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京畿秋千架(4)

作者:尤凤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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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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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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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556字

他说是校党委决定停课整风的通知。我吃了一惊,问:是真的吗?程冠生说白纸黑字还能假。这时我想起昨天黄伟说的高教部受到中央批评的传闻,现在看可能是真的了,这不学校开始行动起来了?我说看来整风要来真格的了。程冠生点点头说看来党中央是痛下决心了,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中国是有希望的。我说中央开始从根本上抓起了。前脚回宿舍,后脚姜池就来了。不上课宿舍里人多,姜池把我拉到走廊里,对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领导认为锋芒太露了,怕引起大家的误解。我问哪些地方锋芒太露了。姜池吞吞吐吐,说也许大概……我领会领导的意思是可以阐明整风的必要性,但不要先入为主地对“k大三害严重”做导向。我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连校党委都下决心停课整风了,而以“号角”自居的校刊却畏首畏尾,这不是叶公好龙是什么?我对姜池说把稿子还我吧。姜池从口袋掏出稿子递给我,说快些改,还是中午来取。我说别来了,改了我送过去,不送就是改不了了。中午收到家里来的信。


午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最近食堂将菜按质量分为甲乙丙三类,学生吃什么买什么。从买菜的情况可看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只要和我一起吃饭,冯俐大都是买一份甲菜,有时还买甲、乙两份,甲菜是买给我吃的。吃饭的时候我问怎么早饭时没见到她,她说昨天和舅舅聊到很晚,就住下了。今天一大早赶回来上课,不料停课了。早知这样就不用起大早往回赶。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她说她也感受到了。我问她舅舅那里的情况。她说舅舅对帮助党整风还顾虑重重。我说民主党派历来胆小,口头上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实际上一直是捧着蛋子过河——提心吊胆。


冯俐吼一句又恶劣!我朝她做了鬼脸。她又说恐怕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告诉她家里来信了,问暑假能不能带她回去住几天。她笑着摇摇头。我说丑媳妇早晚也要见公婆。她扬手捶我说不害臊,谁是你媳妇呢。我说现在不是早晚会是。她说那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我继续动员她,她说你家里人的态度诚恳么。我说那当然,不信你看信。她说态度诚恳尚可考虑。见她答应了我很高兴,说同意了我就写信回去,可别到时候又变卦啊。她说你急乎什么呢,离暑假还有两三个月呢,再说谁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想不到竟被她不幸言中,暑假不仅她不能随我一块回家,连我自己也没回成)。


下午参加班里的整风座谈会,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孟广琦主持。这是我们班的首次整风座谈会,同学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参加,到得很齐。孟广琦读了《人民日报》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念完后以系总支的名义做动员,他的态度很诚恳,特别讲到希望同学们对他本人多提批评意见,一不要有顾虑,二不要留情面。他保证决不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孟是江苏人,考入k大时就已经是党员,因此顺理成章的当了系里的干部。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又老觉得自己是干部自觉不自觉在同学中拿架子,威信不高。听了他的动员我觉得不舒服,一开始就说“不打击报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他有打击报复的权力?只取决于用还是不用。孟讲完话之后冷场。我的同位卜东方悄声问我发不发言。我摇摇头,问他发不发。他说发言就像喝酒,得有个气氛,现在这种气氛能有情绪发言?还冷场。陆续有人离开教室。我心想这开场锣怕敲不响了,也蠢蠢欲动。卜东方说新闻系的一个专题会也在开,估计会热烈,问我想不想去听听。我说去。卜说别一块出去,我先走,在外面等你。


新闻系开会的大教室里黑压压一片人,座位满了,后面也站满了人,我和卜东方努力往前挤,挤不进去,最后只能站在后面听。正发言的人是南方口音沙沙的公鸭嗓。他说在肃反中我被斗了三次。我听了一怔,原以为新闻系的鸣放不外乎新闻原则和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却不是。拐出去很远,就留心听下去:他们说我有反动历史和反革命罪行,这些都是积极分子们像创作一样苦心的构思和奇妙的幻想弄出来的。党委就根据这些创作成果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这顶反革命分子帽子险些使我进到监狱里去。直到去年五月我的问题才弄清楚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平反了,党委向我道歉,可又是怎样道歉的呢?党委派一个姓陈的干部把我叫到一间屋子,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我说:党委肃反没有经验,让你受了委屈。


说完这句话又提高了调门,说不过你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嘛,否则为什么不斗争别人呢?(笑声)听听这是一种什么腔调?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斗争是因为有几个人写了我的检举材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创作出来的。情节是一九四九年在长沙中学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是我们几个爱好钓鱼的同学常一块溜到江边钓鱼。(笑声)我向组织提出销毁这份假材料,组织上却不同意,说这些材料不作为你的历史资料可也不能把它作废或者销毁。真是奇怪的逻辑。既然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为什么不销毁?不销毁就说明有保存的价值,是不是想留着下一次运动来再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希望系党组织能给予答复,否则这次整风运动中我无法轻装上阵……接着是一个北京口音的人发言,他同样以肃反为话题,说肃反在k大搞得热火朝天呀,结果把数学系的许多教授搞走了,我们新闻系的许多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中写了七次检查不过关,因为我用一张旧画报包书皮,画报上有希特勒的画像,他们抓住这点不放,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新闻系的许某人是条棍子,东打西打,可他不是武林好汉,而是儒林小丑(笑声)。


和卜东方又回到中文系座谈会会场,有人在发言,记不清是谁了,发完了又有人接上,都不是实质性发言,是表态,说些整风伟大要踊跃参加之类的话,后来就散会了。晚上和冯俐约会,坐在湖边长椅上聊天。天暖和了,湖边人很多。后来云彩遮住天上的月亮,人都隐在黑暗中。我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当时我对冯俐说的一句自以为很有诗意的话:人有时是需要黑暗的。当时我真觉得黑暗很好很温馨。


——七日?这天干了些什么呢?怎么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呢?糟糕,日子断线了。就像走路走到一座断桥边,面前一片茫茫水面,看不见彼岸的路径在何处。我清楚是不能就此止步的,必须把断了的线接起来,从断桥上走过去,否则……如果具体事情记不起来,能不能有一个概要印象呢?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学校、中文系和我个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学校系里不外乎以各种形式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个人不外乎……周大学——是喊我。我睁开眼,见崔老正看着我。我问崔老有事么?崔老说轮到你了。我一时不解,问什么轮到我了?崔老伸手往房顶的一扇小窗指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轮到我晒太阳了。来的当天我发觉监室只有门没有窗,事实上是我没有看仔细,在房舍的天花板上有一方很小的天窗,晴天时太阳可以从这扇小窗照射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随着太阳在天空的移动,这道光柱也在监舍里移动。对于长期关押的犯人来说,这缕阳光是极其宝贵的,同样也是出于公平的原则,阳光被所有犯人公平分享,依照床铺的顺序依次照耀,而现在轮到了我。我是刚进来的,对这点可怜的阳光并没有多少热望,可我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陈规”,走进那缕阳光中。


周大学,暖和了吧。一个犯人问。


我点点头。


周大学……


周大学?我边晒太阳边琢磨这个蹲监后新得的外号,觉得苦涩而有趣。这个外号是一个外号“将军”的犯人给起的。这里的许多犯人都有外号,情况与学校里差不多。不同的是学生们起的外号趋向于戏谑,努力从人的缺陷与弱处发掘,而犯人们则相反,外号尽量往好里起,显示着对当事人的友好与敬意。“崔老”、“将军”这样的外号自不必说,再如丞相、道长、骏马、员外等也相当的不错,当然个别也有不佳的。那是因为其人行为恶劣所致,比如爱向管理员打小报告的叫“小咬”,爱占人小便宜的叫“臭虫”。叫我周大学自然因为我来自大学,这比我在学校时的外号“花和尚”中听得多。


得到这么好的外号或许是我头一天来贡献出来的那顿饭起了作用,狱友对我挺友善挺关照,特别是崔老。记得当天下午饭我依然不吃,大伙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不急于分掉我的那份饭,崔老将我拉到一旁问道:老周,你是不是想绝食呢?我没听懂。他接着说:老周你得明白闹绝食可是头号大傻瓜哩。我说我不想绝食,是不想吃。他一直盯着我,待觉出我说的是实话方松了口气,又说:千万别想不开,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活着出去,不能死。这样死去丝毫没意义,连上帝都对不住。这是有生以来头一个人对我郑重谈生与死的话题,我受到震动。后来我将崔老的忠告奉为“囚人谶语”,才使我得以活着度过二十多年的刑期。


虽短短几日,我已差不多习惯了狱中生活,这是强制的功效。强制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一块胚料砍削成想要的形状。我,犯人老周,28611号,笔直站着提着嗓门喊报告;喝了稀饭伸长了舌头舔碗;往马桶里尿尿不出声;学习时打瞌睡放风时望天。这些和其他犯人已没什么两样。我成“型”了,像一尊新雕成的兵俑被摆进俑阵磅礴的墓坑中。不同的是兵俑是些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我一缕魂魄尚在。我的魂魄在狱内狱外进进出出,像一只热锅里的蚂蚁惊恐万状。进过监狱的人都清楚入狱之初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时期。相反肉体上却比较消停:不用劳动,坐监是名副其实的坐监。除了睡觉和放风,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铺盖卷前盘腿打坐。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吃过饭便开始学习。或崔老或崔老指定的人念报纸。这一段时间报上登的多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局面再好,我们犯人在里面也感受不到,外面白面猪肉铺地撑得人人打饱嗝,我们仍旧是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稀饭一块咸菜饿得要死。


大家没有情绪,念报纸的时候都在闭目养神,养精蓄锐以迎接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轮到的审讯。凡关在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由公安机关进行预审,预审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审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对犯人的命运做最终的裁定,处以徒刑或者死刑。这时候的犯人便成为已决犯。未决犯与已决犯之间像凌空悬着一条钢索,审讯便是走钢索。犯人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长有短。一两个月有之,四五个月有之,一年两年有之。我们24号监房预审时间最长的是崔老,从入监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是老资格未决犯。也许正因这一点才被称了老。毕竟在押的时间太久,即使崔老本人不说也会从监狱管理人员嘴里露出些口风。在一次放风中那个外号叫“将军”的犯人将崔老的案情告诉了我。崔老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他是名无线电专家,抗战时期在阎锡山的特务处担任通讯教官,中校军衔。抗战结束后离开了阎锡山部队,从此便不知落于何处。


国民党撤退台湾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到西安一家电机厂,职务是电器工程师。五四年被人检举遭逮捕。检举材料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另一支国民党军队里训练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但因材料缺少旁证,这案子就悬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将军”也给我说过他自己的案子,他的案子与崔老的案子有相同的地方:都在国民党军队干过,都打过日本鬼子。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军的历史没有空白点,打败日本人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二是军衔比崔老低,是上尉。他被抓进草庙子胡同看守所能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将军”,大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外号相当满意,说话动辄我将军怎样怎样。他为人耿直,在24号监房里很有威信。但他对崔老毕恭毕敬,崔老的话无论对错他都听。也许他仍将崔老视为自己的军中上司,仍信奉那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规吧。崔老和将军属历史反革命犯人中的一种类型,即身份是明确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另一种属共产党阵营里的“异己分子”,这些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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