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清水塘大事记(6)

——从日期上看，“大事记”已停了半个多月。重新提笔无疑与李戍孟的“平安无事”有关。这半个月其实也无“大事”可记，依然没有冯俐的消息，日子依然还是老样子：干活、吃饭、学习、睡觉。节气已是深秋，庄稼已收净了，田地里只有越冬的小麦一片片的绿，除此便是灰蒙蒙。气温也凉了，棉衣还没有发放，同类们为了御寒几乎将所有的衣裳都穿在囚衣里面，一个个显得怪模怪样。农活没有了，但犯人是不能闲着的（用管教的话说犯人一闲着便想三想四），于是便兴修水利，水利是无止境的，哪怕一年有十八个月也不用担心无活计可做。何况清水塘农场是个缺水的地方。我们二中队的任务是在农田里打机井。其余的队修一条引水长渠。比较而言，打井的活比修渠轻松。井底局促便于磨洋工。井下的人磨洋工上面的人也能受益。如果进一步比较，在井下干活又比井上受用，下面无风暖和，就像一座小暖房。犯人族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公平，好事坏事都须对等。于是人分成两班，井上井下轮换。

这一切用不着管教分派，犯人自己会做得井然有序。回想到清水塘度过的一夏一秋，眼下是好过的日子。不仅活轻，吃的也比较好。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值得欣慰，就是那满眼是血的怪病没再犯。这半个月来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疑惑：眼没了问题耳朵又出了问题。井上作业时每当我的目光凝望着东南方向的“东宫”，耳畔便隐约听到冯俐的歌声。是那首她喜爱的《西波涅》。我十分疑惑，不知这歌声出自冯俐之口，还是出自自己的幻觉。“东宫”从前那茂密的绿阴已经疏落，一幢幢火柴盒样的房舍在山坡上显形。那苍凉的景象使人的心里也变得苍凉，但屏障不再，又使人感到距离忽地拉近，我曾想询问别人是否也听到了歌声，而我几次欲言又止，我知道我是害怕希望的失却。希望是好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不要破灭。啊，我的冯俐，我们的《西波涅》：西波涅你像朝霞般一样美丽西波涅小夜莺在那月夜歌唱你呀西波涅你的嘴唇，甜甜蜜蜜像一朵玫瑰花引蜂来采蜜西波涅我的幸福就是你呀西波涅这似真似幻的歌声一遍一遍撞击着我的心扉。

12月2日：今天下了今年的头一场雪，去打井工地的路上李戍孟吟出一句“大雪满锨镐”。——我一直在想，李戍孟究竟写的是什么作品，以令他视为与生命等同重要。又显然没有政治色彩，否则场方便不会归还与他。另外我还有一个疑惑：既然他的写作是管教默许了的，为什么又突然搜了去检查，这其中一定会有什么过节。我是一个好奇的人，总想把不明白的事情弄清楚。就是在他吟出“大雪满锨镐”的那个雪天，三转两转，我和他同时下到井底。我趁机向他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他怀疑是高干向管教进了谗言。因为在这之前高干曾向他“借阅”手稿看，被他拒绝。不想高干不死心，几天后又提出“借阅”，说在这鬼地方连女人毛都不见一棵，生活太枯燥乏味。有篇爱情看看也能多少解解闷。李戍孟一听这话马上警觉，怀疑高干偷看过他写的东西，遂向高干提出质问。两人闹得不欢而散。第二天就发生了搜查的事。

我觉得李戍孟怀疑高干作鬼是有根据的，从各方面分析高干做这种事的可能性最大。他一向对右派犯人持敌对态度，有机会就向管教打小报告，另外就品性而言他也属于对“爱情”感兴趣的那种人。事实上他身陷囹圄也就是栽在所谓的“爱情”上。他从小参加革命，很有工作能力，也善于巴结迎奉，因此不断得到升迁，到三十几岁官已经做到正县级。如果不是流氓成性，官还会做得更大。可是没有这个“如果”，他的官不仅做到了头，还一级一级的往下降。用他的话说怪只怪自己的“老二”不争气，“老二”不规矩一次，降一级，再不规矩一次，再降一级。三降两降就降到了个科级，调到一家小仪表厂当了厂长。如果就此接受教训将自己的“老二”看管住，当个几百人的小朝廷也蛮不错。可同样没那个如果，没过多久，“老二”又给他惹了事（他执意将“老二”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不知出于什么逻辑）。

这次的事情颇有点戏剧性，一个青年女工到他的办公室去告状，状告同组一个师傅对她动手动脚。他闻听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立刻向前询问那男工手脚怎么不老实，女工虽然害羞，可在厂长面前又不能不实说，就说那人摸了她的***。他又问摸的是哪一个，女工指指自己的一个***说这一个。他立刻显出极其关切的样子，正告女工说***是不可单摸一个的，这样会摸偏了（大小不一），接着就把女工扳到身前说要帮她“纠偏”，说时迟那时快手就抓住了女工的***，女工立刻尖声呼叫，如果他“浅尝辄止”就此罢手，或许女工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将屈辱咽进肚里。可他竟不存一丝顾忌决意要将事情进行到底，将女工摁到地板上施以强暴。就是这次愚蠢却最终没有得手的强奸使他进了班房。就是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高干都是个没德行的人。他是害群之马。这种情形不容再继续下去，必须对他进行有效的扼制。这就是我在井下的所思所想。

12月5日：高干。

——只记下高干两个字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不能记下他的真实行为，不能对他加以评判，这“大事记”越记越觉得捉襟见肘。其实记下这两个字也就够了。这两个字与恶劣等同。你会想到虫豸想到臭狗屎。李戍孟的自杀导因已水落石出，高干贼不打自招，私下散布说是他向管教揭发了李戍孟写黄色。还说谁和他不友好没好果子吃。他敢于公开自己的劣迹足见出他的肆无忌惮，另外更重要的是他借此对政治犯人进行恫吓，让政治犯怕他，听他的摆布。整个的一个不是政治犯的政治流氓。事情得以印证更坚定了我原先的信念，得惩治高干。让他有所收敛，否则后患无穷。另外我也清楚，仅靠我个人单枪匹马不行，得将所有的政治犯人联络起来，一起对付他。也是天赐良机，打井为这种联络制造了条件，因井底面积狭窄，每次只能容纳两个人作业，因此井下是最隐秘的两人世界。同时井上井下作业人次轮换，机动性也很大，想和谁一起下井不难办到。我第一个找的是俞峰华。

俞是s大历史系学生，因组织田野演讲被打成“黑爪牙”，可我发现他的手不仅不黑，反倒很白嫩，像女人的手，牙也是又白又齐整。后来抓了田野，接着又抓了他。我和他私下交谈过几次，话题大多是田野，看来他是田野真正的崇拜者。井下作业的分工是一个往筐里装土，另一个管筐的升降。我叫俞峰华管筐的升降，这样我可以控制干活的节奏，便于和他说话。我们老家有句老人训斥不肖子孙的话叫：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是指白读了书。其实不对，世上没有白花的钱，也没有白读了的书。我刚说句知不知道李戍孟的事是高干告的密，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用意，问我想把高干怎么样，我说目前还没有具体想法，但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才行，否则这个害群之马总会叫我们不安生。他听了半晌不语，我又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说这事不可行，我问为什么不可行。他说夫子有一句至理名言：不可与女人和小人斗，何况小人前面再加上政治二字，君子肯定是斗不过的。

我说难道就让小人为所欲为么？他说首先你得认清现实啊。我们这些人倒霉说到底就是没有认清现实。我说那么现在的现实是什么？他说现在的现实是身子都掉到井里也不差个耳朵了，就把这只耳朵交给高干得了，让他想咋折腾就咋折腾吧。我简直不相信这话是出自不久前还叱咤风云的“俞干将”之口（他陪田野到k大演讲那天我曾目睹过他那意气风发的风采）。有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仅短短一年多时光俞峰华原先所充盈的那种锐气已荡然无存了，竟心甘情愿将耳朵交给别人折腾。可冷静一想，他的“小人必胜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君子行事有一套规范、道德的约束，而小人则没有，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一招是狠手就用哪一招。因此你无可抵挡。当然“道理”是一回事，能不能屈从“道理”是另一回事。我总觉得让高干这样的小人欺压是一种耻辱，不可接受。我又和张撰一起下到井里。张撰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技术员，也是一位画家。平日里很少说话，得空便在纸上画素描。

这个艺术型的张撰却没有俞峰华那样的敏感，我说了许许多多话他终也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我有些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要想办法制裁一下高干。他说高干这家伙确实是坏人，应该教训教训他。只是他本人不想参与。他认为所有的斗争都是龌龊的，而龌龊又与他追求的美是背道而驰的。我说你在这劳改农场能发现到美吗？他说当然能发现，美是无所不在的。我想讽刺他几句，问他在管教的面孔上在警卫的刺刀尖上在高墙的电网上发现了哪样的美。但话没有出口。也许就是在井底下张撰与我大谈美的无所不在的这一刻，我心里开始产生出对艺术人的一种成见。我觉得他们属于情感畸形的一类人。或者进一步说都是些精神有毛病的人。我知道和张撰再说也白搭，就闭口。张撰却继续大谈他的美。他问我听没听说“东宫”里面有五妃子的事。我说听说了。他说既然是王子看中的女子一定是绝代佳人，你看，这不是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么？我说对，美就在劳改农场里。他说你同意了？我说我同意，太同意了。

后来想想这一天我好像犯了邪，锲而不舍地寻找与高干斗争的同盟者，我几乎游说了班里所有的右派犯人，但只有一两个人说可以考虑。其余的人都表示不想惹是生非。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张来场较晚（大约是十月中旬），对他的情况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s大历史系助教，平日观察，对谁都很谦恭，属大学里人们司空见惯了的那种好好先生。最后一个找张也属偶然。我俩快收工时才一起下到井里，本来我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想再对他游说，可后来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就不要错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又说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倒是很爽直，说这事他不想参与，因为劳改当局最忌讳犯人之间的这类串联活动，在他们看来串联与暴乱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发现就重重的处理。他说他的刑期是三年，一咬牙就过去了，不想再无事生非，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是他的最大心愿。听他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前面我所以说特别提到的是张克楠，是因为他后来的表现并非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不想再无事生非”，而是惹是生非，且矛头对准的是他的同类。其卑劣比之高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2月12日：终于得到冯俐的消息。喜乎？悲乎？——冯俐的消息姗姗来迟。世上的事有时的确很奇异，人穷了，穷上穷，人富了，富上富。这是比如。我说的是冯俐要么消息全无，要么同时有多种渠道传来。先是早晨郝管教告诉我他已经打听到，劳教农场妇女队有个叫冯俐的大学生。接着是中午吴启都接见了来探视的妻子孩子后急匆匆找到我，告诉我他妻子说曾和k大女学生冯俐同在妇女队。因当时正是出工时候，不能多谈。傍晚收工回营，又碰上来维修水塔的李德志(水塔在夏季遭了一次雷击，当时未见明显破坏，后来开始渗水)，李德志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周文祥我告诉你咱校的冯俐在东宫。我冷冷地说知道了。这么说是不想领他的情，我是很生他的气的。距离我的托付已经三四个月了，本来他能早些带给我消息(教养犯人星期天可以请假外出，何况他还是个很有自由度的技术员)。可他没当回事，今天是拾草打兔子当捎带把消息告诉了我。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我终生都不会忘。虽然消息来得确实晚，可毕竟知道了冯俐的下落。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感情波动，夜里我用被蒙着头，阻隔了狱灯的光线后我流下了泪，我不知道这泪是出自喜还是出自悲。

12月17日：冯俐。

——离一九五九年元旦愈来愈近，雪不间断地下。雪并没有阻止我们的施工，每天都重演着“大雪满锨镐”。而我的心每天都被冯俐所占据。消息令我振奋，但没有使我满足，我急于知道她的现状，更迫切想见到她。在工地作业时我总是占据可以望向“东宫”的位置，“东宫”永远在我的视线中。帽儿山已被白雪覆盖，与白茫茫的大地连为一体，“东宫”变成了“白宫”，远远望去犹如帽檐上方的一颗白花结。相距不过三四里路，可以说近在咫尺，但在我的意识中却是万分遥远，可望而不可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头脑里跳出这个句子。又忽然感到骇怕。骇怕这句子不仅是我和冯俐现状的写照，而且是一种宿命的预示。

1959年元月1日：元旦放假一天。李德志前来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