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写，是为了惹同行发怒，为了让他人谈论我，使我有点儿名气。只要出了名，无论在女人圈内或事业中，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阿尔蒂尔·克拉万

为向在丁香园决斗过的阿尔弗雷德·雅里表示敬意，他们在拉维尼昂街的各个角落拿刀拿枪打斗了起来。然而，往往以打着玩开始，最后真打收场。

毕加索的白朗宁手枪从不离身。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或事，他就朝天鸣枪。作为浑身酒气熏天的散兵游勇帮派的首领人物，他回“洗衣船”的时候，要开枪；为叫醒周围的左邻右舍，也开枪。

一天晚上，他邀请三位德国人来“洗衣船”看他的作品。然后，他带领他们去“机灵兔”。在路途中，三位客人向他提出一系列有关艺术与美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他受不了了，于是他拔出枪来，朝天连开了数枪。结果呢？三位德国人被吓跑了。

有关塞尚的话题令他不快，谁向他提起这一话题，他就拔出枪来，威胁道：“闭嘴！……”

贝尔特·韦伊向他讨要就餐费，他拒绝付款，她如果表示出丝毫的保留意见，他绝不抱怨，而是拔出手枪放在餐桌上。有一次，在一家酒馆，他有烦心事，朝着天花板开了几枪，幸好没有伤到人。

多热莱斯呢，在酒馆的一个角落里窥视着夺走他心上人的男人，准备随时扑上去将他撕成碎片。阿波利奈尔为一篇文学评论对他的恶毒攻击向批评家提出了决斗，他正坐在一家酒馆的桌边等待被选为见证人的马克斯·雅各布，来同这位批评家解决使用何种武器的问题。决斗没有进行，他们只围绕两位斗士应该向酒馆赔偿损失的问题进行了交锋，剩余问题由双方选出的见证人解决。

20世纪初，通常情况下，矛盾的双方和他们的见证人一样都主张握手言和。所有报纸都有专门的专栏作家，负责掩盖社会上的恶毒中伤、暴露出的诽谤之词以及从正在进行训练的击剑教练馆传出的流言蜚语。天刚刚亮，这类报纸就被送到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双方驱车要去的地点：甲特岛或王子公园跑马场。

“洗衣船”的两位朋友十分幸运：玩弄手枪的冠军毕加索参加决斗时，总没有结果；决斗之王阿波利奈尔参加时，决斗总是流产。

第一次决斗发生在1907年，第二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第三次的对手是阿尔蒂尔·克拉万。此人自称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英国作家。的外甥，两米高的个子，体重一百公斤。

克拉万成功的办法很多，而且都具有挑衅性，既粗暴，又无纪律和规则可言……总之，他是个蛮横不讲理的人。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出名。一位老师想要教训他，扒去裤子用教鞭打他的屁股，最后老师累得精疲力竭，他仍然不屈服。

这才仅仅是开始。

克拉万被学校开除了。他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坏习惯：肩膀上吊着四个妓女在大街上晃荡。警察将他轰出边界，永远不许他再进去，理由是柏林不是马戏场。

巴黎比柏林更自由，更开放。于是克拉万来到巴黎，并且天天打着他的如意算盘：每天夜间找一个妓女比住旅馆便宜，既合算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后来，他临时当起喜剧诗人。在舞台上，他使用木棍与喇叭，要求剧场内的观众保持安静。

他在布朗达诺书店当雇员，不到读完一本书的时间，就被解聘了。原因是一位女顾客要求他动作快一点，他便将一本书摔到顾客的脸上。

为了加强自我保护，以防止雇主的打击，他加强训练，以完善他的拳击技术。他终于成了业余拳击冠军，而且经常在丁香园里练习：他用拳头推门，辱骂消费者，并且同他们打斗，直至把他们驱赶出去为止。

他从事过的工作比阿波利奈尔还多还杂，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全部罗列出来。他曾经单独或同时干过下列行当：冒险家、太平洋上的水手，赶过骡子，在加利福尼亚摘过橘子，玩过蛇，当过旅馆小偷、澳大利亚伐木工人、法国的前拳击冠军、女王骑士勋章获得者的外孙、柏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入室抢劫的盗贼。

他也是诗人和记者，而且还曾经担任一家杂志《现在》的负责人。该杂志只发行过五期，并且是他自己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发行的。他写文章，大力宣传他舅舅奥斯卡·王尔德的优秀品质与伟大功绩，同时也刻薄地批评其他人的缺点。

他批评最多、最刻薄辛辣的人当中有：

纪德：他的骨骼与他人比没有特别之处，他的双手是一双懒汉的手……除了这些以外，该艺术家一副病态，比头皮屑大的小块皮从双鬓角处脱落下来到处乱飞，百姓对这一有失雅观的现象俗气地描绘为“他在削皮呢”。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苏珊·瓦拉东：她的收入微薄，但她不那么简单，这个下流的老家伙！

［摘自1995年发表的阿尔蒂尔·克拉万的《现在》］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给她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波利奈尔被描写成“严肃的犹太人”（克拉万很细心，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他对犹太人并无任何成见，甚至同新教徒相比，他更喜欢犹太人）。

这就叫做不择手段，使尽一切办法攻击和诬蔑他人。

纪尧姆派证人去见《现在》杂志的社长。其实他主要不是为自己受到攻击而生气，主要是为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年的玛丽·洛朗森打抱不平。

经过几次微妙的谈判之后，克拉万同意写两篇更正文章。更正文章对前两篇稍作改动，最根本的内容无任何变化：

阿波利奈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先生完全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为了避免未来对他可能的鄙视，在此我补充以下几点：阿波利奈尔先生的大肚子，与其说他像个长颈鹿，还不如说他更像一头犀牛；他的头不太像貘，而更像狮子，从整体上看他不大像秃鹫，倒更像长颈鹤。

玛丽·洛朗森：这就正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狠狠地给她的杂耍剧团两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贱货。

事情暂时算了结了，但人们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谈论阿尔蒂尔·克拉万。他主要是出售了马蒂斯的一幅真画和毕加索的一幅假画，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足够他在大战初期回西班牙使用。

阿波利奈尔从此收起刀枪，重新开始他为怀念玛丽·洛朗森而写作的诗词与文章。

毕加索于1907年将这位姑娘介绍给了他。他在画商克洛维·萨高特家发现了她。那时的玛丽·洛朗森20岁，正在克里西大街的亨伯尔特研究院学习绘画。乔治·勃拉克是她的邻居。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对玛丽·洛朗森的描写如下：山羊脸、近视眼、鹰钩鼻子、大黄板牙，一双手又长又红，一副***女人像，画家模特儿，讲话时自鸣得意、慢慢腾腾，爱玩弄假天真。

费尔南德之所以非难她，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妇女众多的圈子里，玛丽·洛朗森有同她争夺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残忍的诗人安德烈·萨尔蒙用两个词综合了以上的评论：玛丽·洛朗森？一个丑陋的美女。

阿波利奈尔在他的《被谋杀的诗人》中详细地讲述了贝宁鸟（毕加索）在特里杜丝（玛丽·洛朗森）与克罗尼亚芒塔尔（阿波利奈尔本人）的相识中所起的作用：

他（贝宁鸟）向克罗尼亚芒塔尔转过身去，对他说：

“昨天我见到你的妻子了。”

“是谁？”克罗尼亚芒塔尔问道。

“我不知道。我看见她了，但我并不认识她。是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儿，正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她的面部忧郁寡欢，带着受气的一股孩子气。从她抬起醉人的一双秀美的手看出来，她没有诗人们讨厌的那种贵族气，因为这样的人吃不得苦。我对你说，我见到的确实正是你的妻子，她既丑又美。”

说明：以上引述的部分是在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分手三年之后写的。

玛丽·洛朗森的情夫十分肥胖，而她却非常苗条，这并未阻止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见面。现在，让我们从头讲述他们的故事：

她出生于一个克里奥尔（安的列斯群岛的白种人后裔）家庭，从小没有父亲。当阿波利奈尔刚刚离开他的母亲家的时候，她还生活在母亲位于巴黎奥特伊的家中。而他住在巴黎的莱奥尼街，每个星期天，礼节性地拜访他的妈妈一次。

她来他家的时候，玛丽·洛朗森总是跳着绳上楼。下楼时，也同样是跳着绳下去。他跟在她的身后，领她去“洗衣船”。那里的人们对她十分反感。无论她如何巧妙地掩盖，人们还是轻而易举地就发现她对资产阶级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对她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十分看不惯，只是忍着不表现出来而已。但是，她令其他人反感的地方偏偏令阿波利奈尔着迷：他们两个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杜瓦尼埃·卢梭却非常理解他们，并且于1909年为他们二人作画《诗人与他的缪斯，1909年》，尽了最大努力使他们的表情有所区别，结果却画得像肖像漫画。(图16)

纪尧姆和他的缪斯在诗人的新居请客，但禁止人们搞乱搞脏屋子里的任何东西，不许在床上坐，没有许可不得吃饭。毕加索和马克斯·雅各布到他家吃过数次晚餐。一天晚上，主人大发雷霆，因为利用纪尧姆背过身去的时间，他们竟敢偷窃桌子上的两片香肠。

阿波利奈尔做厨师，而他的女神玛丽却当他的助手。菜烧过头了，纪尧姆火冒三丈；没有熟透，他同样要大发雷霆。他对别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威严，有时很专制，同毕加索一样嫉妒心很重。女人恰好爱这样的男人。当桌子上菜肴丰盛、做工精细、酒水可口时，他就会心花怒放、满脸堆笑，玛丽·洛朗森也会满脸堆笑得像个小太阳。尤其是当来客为了改善一下阿波利奈尔家极普通的饭菜，带来各自的拿手好菜，例如正宗的意大利沙锅炖牛肉时，气氛就会更加热烈。还有什么能比一天晚上马克斯做的美味佳肴中的生苹果浇科尼亚克酒更好吃呢？

看着诗人狼吞虎咽地吃掉冷盘（通常是黄瓜或者蜗牛）、主食（有时还多吃一些他最喜爱吃的菜）、甜点（冰激凌），享用完客人给他带来的惊喜，然后，摘掉假领子，卷起衣袖，帮忙收拾餐具。此时，在场的人知道这个晚上可以宁静安详地度过了，都开始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享受一下美妙的生活。

在夫妻生活和谐美好的日子里，阿波利奈尔的心情特别愉快，殷勤好客毫无挑剔之处。他绝对不允许他人嘲弄他亲爱的玛丽。当马克斯·雅各布讽刺玛丽时，他用当年保护他妈妈的急切心情保护他的玛丽。马克斯于是开玩笑地作了一首小诗，赞扬他的缪斯：

啊！玛丽·洛朗森，

玛丽·洛朗森，

多么渴望，

多么渴望，

抚摩着你的***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使你变成一个天使！

与费尔南德是画家（毕加索）的爱捷丽仙女一样，玛丽·洛朗森也确实是诗人（阿波利奈尔）的缪斯女神。一个用绘画，另一个用诗句（《酒精》和《calligrammes（图案诗）》中的一段）表达他们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蒙马特尔山的妇女们中像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女人们那样进入艺术家们艺术生活的极少，能够进入他们的绘画或诗歌作品的更加罕见。

弗朗西斯·卡尔科对此十分欣慰：

我们那一帮人的女人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们收留了她们两三个月，她们自己就走了。我们仍然照常写诗、作画，心想她们不来也许更好。

卡尔科的话经常是基本符合事实，但略有夸张，上述一段也不例外。当然，在“洗衣船”还是有一些女人：凡·东根的妻子，胡安·格里斯的妻子。但是，这些男人作画时，女人们除了管家，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

幸运的是，妇女的思想大解放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逐渐成为事实。几年之后，大批蒙巴那斯的妇女们将同蒙马特尔的妇女们联合起来。如果苏珊·瓦拉东、费尔南德·奥利维尔以及后来的玛丽·洛朗森不同塞纳河左岸的姐妹朋友们基基夫人、贝阿特丽斯·哈斯丁夫人、玛丽·瓦西里耶夫夫人、尤吉夫人、格特鲁德·斯坦夫人、西尔维娅·比奇夫人、让娜·埃布戴尔纳夫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夫人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的话，世界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历史的发展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这些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艺术发展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诗歌和散文》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对妇女的诬蔑之词是绝无仅有、不可饶恕的。他在1907年以羡慕的口吻写道：一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demusse（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卢浮宫散步。他之所以喜悦，并不是因为他可以独自一人散步，而是因为他终于“躲避开了整天围绕在身边的现代女性”。［摘自1907年《诗歌和散文》12期］。该专栏作家在此向读者们讲，当他每个星期五在阿维尼翁时，与缪塞有同感，体会到缪塞当年的愉快心情。为什么惟独星期五呢？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女人们都不出门。“那才是真正的天堂呢！我们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妙了！”

这位伟大的男性主义的代表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夏尔·莫拉斯。charles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支持维希政权，194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