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没有惩罚虚报破产的相关法律。这难道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吗？恰恰相反，是因为破产者太多了。大多数人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胜过害怕因他人破产而遭受连累，除此之外，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也会抱有一种错误的原谅心理。

在成立不久的西南各州，谋杀案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原因就是司法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那片荒漠上的粗野无知的居民认为与其诉诸法律，不如彼此进行决斗。

有一次费城有人对我说，几乎美国所有的犯罪都是由酗酒引起的，因为酒很便宜，即使是下层人民也可以开怀畅饮。于是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对酒水课税呢？”他回答说：“我们的立法者倒是常想这样做，但害怕人民反对，就放弃了。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下次肯定不会再当选。”我接着说：“这样看来，嗜酒者在你们国家属于多数，禁酒在你们这里就不得人心了。”当向美国的国务活动家提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只会回答说：“让时间去解决一切问题吧，痛苦的经历最终会使人民清醒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需要。”事实也的确如此。民主制度虽然失误的机会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认识到了错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比较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对抗，也从来不会因利益与理性为敌。但是只有通过实践检验之后，人们才能承认民主制度的真理性，而许多国家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失误的后果，就已经灭亡了。

因此，美国人的显著优点，不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明智，而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及时改正。

还应补充的是，为了能做到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民主制度的实施应当以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为前提。

有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很差，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知汇集起来形成了人民的性格，以至于人们找不到不幸的根源，从而被未知的灾难压倒。

我曾穿过几处印第安人曾经居住，如今已不见其踪迹的广大地区；我曾在人口日益减少、光荣逐渐消失，如今在苟延残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过数日；我曾听过这些印第安人预测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所有的欧洲人都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免于灭亡，但是他们自己却毫无作为。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严重，但哪怕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他们也不肯接受救助。只有在将来采取强制办法，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当看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革命的动乱之中时，我感到很吃惊。

人们每天都在期待，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但是，谁能断言在目前来说，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状态呢？在这些地区，社会在一个深渊的底部挣扎，而社会本身的努力却无法使其走出这个深渊。

这些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美丽土地上的人民，好像一心要互相毁灭，毫无回心转意的趋势。筋疲力尽时，他们就暂时休战；之后不久，他们又要发疯。当我看到这种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时，不得不相信，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还是一种恩泽。

但是在我的思想中，专制和恩泽这两个词却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方法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指导——在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暴露出来，而其优点则很少被人觉察我们已经看到，联邦宪法把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1，但他们却

1联邦宪法第二条第二项说：“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总统有缔结条约之权。”要知道，参议员任期六年，由各州的立法机关选举出来，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使总的对外政策脱离了人民的直接监督和日常监督。因此，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不能说是绝对民主的。

历史上，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至今还存在影响：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杰斐逊。

华盛顿有一封值得赞美的致其同胞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这位伟大人物的政治遗嘱。他在这封信里写道：“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基本处事原则是：扩大对外贸易往来，尽量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关系。就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各国因彼此之间在一些根本利益上互相牵连，它们必然会陷入持久的纠纷之中，而这些利益却与美国基本无关，纠纷的根源也不涉及我们。因此，今后如果人为地把美国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政治间的分分合合纠缠不清，那是很不明智的。

“美国远离他国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外交路线。假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可以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治理下存在下去，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不会再因外国入侵而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根据我国利益和正义原则选择是和是战，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且受到尊重的立场，也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或向我们挑衅。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怎么能放弃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反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一部分的联系起来，导致我们的和平与繁荣与欧洲人的野心、任性、利害、对抗或者妄为纠缠不清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是不和外国永远地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像现在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将我的话理解为不遵守现有的条约。我认为，最好的原则向来是诚实，不管在公务上还是在私事上我都信守它。所以我重申一次，我们要信守条约的本义。但是，对原来的条约扩充或者另订新约，则都是没有必要和不明智的。

“始终要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态势，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也可恰当地利用暂时的联盟。”（参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8页和下面的几页）华盛顿在这段话的前面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如果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者喜欢另一个国家，它就如同一个奴隶，即自己的爱和恨的奴隶。”（参见《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5页）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以前面这些箴言为指南。当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却让自己的国家维持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就是决不介入欧洲内部的纠纷，并把这一点作为行动准则。

杰斐逊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在对外政策上信守的原则是：“美国人绝对不向外国要求特权，以免被迫向外国出让特权。”这两项原则带有明显的公正性，容易为民众所理解。它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大大简化了。

严格来说，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它当时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尚未出现能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避免了那种旧大陆的动乱。它既不袒护也不支持动乱。至于新大陆的动乱，还在未来中隐藏着。

联邦政府不受旧条约的约束。所以，它既得益于一些欧洲旧国家的经验，又不像它们一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让过去适应现在。这样，它就可以不像它们一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遗产。在这堆遗产里面，既有光荣也有苦难，既有国家间的友好，又有国家间的憎恶。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执行得很好的一种观望政策。这一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为。

所以，人们目前还很难断定，在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美国的民主将会表现得如何成熟。而对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是暂时存疑。

至于我本人，则会毫不迟疑地说：“我认为，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是绝对不如其他政府的。”但是，经验、习惯和教育，会经常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关于生活小事的常识的学问。常识能够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一般要比民主政府因为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但是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情况却并非总是这样。

对外政策一般不需要用到民主所具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需要的发挥倒是民主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家财富，让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使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以上所有这一切，还能间接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然而，民主却难于以调整一项巨大的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订规划，然后再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不太能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一个个人或者一个贵族却具备这样的素质。不过国家在经过长期的治理之后，也能像一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相反，如果考察一下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就会发现这些缺陷造成的后果对国家的对外事务几乎不会造成显著的影响。令贵族制度受到非难的主要原因，是它只为自己工作，而不为人民大众考虑。贵族制度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区分开来，它认为自己就是代表了人民。

在政治方面促使民主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因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远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革命爆发时期也同时在美国出现。当时像现在一样，只有那些头脑清晰的人努力去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当中，这样才能让美国不受任何损害。

然而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极为热烈，华盛顿若不是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和为人民所爱戴，他当时恐怕是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慷慨的但又轻率的激情，这差点让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人民对他的爱戴。曾经有许多人责备他的政策，但现在这个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支持1。

假如当初宪法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又或者假设人民不支持他，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禁止的措施。

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曾拟出过并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采用贵族制度治理的。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惊奇了吧？

在这些国家看来，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因为人民大众可能因为无知或者冲动而被迷惑，在执行计划时国王可能因意志不坚而犹豫不决，而且国王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贵族集体既可因为人数众多而不至于犯错，又可以因为成员强大而不会轻易采取行动。因此一个贵族集体，就像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又明智的人。

1参看马歇尔：《华盛顿生平》。在此书第314页上写道：“在像美国那样的政府中，首席行政长官即使十分坚定自信，也不能长期抵制人民舆论的洪流。人民当时的舆论似乎力主战争。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国会会议上，人们屡次看到华盛顿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另外，指责他时使用的语言也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在一次政治会议上，有人竟然把他比作卖国贼阿诺德（第265页）。在第355页上，马歇尔说道：“支持反对派的人们断言：统治者们已经形成一个贵族的集团，受到英国支持的这个集团希望建立君主政体，从而与法国为敌；它的成员是持有银行股票的一批显贵，凡是会损害他们资产的措施，他们都害怕得要命，以至于对伤害国家的荣誉和利益的屈辱都会感到无所谓。”〔在引用马歇尔的话时托克维尔有删选，引文参见马歇尔著作的法文版第1卷（巴黎，1807年）。但后段的引文不是如托克维尔所讲的在第355页，而是在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