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我乐岭人物志(19)

冯俐站起身，却不动，她朝段监狱长说请周文祥先走，我送他。段监狱长说不行。冯俐将声音抬高，说周文祥是我的客人，请客人先走是起码的礼节，他不走我也不走。终是段监狱长让步了，气哼哼地冲我说，周文祥你赶紧走吧，走吧。我朝门外走去，在门口我转身看了眼冯俐，纸人样的冯俐正朝我笑着，对我招了招手。这是冯俐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后形象。我的脑袋懵懵懂懂，不知怎么走出了监狱大门。刚走到马路上，我便抱住一棵树大哭起来，那是号啕大哭，是那种看到世界末日万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哭。马路上许多行人被我的哭惊动，停下脚步观望，而我全然不去顾及，依旧痛哭不止。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般惊天动地撕心裂肺的哭啊！28611——真的不敢想象，我第二次入狱所得代号竟与头一次入狱的代号完全相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啊。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会是巧合，我倾向于是人为。比方这丰城监狱里的某一个看守(或警卫)当年曾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供过职，他知道我的代号，见我九年后“二进宫”就把他所知的原代号奉送给了我。这样做也符合人惯常的恶作剧心理。有了这想法便努力想得到印证，我瞪大眼睛留神眼光所及的每一个人，辨认是不是当年草庙子看守所的人。

代号相同，然而其他却已是时过境迁大不一样的，比方说入狱原因，头一次是现行反革命罪，这第二次是顽固不化的劳改犯罪；第一次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这第二次被革命小将抓获；头一次关在北京，第二次关在离我乐岭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心理上，头一次被人喊一声28611那情状就像是一个惊弓之鸟，现在再听喊就无动于衷了。就是说我已由一个雏儿变成一个老油子，变成了一只不怕开水烫的猪。

第二次被捕其实无须用大篇幅论叙，也用不着进行一番渲染，因为这是“文革”初期许许多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不同处是别人是从社会抓到监狱里，而我是从劳改农场再进监狱。我得承认这次被抓与“组织”上无关，完全属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这当中倒真的有了点巧合，丰城红总司的小将到“牛鬼蛇神”成堆的我乐岭农场来造反，农场当局将牢城大门关得严严的，并且在哨楼居高临下地向小将宣传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许冲击专政机关的政策。小将就“班师”了，这时在野外逢上刚在小西地埋完死人回营的我和李德志(留场就业后我仍然担当着掩埋死人的重任)，一点不差地“撞在枪口上了”。我们就被当着“战利品”抓获回了丰城。这一天是我刑满留场就业的三个多月后。

有言曰：曾经沧海难为水。九年后再进监狱就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了，一切都不再新鲜，或者说一切都大同小异，审讯、放风、吃饭、睡觉、管教的叱责、关小号、犯人之间的角斗，都是曾经历过的那么一档子事，留不进记忆里。惟一还能记起的是监舍里人满为患，各色人等及流动性很大，李德志开始和我关在一个监舍，几天后就转别的监舍了，只有在放风的时候才能见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放风时见到了袁光，这位前k大党委书记自离开我乐岭后便不知他的下落。断然没有想到会在这丰城监狱里重逢。我们远远地点一下头，算是招呼也算是致意。不过这次看见他心中的歉疚已不复存在，起码不像从前那么强烈，因为在他离开我乐岭后李德志给我讲了他和k大张校长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于是我就明白了他被打成右派与我并没有多少关系。即使他不对着大字报鼓掌，右派帽子也会戴在他的头上，说他为大字报喝彩，只是一个借口，倒霉是迟早的事。李德志说袁的岳父是一个很得蒋介石赏识的高级幕僚，在领导一次反蒋学生运动中张遭逮捕，是袁通过岳父的关系将他保释出来，也算是救了张的一命。

有关抓人放人的过节张一直向组织隐瞒着，至于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恐怕也只有袁能从他岳父那里知道。而袁是缄口不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李德志说解放后张做了高官确实对袁很提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了k大又把袁要过来当了自己的副手。不知底细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是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实际上张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袁牢牢控制住，然后再寻找机会将其一棍子打死。果然就在反右运动中找到了这个机会，将袁打成了右派自己又得到一个“坚持党性不徇私情”的美名，可谓是一箭双雕。当时听了李德志这一“新奇”说法我似乎悟出了政治的“玄妙与深奥”，同时在心灵中也撤销了那份挥之不去的歉疚。在“丰监”的每次放风我都多看袁光几眼，每看一次这个“牺牲品”都使我的心灵感到震撼与悲哀。

在“丰监”的另一桩难忘事是又见到了孝子，这遭叫他孝子而不叫邹场长是因为他也成了犯人。当看守将他从门外推进了监舍，我惊讶得差一点喊出声来。他装着不认识我，我也不敢上前与他相认。我只是在心里想，孝子终归是孝子，又一次混进犯人堆里当起了内线。这么想心里着实很悲哀，也很无奈。当然已知底细的我不会再上他当，你当你的内线，我当我的犯人，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却没有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在“陌生”了数天后他终于凑到我身边，悄悄问我怎么进了丰城监狱。听他的口音似乎并不知道我被抓的详情，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对他多说，我只是说现在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无论被抓被放都是革命的需要。大概他从我这半生不熟的“新时代话语”中听出了对他的戒备，他苦笑笑说道，老周我和你交个实底，这次我不是充当内线，而是一个真正的犯人，和你一样的。我一怔，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层。但也不敢轻信，问句：怎么会是这样呢？他摇摇头，说老周确如你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稍不注意就会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我犯了路线错误，我罪有应得。

我没吭声。过会他又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未婚妻作古了。开始我一怔，大概是一下子没理清“作古了”这个概念，翻眼看着孝子问，你说什么？我说你未婚妻死了。我听清了，也明白了。心口立刻像捅进去一把刀，又一下一下地刺着绞着，全身反射出一种无以复加的疼痛。说心里话，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吃惊。事实上这许多年特别是前不久在晋城监狱探视过冯俐后我一直恐惧地拒斥着这个消息，它像一个隐于冥冥中的恶魔，今天终于降临了。这一刹我觉得我自己也死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我问孝子冯俐是怎么死的，但话出口我就后悔了，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作了“古”，又会是怎样一种死法呢？果然孝子跟上的话就证实了，说她被枪毙了。一定是我的样子使孝子惊骇，他拍拍我的头说道，老周清醒些清醒些，要挺住啊，一定要挺住，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知道他所说“以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可是冯俐死了，我还有什么以后的日子？全毁了，一切都随着冯俐的消失而消失。

孝子又说，老周现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整个社会都动荡起来，无论是你是我都要有心理准备，我哼了声问什么心理准备。他说不要期望在短时间内能获得自由，要安心继续服刑。我不再说什么，也不想听他鼓噪下去，然而不知怎的却想起在清水塘农场一个宣称会算命的姓曹的犯人说过的一番话。在给我们一伙人拆过八字之后，他称李戍孟、俞峰华是火命，水克火，要见水而避。说我和李德志是金命，火克金，要见火而避。当时并不太信，只当他是胡蒙。现在看来，李戍孟、俞峰华的事倒真叫他言中，两人都死于水中。而被曹算定为金命的我和李德志，尽管仍还在苟延残喘，最终怕也是“火”劫难逃啊。我们将继续在“狱火”中无休止地烧炼，直到某一天被烧死，化为灰烬。想想度过的九年“峥嵘”岁月，我还真期望这一天能早早地到来，走向那个被李宗伦描绘为“鸟语花香、美妙无比”的“了”处。然而怕只怕劫数未尽，大限未至，苦难遥遥无期……(后来的事情真的让孝子不幸而言中，已刑满的我的劳改生涯仍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