躺在床上，月光倏然滑进来，渐渐地融化掉整扇窗户。屋里变得敞亮起来，恍然间，我竟想起了从前那些年，那些没有窗户的夏天。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的住宿环境很艰苦，八个男生，挤在四张上下铺的宿舍里，到了夏天，就像码在烤箱里随时等待出炉的蛋挞一样，热得流油又冒泡。宿舍里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唯一的通风设备就是——窗户。

可是仅靠打开半扇小窗通风，已经完全无法满足青春期热血青年们的散热需要了。有天社长灵机一动，下令全社男生把整扇窗户（沿着窗户框）拆了下来，于是，闷罐一样的宿舍，硬生生被掰断一根门牙，每夜以漏风豁牙式的萌呆，翘首月光的到来。

窗户卸了，苍蝇蚊子也跟着进来。为了不再阻断风的流通，社长继续下令：“谁也不能在宿舍里挂蚊帐！”睡我下铺的三哥不服，第一个挂了，于是我和老六每晚被咬醒，都挣扎着爬起来，顺手给三哥把蚊帐拉开。如是几次，三哥彻底服了，收了蚊帐，再也不提自己“细皮嫩肉”的事。

不过说来真奇怪，三哥不挂蚊帐之后，我夜里睡得踏实多了。

那时候很多同学为了避暑开始在宿舍里玩全裸。上自习回来，在水房冲了凉，就一丝不挂地在楼道里游荡。数日后，对面研究生院的老师投诉了我们，于是我被我们辅导员拎到办公室里训话。

“谁让你们把宿舍铝合金窗户全卸了？”

“忒热了！”

“给我装回去！”

“哦！”

“对面教师公寓有人投诉你们！”

“啥？”

“你们是不是在宿舍都光着屁股了？”

“忒热了！”

“给我把衣服穿回去！”

“哦！”

“下次让我抓住，给你们全揪下来！”

辅导员紧握右手，恶狠狠地比出一个拉拽的手势。

一周后，宿舍熄灯前，我在走廊上正溜达着背单词，远远地听见有同学在楼梯上喊：“快快快！辅导员来啦，辅导员来啦！”

我疾步奔回宿舍，看到一帮正面无码的傻老爷们儿在宿舍里侃得神欢，实在无法插话，慌乱中，我抄起一个洗脸盆直奔水房。

在一阵鸡飞狗跳的噪杂声和一阵狗血淋头的责骂声之后，楼道上安静了下来。我听见我们辅导员用撕裂的声音高喊：“你们太不像话了！混账！你们班长呢？”

“好像在水房！”

我迅速在水房中制造出一阵嘹亮的冲水声和哼唱声，导员挑了帘子进来，一腔怒火，被我半脸盆的冷水迅速浇灭，我继续哼唱，并用眼角余光目送辅导员默然离开。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大二的夏天，已经有同学把私攒的电脑带到宿舍来（那会儿学校禁止带电脑），为了掩人耳目，白天我们把电脑拆了，把零件分散掖进被子里，晚上熄灯后再组装起来。

拉电这事儿，对电院的男生根本构不成任何障碍。熄灯之后，立马有同学拿出自制的接线板、自制的换向开关、自制的小音响，迅速拼接电脑，在楼道里组装成一个多功能环绕立体声影院来。只要片子好，该影院全夜营业，有时放马龙？白兰度，有时放丁度？巴拉斯，看得男生们嗷嗷直叫，经常吵醒楼下宿管的大爷，半夜里抄着俩手电筒上来拼命。

有时夜里看得饿了，便翻墙出去，到学校外的小街上，搞几个炸串，偶尔我们的土豪社长会请全社兄弟吃煮方便面——我说的是带荷包蛋的那种——青黄的浓汤上泛着玉白的蛋花，间或漂散着几簇油点子，吸一口进嘴里，不用咂摸，莹润香滑的面条，长了腿儿似的自个儿会往嗓子眼里扎。夜空里常缀着一盘明媚的月亮，温风吹拂的晚上，我时常爬回墙头，又觉得依然饿得慌，时常仰在床上，就会梦见自习室里的姑娘。

大三那年的夏天最热闹，一个月里，竟然深更半夜地跑了两回医院的急诊。

头回是我宿舍老八失恋，一时想不开，吹了一瓶半“板城烧”，被抬回宿舍的时候，已经口吐白沫。我摸了摸他的额头——体温冰凉得吓人——社长当即召集兄弟们把老八背下楼，又从街上叫来了出租车，大家齐心合力地抬他上车，才折腾到医院去。

急珍的医生说，幸好你们来得早，病人很危险，必须马上洗胃。

除了简单的哼哼和口吐白沫，八弟死猪似的四仰八叉在医院的病床上，谁知插喉的软管一碰嗓子眼儿，这厮立马跟恶鬼附体似的狰狞起来，一条大腿踢蹬得老高，两个男生都按不住他！

七个舍友、俩护士扭了小腰，拼了老命地折腾了半天，终于给八弟洗完了胃。吊上点滴之后，他逐渐平静下来。大家分成三组，整夜轮流守在老八身旁。

后来，我和社长在医院里闲逛，误打误撞居然走到太平间的门口。社长颤抖着掏出一包烟给我说：“午歌，你怕吗？怕就来一支！”

我抽出一支烟，点上猛吸一口，眼泪鼻涕一下就呛了出来，顿时腿就不抖了。

夜里老八缓缓苏醒过来，赖在床上，蔫蔫地说：“社长，对不起，让兄弟们辛苦了！”

社长说：“失恋就去找死啊，瞧你那熊样！”

老八羞愧无言，半晌憋出一句：“谢谢兄弟们救我，回头我请大家吃饭！”

我问：“吃饭有‘板城烧’喝吗？”

老八用枕巾遮住脸说：“班长，你还是弄死我吧！”

夏夜的鸟儿总起得很早，叽叽喳喳地在梧桐树上聒噪。那晚我一夜无眠，好在东方破晓的时候，总算没有荒废地学会了抽烟。

不久后的一天，院学生会换届，我刚刚做了主席，迎完新生入学。那天夜里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大一女生打来的，她说他们寝室的一个女孩子忽然生病被送到医院了，很害怕，也不知道该去找谁，问我能不能赶过来看看。

放下电话，我跟社长借了些钱，匆忙跑下了楼。等了十几分钟，一辆出租车也看不到。我那时心急如焚，一气之下，决定跑步去医院。那个夏夜，天气闷罐一般的潮热，没跑多远我就气喘吁吁了。三十分钟后，我跑到医院，全身上下已经完全湿透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我记得我走进病房时，几个学生会新招的女干事看到我，忽然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边擦汗，一边向里走，有个女干事挡在我的面前说：“你别进去，医生已经检查过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我掏出借社长的钱，继续向前走：“真没事吗？需要钱吗？”

那女干事一下抢在我的面前，踮起脚小声跟我说：“真没事，你快回吧，是妇科病啦！”

我的脸噌一下就红啦，此后我守在急诊的门口，左右踱步，想去买包烟，又觉得太奢侈（现在回想，主要原因是怕影响在大一新生中的形象），人反而更加纠结起来。

那生病的女孩果然没有大碍，不久便从诊疗室走了出来。夜色里，她冲我嫣然一笑——那个笑容分外精致，我至今都还记得。

转眼就到了大四，全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准备考研。由于已经基本没课，开学的那个夏天，大家就在宿舍里支上一桌麻将，噼里啪啦地整日搬砖。我中午一个人上自习回来，洗一把脸，懒洋洋地滚上床。夏日依然如火如荼，没有窗户的八人小屋，温度直逼四十度，在一片嘈杂的麻将声、欢呼声、叹气声中，我居然可以没心没肺、马不停蹄地沉沉睡下，惊得床下打牌的兄弟们都啧啧称奇！

大四毕业在六月底，依然是夏天。

我是最后一批离开校园的老生，那时宿舍里也只剩下了老六和老三。三哥扫地时，从宿舍的床底下找到一瓶王朝干红，审查年份后，初步推断是上一届老生留下的陈年精品。

老六用螺丝刀撬开瓶塞，三哥洗出三个茶缸子，将红酒均分，在夏日的蝉噪声中，一气牛饮，就此别过。

宿舍楼下，我最后一次拥抱了六弟，眼泪止不住地打转。老六也憋着，没敢和我多说一句话。

我扭头擦拭眼角，恍然看到宿舍楼上的玻璃已被齐整地装上。那些年，那些在辅导员口中的责骂，那些翻墙偷吃的泡面，那些午夜狂奔的夜晚和那些没有窗户的夏天，再见了，就这样永远地再见了。

我回身与六弟作别，跳上出租车，头也不回地，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