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

塞姆·苏丁

塞姆·苏丁来罗童德学习识字。当他的女教师要求他喝奶油咖啡振作精神，而他却无力支付时，总是利比翁掏钱。他以此方式参与推广普及法语的善举，同时也帮助了苏丁，后者恰好需要此类帮助。

塞姆·苏丁是所有人中间最可怜的一个：腹内饥肠辘辘，心情焦虑不安，各方面的苛求与挤压消耗着他脆弱的心灵。他周围以夏加尔为首的许多人十分憎恶他，他们谴责他性格阴郁乏味、行为举止野蛮粗俗。

苏丁在罗童德酒馆，就像《巴黎圣母院》中发着高烧的卡西莫多：在酒馆的尽头，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女教师教他的词句。女教师很丑，他从不看她一眼。他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宽宽的肩膀托着一张普通的脸，低着头，下巴贴在脖子上，脖子缩在羊毛围巾内，闪闪发光的黑发上扣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躲藏在耷拉着的帽檐儿下的目光灼灼逼人。苏丁东张西望，什么都看，到处看：那是为了看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谁坑害他，谁送给他奶油和香烟。他冻得要死，饿得要命。他说：“我整天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经常翻蒙巴那斯区里的垃圾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破旧衣服或鞋子换鱼或鸡蛋吃。

送饭给苏丁是给他最好的礼物。在餐桌上，他简直不是吃饭，他狼吞虎咽，嚼骨头、舔菜汤。整个脸，从前额到下巴都在吃，到处都粘满饭菜，用手擦抹之后，接着又用舌头舔吸手指，完全不顾生活中的起码规矩。

他喜爱漂亮房子，他也绝对不愿意将它搞脏。一天，他应邀到一个富有人家的私人官邸。在表示歉意之后，他离开餐桌，下到花园里找了一棵树，解开裤子对着树干就解小手。

有人问他：“为什么？”

他以令人恐惧的语气回答道：“您家太漂亮了，我不想把它搞脏……”

另外一次，他的一位画商请他到马赛的一家豪华饭店住宿。而苏丁消失了，躲进港口附近的一家为海员开的妓院过了一夜。

他喜欢拳击。一个强壮结实的运动员鼻青脸肿地被摔倒在地，引起人们的大声叫喊与咒骂时，苏丁经常不合时宜地狂笑不止。他的绘画作品过分雕琢、形象粗野狂暴、畸形过度，作品与他本人一样，十分粗俗野蛮。

他绘画不用新画布，而总是使用从克利尼昂库尔clignancour，位于巴黎北郊。跳蚤市场买来用面包渣制作的糨糊把旧画布上的画覆盖住，然后再用。画出的结果不好（这几乎是常事）时，他用刀把刚刚画完的作品撕碎。当他给别人看作品，而来人不大加赞赏时，他同样也把它撕掉。蒙巴那斯的画家们中间流传说：任何人不得批评苏丁的作品，否则，他就当场把它们撕得粉碎。

缺少原材料时，他重新捡回撕碎的画布，用针线重新缝好再用。无疑，画出的无论是脸面还是肢体全部是畸形。不知情的人正是从他的此类作品中发现了他这个天才画家，这是多么好的讽刺啊！

他从不去现代绘画作品展览会，而是整天整天地在卢浮宫他崇拜的佛兰德斯绘画大师以及库尔贝、夏尔丹、伦勃朗的作品前度过。他在伦勃朗的作品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他认为这位画家是所有画家中最伟大的。他学习给作品增加亮度，以此寻求他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的光明与心灵开放。他时常低着头，目光总朝下看，双手插在衣服口袋中，不停地搜索散落在周围的烟头，目光在周围寻觅着还能啃的骨头、能喝的剩酒水、可供他创作画的细节或能够引他发笑的笑料。

如果罗童德酒馆的门一开，站在门口的是莫迪利阿尼，他会突然心花怒放，脸上绽放出鲜花般的笑容。他对学习法语心不在焉，眼睛时刻盯着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酒馆的餐桌间。阿姆多与塞姆的性格脾气恰恰相反：他总是面带微笑，向这个那个不停地打招呼问好。他身穿紧身外衣、平绒坎肩，棉布衬衣束在里边，肩上长长的围巾在身后轻轻飘起。他相貌标致英俊，性格和蔼可亲，爱好消遣玩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坐下，用长长的手指将面前的杯碟轻轻地推开，从衣袋中取出画板和铅笔，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动手为他画像。仅用三分钟，他就画出一张肖像，签上他的大名，从画板上撕下那张纸，郑重其事地将它递给主人。

“送给您，请我喝一杯苦艾酒作为交换。”

他每天就是使用这种手段解决吃喝问题。

而苏丁可没有这么容易。他靠在火车站用车运送大木箱子维持生计。他完全同意莫迪利阿尼的意见：艺术家只应该从事艺术创作，只应该靠手中的笔生活。不过，莫迪利阿尼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他呢，只整天地嘀咕着这一观点，听众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当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从衣袋中取出《神奇的喜剧》（他时刻将此书带在身边)，向所有在场的消费者朗读但丁dan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的作品时，立陶宛人苏丁正在心急火燎地匆匆忙忙赶回家读波德莱尔的作品，然后独自一人去科洛纳音乐会，那里的古典音乐使他心醉神迷，沉浸在无限美妙的心境之中。

苏丁从不给他人任何东西，因为他一无所有。莫迪利阿尼也只有他的绘画作品，但蒙巴那斯的一半人都拥有他的作品。因为他不是以画换他人的酒喝，就是慷慨地将他的作品免费送人。有时，他也卖，但每幅画只卖几个苏。他的慷慨大方是传奇式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德烈·萨尔蒙讲述说他第一次在戈多德莫鲁瓦街的一家咖啡馆拜会毕加索时，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就把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给了他。

莫迪利阿尼的衣服破旧，但看上去仍然像个王子：他每天刮胡须，每天洗澡，哪怕没有热水，用凉水他也必须洗。苏丁呢？时常浑身脏兮兮的。一天，一位医生竟然在他的右耳朵中发现了一个虱子窝。

没有女人喜欢他，他很腼腆，丝毫不懂得如何讨好她们。在维尔诺时，一位犹太资产阶级年轻姑娘爱上了他。她邀请他会见她的父母。同平时一样，苏丁仍然表现得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席间，西红柿汁、鸡蛋黄甩得墙壁上、地毯上到处都是。姑娘的亲人们原谅了他，认为艺术家不懂得礼仪规矩，但他有其他人没有的才能。

全家人在等待他向姑娘提出求婚，而他做何反应呢?他挖空心思寻找该使用的词汇与该做的动作，但无能为力，始终找不到任何感觉。人家暗示他，为了他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思，姑娘的父母为未来的夫妇买了一套房子，并且领他去看。苏丁只说了句：这不错，很漂亮。不过此时他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但求婚的话始终说不出口。回家之后，姑娘终于决心放弃苏丁，另选他人。

后来，苏丁战胜了他的腼腆。一次，他单独与一位女服务员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竟然敢于上前拉她的手，用拇指轻轻地抚摩她的手掌。他感觉不错，两眼露出快乐的神情，终于说了句恭维的话：“您的手软绵绵，光滑得像碟子！”

在巴黎，他也逛妓院。他每次都是局促不安地坐在等候室的红丝绒凳子上等着，女老板拍了拍巴掌，进来六个女人，苏丁看也不看她们中最漂亮、最迷人的女人，随便抱走的偏偏总是与他的绘画作品中的人物最相似的一个：她们个个披头散发，面部畸形，由于饮酒过量而皮肤潮红、委靡不振。

莫迪利阿尼却非常受女人青睐。她们被他的美貌与热情吸引，他身上的资产阶级风度得到大家的公认。他有一个儿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是他与一位加拿大女大学生西蒙娜·迪鲁幽会的结果。她仍然爱着他，她给他写过一些十分令人感动的信件：

值此新年之际，我将自己心底深处的温情寄给您，愿新的一年成为我们之间从思想上和解的一年……您的儿子就是我的一切，我经常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誓，在我的思想上从未有过任何坏念头，从来没有。我太爱您了，我太痛苦了，这是我最后的恳求……我求您正面看我一眼。我痛苦之极，求您给我一点点安慰吧！您的哪怕是少许爱情，就能够把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摘自1961年出版的让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然而，莫迪利阿尼真正爱着的是一位英国女诗人、英国一家报社驻巴黎特派记者。她有一双绿眼睛，十分漂亮、标致，时常穿黑色连衣裙，头上的那顶帽子非常引人注目，从上至下装饰着她情夫送的礼物；喝威士忌；热情洋溢、富有、文化知识丰富；会弹钢琴；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herinemansfield(1888—1923），英国女作家。的朋友。在那个时代，她是一位不太称职的煽风点火派人物：她为堕胎辩护。

她带着其情夫居住在蒙马特尔。他们公开相互打骂，公开疯狂***。莫迪利阿尼心中十分嫉妒。他们在多姆和罗童德酒馆、在巴迪家和罗萨利家，都动辄打架、殴斗。莫迪利阿尼吵架时嗓门很大，特别是有人在起哄时，他变得更加疯狂。在大街上有时也扯着破嗓子唱歌，在人行道上拉着过路人跳舞。有时他还睡在垃圾桶内，清晨被清洁工赶走。

苏丁恰恰相反，必须给他灌10杯酒他才能够有点儿失控，才能同意站起来，迈上几个笨拙的舞步。他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唱两首歌曲后，接着坐下就号啕大哭起来。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逐渐地消气了，他笑，像个孩子似的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接着变得既悲伤又痛苦。接着回家去抱头大睡，慢慢地回味刚才发生的一切。

如果过一会儿，阿姆多要求苏丁再唱，他一定回答说不会。

“那么，讲意第绪语的歌词吧！”

“我不会。”

“可是，昨天你……”

“你听错了。”

“你叫什么名字？塞姆，这不是生活的意思吗？”

“我忘记了。”

他完全忘记了。他发誓说他根本不会讲意第绪语，并且发誓说他对以前的生活毫无兴趣。他看不起他的家庭。

莫迪利阿尼是南方人。意大利的太阳比俄罗斯的月亮更加具有约束力，而且祖籍地中海边的犹太人受到了各种世界美的熏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是犹太人，他想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有时他会挥舞拳头同反犹太分子打起来。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意大利人。在巴黎，他时刻惦念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在意大利的里窝纳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故乡。时，反过来时刻想着返回法国。他常说在意大利他可以得到恢复，重新获得力量。然而，只要他在意大利拿起画笔，心里就十分难过。令他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惦念着法国巴黎的蒙马特尔。

当他决定放弃学业，全身心地投入绘画时，无任何人阻止他。1902年，他注册到佛罗伦萨自由裸体画学校及他后来注册威尼斯美术学院时，全家都支持他。1906年，得到父母的同意后，他带着母亲积蓄下来的一小笔钱来到巴黎。他多次回到里窝纳。莫迪利阿尼从来没有违背家里人的意志从事绘画或雕塑。

苏丁小的时候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区。父亲很穷，靠为他人缝补旧衣服度日。苏丁是他的第十个孩子。父亲发现他学习绘画时，动手打了儿子。他的哥哥们也持与父亲相同的意见，一致反对他绘画。父亲的心愿是希望塞姆当鞋匠。16岁时，他竟然违反“法律”为村里的犹太人教士画了一幅肖像。惩罚立即降临到他的头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关进村里肉店的冷库。为了避免出现悲剧，肉店老板给了苏丁25卢布。苏丁正是用这笔钱去了明斯克。在那里，他边在照相馆当底片修理工，边上绘画学校听课。年轻的塞姆正是在维尔诺美术学校遇见了基科因和克里迈尼。多亏了维尔诺市一位医生的慷慨资助，他才得以来到巴黎。当时，他基本还未读任何东西，而莫迪利阿尼已经读过著名作家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uréamon（1846—1870），法国作家，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的作品，并且已经在他家的书柜里发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作家丹农齐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和俄罗斯革命家、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他的哥哥是一位社会党斗士，在当选为议员之前曾经被捕入狱。而苏丁家却无人从事政治。

直至1922年巴恩斯到之前，苏丁一直处于生活的贫困、思想的苦恼之中。而莫迪利阿尼在家庭的大力支持下，思想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

莫迪利阿尼1906年首次来到巴黎时，直接下榻在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的高档宾馆，接着开始在科拉罗西学校学习绘画。一天，他从住处出来快速经过“洗衣船”走廊去另外一个房间时，在勒比克街口发现一个简陋的仓库，于是将它租下做了画室。1909年，母亲给他的钱花光了，而他在蒙马特尔未能取得成功，他失败了。然而，他并不后悔。最重要的是他在此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艺术。

莫迪利阿尼很勇敢。大战爆发时，他曾经想过要参军，是军事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他极度灰心与失望。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表达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思想，他还为在蒙马特尔街头辱骂塞尔维亚士兵而挨了一顿打。

苏丁呢，他什么都怕，甚至害怕管理部门雇员同他讲立陶宛公务员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的胆小竟然到了在去官方柜台办事时也必须有一个人陪同的地步，理由是预防临时发生一些事，而他无力应付。

他的朋友很少。他和基科因在同一座城市出生，二人均在明斯克学过绘画，他们一起从维尔诺来到巴黎，他们住在同一个外国艺术家居住的居民区，但他们却相互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塞姆生他的同胞基科因和克里迈尼的气，后者自称与他是死对头。

大家都认识莫迪利阿尼。1907年，即他定居巴黎一年之后，他认识了大夫保尔·亚历山大。此人是他的首位资助人，也是首批供应他印度大麻的人之一。亚历山大大夫在德尔塔街购买了一座房子，贫困的艺术家们常去他那里，其中有：格莱兹、勒·福柯尼埃、雕塑家德鲁阿德和布朗库西。莫迪利阿尼的绘画作品都放在他那里。保尔·亚历山大为他当模特儿，购买他的大量作品，并且说服他参加1908年的独立派画展。

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出售作品。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马克斯·雅各布同保尔·纪尧姆认识。于是马克斯把纪尧姆介绍给了莫迪利阿尼。纪尧姆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位画商。莫迪利阿尼同马克斯谈论宗教信仰和犹太教，并且将他亲笔题词“赠给我亲爱的兄弟”的肖像送给马克斯。

他与弗朗克·哈维朗也有联系，后者还将自己的房子供给他绘画用。

正是莫迪利阿尼帮助安娜·阿赫玛托娃了解了巴黎。他也常常与她一起背诵诗词。

他处处保护蒙马特尔山的朋友郁特里罗，他觉得同郁特里罗的关系比同毕加索的关系更加密切。

苏丁也是他的朋友。莫迪利阿尼时常将这位朋友置于他的羽翼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正是他教会苏丁：闭上嘴巴咀嚼食物、不吃他人碟子里的东西、在餐馆睡觉不要打呼噜。对于苏丁来说，莫迪利阿尼是他的兄弟。苏丁对他感激不尽。

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又有一些坚实的、不可动摇的因素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莫迪利阿尼与苏丁一样经常毁坏自己的作品，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雕塑作品。在里窝纳时，莫迪利阿尼动辄把许多块卡拉纳大理石扔进市内的运河。

他们二人一直有着获得独立的共同意愿。他们不参加任何派别，既不抱“洗衣船”的粗腿，也不投靠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莫迪利阿尼拒绝为他们提供担保）；他们既不属于野兽派，也不属于立体派；他们既未上马蒂斯的绘画学校，也很少去位于弗莱律斯街的斯坦兄妹家。他们要自由，于是他们远离所有的派别。

他们二人同毁坏其身体的共同敌人作斗争。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童年就患上了肺病，由于后来不停地饮酒与吸毒，天长日久，肺病转为结核。而塞姆·苏丁有绦虫和胃疼，由于营养不良，最后转为胃溃疡。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常常一阵一阵地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而俄罗斯人（苏丁）不断地服用大剂量的铋剂，也只能稍微缓解一点儿疼痛。最后，二人都各自遭受着自己悲惨命运的折磨。大家都知道苏丁的悲剧源于他童年时的悲剧。只须看着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弯腰驼背，双手插在破旧的大衣口袋里，就足以知道他的历史给他造成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刻用他的富有和精神抖擞的外表掩盖着他的悲剧。其实他是靠酒精与毒品来麻醉自己。然而，无论金鸡纳酒、葡萄烧酒、度数最高的黑啤酒，还是柠檬橘子酒，无论印度大麻还是可卡因都不能欺骗苏丁。他清楚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要战胜的是什么痛苦，他清楚阿姆多无论在女人的怀抱还是在吧台，他往肚子里咽的是什么样的泪水。他之所以对此十分清楚，是因为在世纪初，他们二人同住在法尔吉埃街居民区。那时的莫迪利阿尼在同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也同自己作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心中挥之不去的惟一梦想：不从事绘画，而从事雕塑，只从事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