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马尔及民族革命力量的壮大，震惊了协约国家。3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加强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3月16日，英国军队开入伊斯坦布尔市内土耳其人居住区，正式占领该城，解散了新议会。伊斯兰教长宣布安纳托利亚运动为叛乱，基马尔为罪犯；军事法庭缺席判决基马尔以死刑。苏丹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利用宗教、政治和军事各种手段，向基马尔民族革命运动发动进攻。

基马尔毅然同苏丹政府决裂。3月19日，他号召各省代表在安卡拉召开“拥有非常全权的国民议会”。4月23日，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举行，选出了大国民议会政府，基马尔任临时总统和国民军总司令。4月26日，基马尔致函列宁，建议建立外交关系，请求苏俄援助。不久，苏俄复函给予了肯定答复。这样，以基马尔为首的大国民议会政府成了真正代表土耳其民族利益的政府，安卡拉成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心。

协约国企图通过武力把不平等和约强加于土耳其。1920年6月，英国指使希腊军队进攻安纳托利亚，希土战争爆发，整个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土耳其由于在人数上和装备上都远远不及对方，遭到惨败，8月10日，苏丹政府签署《色佛尔和约》。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怒了土耳其人民。在第二次希土战役中，1月10日由伊斯梅特上校率领的一支土耳其军队在伊涅纽村附近的山谷中，截住了希腊军队。3月31日至4月1日，在伊涅纽发生了第二次战斗，伊斯梅特再次击退了进犯者。英国恼羞成怒，给希腊以大量军火，于1921年夏发动总攻势。8月，希军进抵距离安卡拉只有40英里的萨卡里亚河西岸，一场决战即将开始。8月23日，希腊军队强渡萨卡里亚河，向国民军防线发动总攻。基马尔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国民军士兵斗志昂扬，英勇奋战，人民群众踊跃支前，打退了希军上百次进攻。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持续了22天，基马尔指挥土耳其军队反攻，终于在9月13日把希腊军队打回西岸。大国民议会因这次胜利授予基马尔元帅头衔和“佳齐”（即“圣战的胜利者”）的称号。萨卡里亚河战役后，法国撤出了西里西亚，意大利也撤出了南安纳托利亚占领区。1922年8月希土战争的第三阶段开始了。土军在杜姆卢珀纳尔大败希军，并乘胜追击，于9月9日又重新占领了伊兹密尔，安纳托利亚的失地，至此失地全部得到收复。基马尔发表宣言说：“军队在地中海岸边向国民祝贺。”10月11日，土耳其与协约国签定停战协定。土耳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基马尔领导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在1921年1月20日，基马尔力促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根本组织法》，其中一开始便毫不妥协地声明，“主权应该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属于民族所有；行政制度应该建立在人民亲身和有效地指导自己命运的这一原则基础之上。”接着，随后的各条款确定了安卡拉大国民议会的地位：“人民的惟一真正代表，是立法与行政两项权力的保持者。”这样就从实际上废除了1876年旧宪法和苏丹的特权。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根据基马尔建议，宣布废除苏丹制，哈里发只拥有宗教权，而没有政治权：统治土耳其600年之久的奥斯曼王朝君主政体就此寿终正寝。1923年4月8日，基马尔发表了一个包括九项要点的宣言，重申他关于民权、代议制及废除苏丹制的观点，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组织机构，保证经济进步，改善人民生活。

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正式成立土耳其共和国，选举基马尔为共和国首任总统。1924年3月3日，他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并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耳其国土，结束封建神权统治，取消了旧制度的最后一个标志。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在根本组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权，并使“以国家名义”行使任务的各独立法庭，保有司法的职能。土耳其从封建神权的君主政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现代土耳其的创业复兴奠定了基础。

为了推进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基马尔把护权协会改组成政党。1923年8月9日，基马尔主持举行了共和党（1924年11月改名为共和人民党）成立大会。基马尔作为共和人民党领袖总结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于1931年4月20日发表宣言，第一次规定了六项“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宣言第一条指出：“共和国的共和人民党，是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人民性的、国家主义的、世俗主义和革命性的党。”这六项原则构成了基马尔主义主要内容，是基马尔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

接着，基马尔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改革，如发展民族经济；废除伊斯兰教主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以资产阶级的民法和刑法代替伊斯兰教法规；扩大世俗教育；给予妇女在选举、教育和就业方面以一定的平等权利，废除陋习，等等。

以基马尔的名字为标记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捍卫了民族独立，摧毁了封建神权的君主政体，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使昔日的“西亚病夫”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基马尔受到土耳其人民的衷心爱戴。1935年1月，大国民议会授予基马尔“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为姓，从此，他的全称是佳齐·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尔克。

Δ作者点评

基马尔说：“一个濒临悬崖的被毁坏的国家……要和各种敌人进行流血的斗争……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成为在国内、国外都同样受人尊敬的新的国土、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而为了完成这些，曾经进行了不断的革命——一句话，这就是土耳其的大革命。”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是中东和亚洲国家为摆脱西方的控制而进行的民族革命的典型之一。它使一个伊斯兰帝国变为了一个民族性的土耳其国家，由一个中古的神权国家变为一个立宪共和国，由一种官僚封建主义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基马尔开辟的这一民族国家独立的道路，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基马尔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组织家和军事统帅。在形势危急中，他依靠伊诺努、查克马克等将领，把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军队和分散的农民武装改建成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民族武装。他促使安卡拉政府与苏俄缔结了友好条约，发展了两国之间的团结互助关系。他利用协约国内部的各种矛盾，使法、意单独与安卡拉订约，承认民族主义者政府，孤立了英国及希腊。最终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独立战争胜利后，为了确保国家的独立和进步，基尔马在国内进行了改革，他说：“我们所赢得的胜利，还没有把我们带到进步和文明中去，至今最多也不过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所承担的责任，就是要毫不停留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1931年，他把改革的指导思想归结为六大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民性、国家主义、世俗主义、革命性。这也就是基马尔主义的基本内容。从这些内容看，他的改革尽管很温和、不彻底，但主流无疑是进步的，虽然未能使土耳其成为先进国家，但毕竟使土耳其摆脱了中世纪封建宗教的羁绊，逐渐成为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

1958年，毛泽东对“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对原来的观点需要做一些补充”。他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实际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显然，毛泽东在1958年对基马尔主义的评论，是在他对土耳其和其他类似于土耳其的一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有了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格局的总体把握，这为他后来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打下了基础。

【花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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