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民主社会中公民们各自独立，每个公民都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没有人会对群众拥有异常强大的和极其长久的权力。这样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好像是毫无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和自发的竞争中前进的。

这种情况，自然而然会使人的精神自动去探索既能启发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在同一方面的普遍原理。

我坚定地认为，在民主国家里，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会因某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而推迟或加速，但这些是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是容易变化的，比较隐秘、复杂和力量弱小的，因此在平等时代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不如在贵族时代容易。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从众多的一般事实中挑选出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这样进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厌烦了。他们就像进入了迷宫，晕头转向的，弄不清和无法透彻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而只好对这种影响力加以否定。我们则主张从种族的特点、国家的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进行研究。这样能极大地提高效率，而且能使读者满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过分重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同样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极大的慰藉。因为这会使他们可以总是凭借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掩饰其无能和懒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荣誉。

在我看来，无论在任何时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件，都有一部分是因为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虽然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但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比贵族时代的多，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却比贵族时代的少。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非常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甚至几乎不承认身份不平等这个事实是允许某些个人压制其他所有人的天赋意愿的一般原因。

因此，当历史学家试图描述民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情时，他们就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说明大部分问题，并在探索一般原因上花费大部分精力。但是，如果他们因为难于确定和查明个人的个别作用而否认这种作用，那也是不正确的。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但喜欢为每个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于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为他们定出一个系统。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始终关注个人的作用，所以他们忽略了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它们之间有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

反之，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对演员不太重视，而对演出特别重视，所以他们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是很容易的。

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美丽的史诗，但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完备的历史系统；而现代文学尽管十分简陋，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系统。看来，被今天的历史学家经常搬用的一般理论并没有被古代的历史学家充分利用。

民主时代的历史著作家，还有另一个倾向也十分危险。

当个人对国家的影响消失时，往往会使人觉得世界虽在运动，但隐藏的原动力却看不见。由于了解和分析那些对每个公民分别发生作用，而最终引起全民运动的原因很难，所以人们只好认为这个运动不是随意的，一个最高权力必然无形中支配着社会。

甚至即使终于发现世界上的确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人的意志，也不能拯救人类的自由。一个原因如果可以广泛地同时用于千百万人，而且强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那它大概是最难抗拒的。人们只要服从了这个原因，就只好认为不能再抗拒。

因此，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但不承认某些公民有支配全民的命运的能力，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的能力。他们有时认为正直无私的天意摆布着人民，有时认为荒唐的宿命支配着人民。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性格，都使这个民族与它无法改变的某种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依次研究每一代人，再从一个年代研究到另一个年代，由一个必然事件研究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锁链，把整个人类的所有事件一一放进去，使它们联系起来。

他们不满足于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还喜欢叫人知道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他们研究完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便对这个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过来的路前进的进行论证。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引这个民族将来如何选择更好的道路。

在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我们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把握好自己，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并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就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

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别人视如草芥。

如果这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此沉迷的有害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渗透到全体公民，控制了舆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不用很长时间，这个学说就将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指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样的学说特别危险。当代的人对意志自由十分怀疑，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也不否认人结成团体时是具有力量的和自主的。这个思想应当被发扬，因为现在需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应当压抑人的精神。第二十一章　关于美国的议会辩才在贵族制国家，人人彼此牵连和互相依靠，有一种等级制度可使人人各得其所，使每个等级各安其分。这种国家的政治团体的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在贵族制国家中，自然要有一些首脑来领导其政党，而党员则是出于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本性服从首脑。这个大社会里的习惯做法也被他们搬进小社会里。

在民主国家，虽然表面上看来大多数公民是朝着同一目标前进的，但实际上每个公民是自行前进的，或至少自认为是自行前进的。由于他们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采取行动的习惯，所以在行动时他们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这种自主习惯的爱好，也被带进全国的会议里去。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共同去实践相同的计划，至少也要将以他为主作为前提，希望共同的成果是按他的办法取得的。

种种情况表明，除非国家遇到严重危机，否则民主国家的政党是难于容忍受制于人和表示服从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脑虽然有权命令政党如何行动，如何发表意见，但国家首脑的权威还不足以使政党闭口不言。

贵族制国家中，各种政治性会议的代表都是贵族，每个代表本身就处于很高的和固定的职位。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通常比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显要。这就便他们在议会中不肯积极讨论议案，也不愿意在议会中激烈争辩一般问题。

在美国，议员出面做某项工作通常依据的是他在议会中的地位。因此，他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在议会中获得重要地位，并非常急切地希望自己的建议被采纳。

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给自己争光，也是为了给自己的选民争光，还是为了必须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

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几乎不严格地依附于选民，选民们往往自然地视他们为代表，有时选民们还会完全依附于他们。如果他们不被本区的选民推选，还可以轻易地被其他选区的选民选举出来；或者，即使脱离公职不当议员，还可以照样享受闲适的生活。

在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议员很难长期支配选民的思想。不管一个选区有多么小，受民主的不稳定性影响，它也会不断改变面貌。因此，议员必须时时刻刻讨好选民。但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因为他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高得足以让人人皆知，所以如果他不再被选民推选，就会马上失去支持。何况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朋友和政府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得不在其所代表的地区种下使他足以良好发展的善因。他要想步步高升，对人民发号施令，进而影响世界的命运，也必须以这个小小的角落为起点。

因此，在考虑问题时民主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会把选民放在其所在党派之上，而在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则把他们的政党放在选民之上，这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为讨好选民而发表的言论，不一定就是对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有利的言论。

为了维护本党的最大利益，一个政党往往不允许身为它的党员的议员谈论它本身尚未认识透彻的重大政治问题，可能影响大问题的小问题也尽量少谈，最常见的是，干脆什么也不谈。一个平庸的议员能够对国家大事作出的最有益的贡献就是缄口不语。

但是，选民们的看法并不是这样。

一个地区的一名公民被人民选出去参与国政，是因为这位公民的长处被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人在周围的人越是庸庸碌碌的时候才显得越是高大，所以可以设想，当选代表的能力被要求得越高，人们越是难找到适任的天才，而如果一个庸才被选出当上代表，又必须要求他要付出与他享有的荣誉地位相称的努力。

一个议员不仅是国家的立法者，还是被他所代表的选民视为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他被每个投票支持他的人看做自己的代理人，而且他们相信他会用维护国家利益那样的热忱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选民们早就想好，他们所选的议员要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能够把握每次发言的机会；即使他的发言时间受限制，也要尽力争取在简短的发言中对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将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平加入陈述中；在他不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杰出而全面的见解。唯有这样，他才可能再次当选。

这样，就使那些有自知之明或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厚道的人，不想问津此道了。如果这样的人当上议员，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他可以侃侃而谈，而在全是演说家的议员当中他一定会把辩论搞得一塌糊涂，使参加会议的人感到厌倦。

所有使当选的人日益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不但要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会使他们当上议员后的行动改变，而且也会使他们的语言改变。这样的法律同时影响国务工作和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可以说每一个告退还乡的美国国会议员都会预备好一份讲稿，在国会上慷慨陈词，讲述他为联邦的24个州，特别是他所代表的地区，作了多少贡献。因此，他向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要么是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甚至毫无逻辑的大道理，要么是使人难于发现和不屑一顾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以致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往往是空洞、杂乱无章的，好像只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向指向的目的靠近。

我认为，类似的现象在民主国家的议会中都存在。

比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优秀的大批人才也许会因为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被吸收到一个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里去，但你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夸夸其谈和到处招摇过市。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弊端已经很严重，无药可救，因为这不仅源于国会的组织，而且也源于宪法，甚至还源于国家的制度。

美国人自己好像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国会的活动习以为常，遇到拙劣的发言也能耐心地听下去，而不会退席。他们甘心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无法治愈的。

以上讲的只是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针对它的主要问题谈一谈。

150多年以来，英国下院的议事活动从来没有在国外造成轰动，发言人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在离不列颠这个自由大舞台最近的一些邻国，也从未引起过共鸣。但是，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期召开的几次小会议的最初辩论，却在整个欧洲造成了轰动。

这当然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但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议会里最值得敬佩和最有影响力的是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因不存在可以代表为本身利益而辩护的阶级，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这就扩大了思想的影响，加重了发言的分量。

在这里，前例的作用不大，特权也不再与一定的财产挂钩，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关联，所以人们不得不依靠与人性相符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面对的个别问题。因此，在民主国家进行的政治辩论，无论其规模多么小，都具有一种与人类命运相关的普遍意义。这关系到所有的人，因为辩论涉及人，而人在世界各处都是一样的。

然而，在一些大贵族制国家中，处理某些重大的问题都依据一个时代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只有有关的阶级，最多还有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鉴于此，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有时会在全球引起巨大的反响。当然，还在于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和其他国家的愿意倾听。

我国的演说家在向本国的公民发言时，常常也就是面对全世界的人发言。第2部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