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抽象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人格化，使它好像是一个真人在活动，以使写作简洁。例如，他们说：物力喜欢让人才来支配它。

我的这个想法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是最好不过的了：我用“平等”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使用它的绝对意义，我也在很多地方把“平等”一词拟人化。例如，有时我说平等可使某事如何，有时又说平等不会使某事如何。我们可以断定，路易十四时期的人是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享受过平等，所以他们的头脑里也不会想到享受平等。与其说他们没有使用这个词，倒不如说他们没有亲自体验过平等。

这类抽象名词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随处可见，而且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不必将它和特定的事实联系起来，正因如此，它们一方面在扩大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模糊思想。

它们虽然使语言的表达简洁了，但却使含义不明确了。然而，从语言的实际运用角度来说，民主国家的人民不愿意下工夫推敲，他们更喜欢模糊不清。

民主国家的人民用这种模糊的语言来讲话和写作，我不知道这种语言对他们是不是有某种隐秘的吸引力。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要经常靠个人的智力活动能力进行判断，所以他们的活动总是处在迟疑的状态。而且，再加上他们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所以就算他们的财产没有变动，他们的思想也不会永远停在这一点上。

所以，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似乎总是有一种犹疑不定的思想，他们需要用泛泛的词语来概括这种思想。既然他们没办法知道今天所表达的思想是否适合明天遇到的新情况，所以他们自然要爱好抽象的词句。抽象的名词就像一个两层底的箱子，你想把什么样的观念放在里面都行，而把它取出来时又能不让别人发觉。

一切民族语言的基础原本都是笼统的和抽象的词汇。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词语只出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我只是说，在民主时代，人们特别喜欢去创造这类词语，经常能孤立地使用最抽象的词义，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拿来使用，即使在交谈中没必要使用抽象的字眼时，他们也还是照样使用。第十七章　论民主国家诗的某些源泉人们对“诗”一词下过很多定义，并且这些定义意义非常不同。如果逐一地来讲解这些定义，并从中选一个最好的，那只能让读者厌倦。所以，我宁愿开门见山地解释我所选择的定义。

我认为，诗是对理想的探索和描绘。

在描写过程中去除一些现实的东西，融入一些想象的成分，加入一些并非巧夺天工而真实存在的手法而壮丽自然的人，都是诗人。所以，诗的目的并不在于将真实再现出来，而在于将真实美化并且为人们提供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

虽然，韵文是语言的理想美，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富有诗意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文只有韵还不能被称为诗。

我要探讨的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的行动、感情和观念中，有哪些能并且应该成为理想的想象对象，换言之，可被视为诗的自然源泉的有哪些。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民主国家人民对于理想的爱好，从玩味理想中得到的快慰，并不像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深刻和广泛。

在贵族制国家，人民的肉体活动有时似乎是自然的，而精神活动则离不开恬静。

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本身，常常有诗的爱好，他们的意境往往比周围的一切都要高深悠远。

但在民主国家，人们喜欢物质上的享乐，希望改善环境，相互进行竞争，渴望马到成功等心理，这些心理就像一根根锥子刺激着人们，让他们每迈一步都要面向自己所抱定的事业而且片刻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的事业。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到这方面了。他们的想象力依旧存在，但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它能再现的东西也几乎都是现实的东西。

平等让人们不重视对理想的描写，而且将刻画这类对象的范围也缩小了。

在维护静止的社会的过程中，贵族制度既有助于正统宗教安定、持久，又有助于政治体制稳定。

它不仅能让人坚信一种信仰，还能让人在坚信了一种信仰之后不会皈依另一种信仰。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总是喜欢在神和人之间设置一些中间权力。

贵族制度也因此表明对诗的创作是有利的。当人们的感官不能感知宇宙间的一切时，只有人们的精神才能发现超自然的存在时，想象力便可以自由翱翔，诗人描写的对象便会以千计，而能够欣赏诗人创作的读者也会数不胜数。

反之，在民主时代，人们在法律上犹豫不定，在信仰上也是。这样，怀疑又把诗人的想象力拉回到眼前世界，将诗人封闭在可见的现实世界里。

虽然平等不能动摇宗教，但却能简化宗教，使信徒的注意力离开次要的崇拜对象，而主要去崇拜最高的。

贵族制度自然要把人的精神带到沉思过去中，并将它固定在这沉思之中。民主制度恰好相反，它让人本能地反感一些古老的东西。从这一点上说，贵族制度要比民主制度更利于诗的创作，越古老的事物越让人有壮丽、宏伟的感觉，在这种思古的幽情的影响下，这种事物就更适合成为理想的描写对象。

平等将诗描写过去的权利剥夺以后，又抢走了它的描写现在的一部分权利。

在贵族制国家里，总有一些人享受着特权，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是处于一般人之上和之外的。他们好像专有着一切好的东西，如权势、财富、荣誉、智慧、文雅和高尚。群众无法走近他们身边观察他们，或者说无法详细观察他们，但是要想富有诗意地去描写这些人却是很容易的。

另一方面，这样的国家也存在着一些无知但却温顺的人。由于他们本身过于粗野和悲惨，所以也成为了诗的创作对象；另一些人，因为本身文雅和高尚也成为了诗的创作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一样的。此外，贵族制国家的各个阶级彼此之间是互不了解的，相互隔离的，因此想象力在再现他们的时候，总是加进和放弃一些东西，即不是缩小实际情况，就是夸大实际情况。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很平凡，彼此之间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要想知道他人的情况，只要看看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诗人，绝对不能只把一个人作为其描写的对象，因为这个人明摆在大家面前，真实而平凡，是无法成为抒发理想的题材的。所以，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平等，诗的古老源泉大部分就干涸了。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诗的新源泉是如何被平等开发的吧。

当怀疑使人不再向往天堂，当平等的发展使人越来越相似和渺小的时候，因为诗人还没想象出什么可以替代同贵族制度一起消逝的大题材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了没有生命的自然界。诗人开始描写山川，因为他们的眼中已经没有了英雄和诸神。

于是，在上一世纪，被人们特称为“山水诗”的诗便诞生了。

有些人认为，这种诗描写大地上的有形而无生命的物体，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诗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民主必将会让想象力从身外之物转向人自身，并最后专注于人。民主国家的人民向往自然可能是由于一时的高兴，但他们真正向往的却是认识自己。民主国家的人民只能从这方面去发掘诗的自然源泉，所以我敢说，如果一个诗人不想发掘这个源泉，那么就打动不了他试图感动的那些人的心灵，而这些人看到他的大作之后也只能无动于衷。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人类都希望进步和无限完善，这种思想，是民主时代所固有的。

民主国家的人民不留恋过去，而愿意梦想将来。他们一想到将来，想象力便会充分发挥，并逐渐扩大和升高。

这便扩大了诗人的视野，并提供给诗人一片广阔的天地。民主为诗关上了通向过去的大门，却让诗踏上了通向未来的坦途。

民主社会的公民彼此大致是平等和相同的，正因如此，诗人不会专门去描写某个人，但是民族本身却可以成为诗人描写的对象。人与人是相似的，不适合单独成为诗的内容，但是诗人可以把所有的个人合成一个同一的形象，从而对整个民族进行描绘。民主的民族对于本身的容貌，要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清晰的认识，而这个伟大的容貌则成为了塑造理想的最好的素材。

我可以同意美国没有诗人的说法，但是说美国人没有诗的意境的论断我不能接受。

欧洲人大谈美国是一片荒凉，但美国人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没有被无生命的大自然的奇观所打动，直到他们周围的森林被伐光，他们才感到它的壮丽。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另一个景色所吸引。当时的美国人只是一心想横越这片荒野：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排干沼泽、修整河道、开垦荒地和克服自然困难。他们自身绘出了一幅壮丽的图景，它不仅逐渐地进入美国人的想象，而且成为了引导他们智力活动前进的旗帜，永远印在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上。在美国，人们的生活最渺小、最枯燥、最无味，总之，最没有诗意，不能引发人们的想象力。但是却永远有一种充满诗意的意念存在于指引着生活前进的思想中，这种意念就像潜藏在体内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活动的神经。

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都同其他的民族或个人隔离着，处于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

在民主时代，由于人们的积极好动和强烈的愿望，他们不断地改变着住所，这样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便能杂居相处、彼此交往和取长补短。已经是同胞的同一民族成员是如此，不同的民族也在被同化。结果，乍一看来，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一致，好像形成了一个民主大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个公民都像同一民族的一样。人类的本来面貌由此显示出来，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一切与全人类的生存、演变和未来有关的事物，都能成为诗的最充足的源泉。

在贵族时代生活的诗人，在取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事迹的创作中描写得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他们却没有把人类的命运列为其创作题材；而民主时代的诗人，在写作上却可能做这样的尝试。

在每个人都能放眼世界，而开始认识人类本身的时代，神也能越来越充分地、全面地在人的精神中反映其威严。

如果说在民主时代的人们对正统宗教的信仰经常动摇，对他们随便定名的一些民间权威已失去了信任；那么，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对神意的认识却会日益广泛和深刻，而且在他们看来，神意将会不断扩大对人世的干预。

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他们也很容易相信了支配人类的命运的是同一个神意，并能在每个人的行动上看到被神经常用来指导人类的总计划的影响。这样的认识，还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为诗开辟的一个十分充足的源泉。

如果民主时代的诗人试图赋予鬼神和天使以肉体，并让他们从天上来到地上相互斗法，那么，这种诗人必然显得平凡无力。

反之，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所要描写的重大事件同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并且不显示至高无上的主的手让人看，而只是揭示神的思想，那么，他们定将受到赞扬和得到共鸣，因为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的想象力也是顺着这种道路发展的。

我们也可以想到，民主时代的诗人所要描写的，不是人物本身和他们的行为，而是人物的激情和思想。

民主时代的人的语言、服装和日常行为，并不能激发人们向往理想。这些东西本身不能入诗，因为它们没有诗意，并且诗人所要感动的那些人，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这就迫使诗人不能只停留在感官所能发现的表层，而是不断地深入到里面去找灵魂。最能塑造理想的人恰恰是最能进入自己灵魂深处的人。

要寻找那些兼有伟大和渺小，黑暗和光明同在，而又能立即让人为之怜悯、赞美、轻视或恐怖的动人题材，我不必遍历天上和地下去寻找。我只要考察一下自己，就会发现：人从“无”中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回到上帝的怀抱。人生在世，从生到死，只是转眼即逝而已。

如果一个人浑浑噩噩，缺乏对自己的认识，那么他永远不会有诗意，因为他描写不出自己想象不出来的东西。而如果他过于清楚地认识自己，那么他的想象力仍然无用武之地，不能为他的描写增光添彩。幸运的是，人既有聪明的一面，又有糊涂的一面：聪明的一面让他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而糊涂的一面又让他能容忍其余方面处于莫测的黑暗之中，让他永远在这个黑暗中摸索，但又永远搞不清其他方面。

所以，不要幻想着民主国家的诗会以传奇引人入胜，会以传统和古代传闻为养料，会让读者和作者本人不再相信的超自然存在再现于世界，会把本身能使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善与恶拟人化。这不会成为诗人的取材源泉。但是，人依旧存在，而且对于诗来说，光是人就足够它取材的了。民主国家的诗的主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源泉就是，人类的命运呈现在大自然和神的面前的不管什么时代和国家的人，和这种人的激情、疑虑、罕见的得志和难以想象的悲惨。我们只要看一下世界走向民主以来出现的那些伟大诗人的作品，就能知道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了。

当代的作家在惟妙惟肖地刻画恰尔德·哈罗德、勒内、若斯兰等人的形象时，没有刻意地去描写他们个人的行为，而是着力于彰显依然深藏在人心中的某些方面。这就是民主时代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