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我乐岭人物志(11)

只是董不善的上纲上线是毫无道理的，大伙将监舍(董不善叫寝室，只差没叫寝宫了)叫做“马厩”是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自嘲，绝无污蔑劳改政策之意。因为谁都清楚犯人就是犯人，要是让犯人住进高级寝室里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见这么多人都承认喊过马厩，李左德几个积极分子没话说了，那股邪劲蔫了。张克楠便赶紧转舵，说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批判高云纯行凶打人，每个人都要批判。于是就开始发言了。那段时间在劳改农场呆过的人都清楚批判会是这么一种模式：当事人检讨之后首先是积极分子开始发难，极尽上纲上线之能事。而大多数人是缄口不言的，一有机会便“节外生枝”向积极分子砸软钉子，待将积极分子的气焰打下去后，大伙便草草地批判几句了事。像这次对高云纯就这样。批判词尽管各有不同，但大意都差不多的：高云纯看见董不善打人应该立刻向管教报告，由管教处理，而不应“打抱不平”违犯劳改管理条例，云云。事实上这种批判会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具有一定的温和色彩，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切都不是这样子了……

佟队长——晚点名时佟说：最近有人散布一种污蔑党的劳改制度的言论，说什么右派分子解教或者刑满释放，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升到第十七层，在领导的心目中，就像历史反革命一样永远是个历史右派，永远被打入另册。还说什么所谓党内右派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党内来，最多不过是树立几个典型来表明党对右派的宽大，鼓励党内外右派继续改造而已，决不会普遍实行。还说右派就像封建社会失去贞操的妇女，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罪，也永远有污点，永远得不到宽恕。除了死去重新投胎以外无第二条路可走。大家听听，很反动很恶毒哩！这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回头看当年反右运动，是非常伟大、正确、及时的，没有反错嘛。二是在对右派的改造上任务还很艰巨，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眼下要把拔白旗运动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是白旗就要拔，坚决彻底地拔，一杆也不留，直到拔光为止。马上要拔的就是散布反动言论的这个人。

已经有人检举了，我们知道他是谁，但我们不在这里点他的名，给他一个主动交待的机会。一天不交待，我们等他两天，两天不交待，我们等他三天，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要是第三天上还不交待我们就不客气了。要狠狠地处理，起码再加他几年刑。我们是说话算话的，不信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记住，三天，就是三天，多一天也不给！回到“马厩”，我的心乱极了，长时间睡不着觉，老想这回事。我记得自己说过这类似的话，也听其他人说过。长年累月被关着不放，谁心里能不琢磨呢？与关系不错的人发发牢骚也是难免的，可我硬是想不起和谁发过这种牢骚。要是盲目交待势必带来无尽的麻烦，可不交待倒霉就在前面等着，好容易快熬到刑满，要再加上几年怎样活人呢？转念又一想，也许被报上去的不是我呢？也许领导并不真知道是谁瞎咋唬罢了。要这样何必自己往枪口上撞呢？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权衡这件事，就像屎克郎滚屎球似的，一会儿往这边滚，一会儿往那边滚，可怎么滚都是一块臭屎。

一根绳——休息的时候三大队的一个刚从团河农场转来的犯人来找胡公公。他们在团河曾在一个监室住过，大概还不大了解我乐岭农场的气氛，什么都敢说。内容都很新鲜，说老舍挨了红卫兵的打，气得投湖自杀了；说北京某中学的几个红卫兵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了一条花裙子，就把她拖进校内毒打，一边打一边问：这是无产阶级的衣服吗？有个老校工实在看不过眼，出来说了几句话，惹恼了红卫兵，把这个老校工暴打了一顿，最后竟把他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听得大伙心惊肉跳，这是我们头一次听到外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都很担心。也有人幸灾乐祸，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没想到咱们关进大墙里倒安全了。新来的犯人马上用另一个消息来批驳，说据说四川万县一群红卫兵冲进劳改队，喝令干部把劳改犯集中起来，先把干部们痛打了一顿，说他们包庇牛鬼蛇神。劳改犯们看见红卫兵打干部都迷惑不解，有人还挺高兴，以为打干部是为他们出气，哪知打完了干部就用机枪把所有犯人“突突”了。

虽然新来犯人声明是小道消息，不一定可靠，但大伙听了还是噤若寒蝉，觉得一个可怕的阴影正一步一步向身边逼近。那新来的犯人知道的事情还真多，不顾大家的心情，一件一件地讲下去，说在红旗县的农村，有人对“牛鬼蛇神”发出“最后通牒”，大字标语印着：血债要用血来还！！！内容说你们的父兄欠下了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债，我们是革命的后代，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果然，不久“革命后代”就行动起来了，在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之内，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井里，然后封土活埋，说是只要从肉体上消灭了敌对阶级，革命就彻底胜利了。他说在这场“斩草除根”的革命行动中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个是总场技术员老婆，大辛庄革命派来人要把她要回去，场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来意，但也明白地主的女儿抓回去准是批斗，就编了一个谎，说她问题严重，本场正在批斗，等批斗过后再送回原籍不迟。这一个是场长有意无意间救了她条命。另一个是黄村一街一个农民的老婆，也是地主女儿，大辛庄来人抓她，赶巧她丈夫是本村造反派头目之一，势力不比大辛庄的革命派差，干脆严词拒绝了。这一个，也侥幸活下了。

所有听见这消息的人，个个目瞪口呆，简直找不出适当的词来表达那种恐怖气氛，像到了世界的末日，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慢慢又议论起来，解若愚说：红卫兵无法无天，灭绝人性，简直就是希特勒的党卫队。张撰说：意大利有个黑衫党，国民党有个蓝衣社，现在又有了红卫兵，可以说颜色俱全了，什么画都画得出来的。我问你从中也发现到美吗？张撰不言声。看来这位鼓吹“美无处不在”的美术大师终于从艺术中回到血淋淋的现实。青纱帐里的俞峰华——不知怎么回事，每回锄玉米耳边都回响着那首“青纱帐里抗日的英雄真不少”的歌，眼前又会闪动着抗日队伍在青纱帐里与敌周旋的画面。这可能与看多了抗日电影有关。战争在电影里是很富有诗意的，连人中弹倒下的姿势都带有诗的韵律。可一旦自己置身于青纱帐，一切的诗意都像惊鸟般飞去了。一定要说有诗，就惟有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锄禾日当午”是一年中最让我们草鸡的几样活计中的一样，还有割麦和冬天修渠。我一生中头一次中暑就发生在锄玉米的时候，而后几乎每年都在锄地的时候晕倒一次，像得了一种周期病。我曾怀疑得了癫病，却又没有癫的其他征候。最后还得归咎于“青纱帐”里的酷热。

青纱帐里有值得回忆的事情吗？如果说有，那就是我们在青纱帐里干活犯人可以找机会相互说说话，自然我说的相互是带选择性的。这天下午我发现俞峰华总在我身前身后磨蹭，还时不时向我瞅瞅，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可待我凑过去他又躲开了，就这么若即若离神经兮兮的。直到快收工的时候他才与我打了并肩，吞吞吐吐地说：老周我……我想和你说件事。我说有话快说，要收工了。他的声音很低沉，他说老周佟队长那晚点名说的那件事到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不解，问：到第三天咋？他说是宽限的最后一天。我转头看看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老周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了，我，我把那桩事报告了。我说报告啥？他说报告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我听了头一炸，问俞峰华我对你说啥啦？你说清楚？他说就是……就是我们再好好改造也白搭那些话……啊，我想起来了，我是对俞峰华说过，好像在一根绳。

想到这个我的心像叫刀剜了一下，我没想到俞峰华会去告我，且无缘无故。如果是李左德，赵不仁，董不善之类，干了这种事我倒不会吃惊，正因为如此，平日我不同他们弹弦子。没想到俞峰华已悄悄在向他们看齐，“进步”了。我很生气，想骂几句解气的话，还没等开口俞峰华就开始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对不起。我火辣辣接他话说知道对不起为啥还要做。他怯懦地说我……我没办法。我一听这话就火了，我压低声音但口气却十分严厉地质问道：不打人小报告就没办法了？就不能进步不能当积极分子了，是不是？！俞峰华几乎带着哭腔说不是的老周，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是怎样？你说说。究竟为什么要把我送上去？他说老周我不是存心害你，可……可我不报告也会另有人报告，那天在旁边还有一个人。我问谁？他说高云纯。我说高云纯？就是高云纯在场他也不会告我。他摇摇头说这形势谁敢打谁的包票呢？我问你知道高云纯已经向管教报告了吗？他摇摇头。

到这里我已经很明白俞峰华的心路了，他怕不报告高云纯报告了他会受到牵连，就“防患于未然”地先把我报了。我的胸口堵得死死的，想冲他发火可又发不出音来，哑巴似的。俞峰华又向我道歉，说老周对不起你，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能理解，你知道，我九月份就到刑期了……我没吭声，心想看来俞峰华和李左德之类还不是一样的，他干这种事知道不正当，心存歉疚，而且还想办法挽救(在期限最后一天给我以自首的机会)。但这么想我仍然不能原谅他，愤愤地想：你俞峰华九月份到期，我不是十一月份也要到期吗？你这不是明摆着坑我？俞峰华还喋喋不休地说着要我理解他的话，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了，别说了，我理解了还不行？你未婚妻等了你整整十年，等着你出狱后成亲，你不能在最后时刻葬送了自己的幸福，是不是？俞峰华不吱声了，眼光闪闪烁烁仍避我。听见吆喝收工了，他赶紧冲我道：老周回去就和队长说说，千万别拖过今日啊。看着他那极度关心的样子，我只有苦笑。

我想回去就找佟队长自首，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李宗伦——听到李宗伦在医院上吊身亡的消息我不吃惊而是感到困惑，我困惑他对死亡的执著，如他所说曾体验过死亡瞬间的美妙而孜孜以求？还是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不管怎么说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因此当许仙再次让我去给他送葬我欣然接受(似乎我是为死人送葬最合适人选)。这活一个人是干不了的，我从组里要了一个“助手”，见我点了梁枫，许多人大惑不解，让他那小腰板搬弄尸首实是不明智之举，但我有我的企图，是想听他说说他的北京之行。偏偏梁枫又是个不问自说的人，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这段不凡经历。全记下来能写一本书，概要说也就是几句话：他是在一个月前刑满释放，转到就业队当了一名刑满就业人员。按规定可以回家探一次亲，他不回家，偷偷跑到了北京，他要去见毛主席。要当面向毛主席报告有人歪曲“文化大革命”运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他也清楚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想见毛主席也难，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写了一张攻击周总理和江青的标语揣在怀里。想的是让人发现了这张“反标”必判死刑无疑，临刑前再提出有重大事情要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一定会接见。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死谏”了。他是扒火车到的北京，他本希望在扒车的过程中让人抓着，却不知“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有如扒火车这类违法行为很宽容，没有人“成全”他，他就进了北京城。他身无分文，火车可以白搭，旅店可不能白住，就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到半夜被两个穿警服的人叫起来了，问他是什么人，他如实交待说是从劳改农场来的。问是不是越狱。他说已经刑满释放，又说他来北京是想见见毛主席。见他说话没谱人家就怀疑起来，对他搜身，搜出了那张“反标”，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他自己写的。问他有没有精神病，他说他精神很正常。就被铐走了。审来审去终归还是觉得他精神不正常，就派人将他押送回我乐岭农场，又装进了“马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