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斯：色彩；毕加索：形式。两个伟大的流派，一个伟大的目的。

瓦西里·康定斯基

弗莱律斯街27号。一座带两层楼的房子，隔壁是一家画廊。住房部分包括：几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厨房，人们也在那里用晚餐；画廊是一个大厅。大厅里陈设着打过蜡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一个火炉、两三张桌子，上面摆满花和瓷器，一个壁炉，两扇窗户中间的墙上挂着一个硕大的十字架，石灰刷过的墙上没有任何一寸见方的空隙，到处挂满画：高更、德拉克洛瓦、格列柯、莫奈、勃拉克、瓦拉东、塞尚、雷诺阿、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其他画家的绘画作品。

这儿并非博物馆。由于当时大多数的绘画作品值不了很多钱，画廊的门上只有一把钥匙。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美国扁平钥匙，巴黎人的大衣上挂着的丁当作响的钥匙链上，都少不了这种钥匙。

斯坦兄妹就住在这里。星期六是他们的接待日。他们对客人十分慷慨大方，几乎人人都可以去。当女主人提出一个礼节性的问题“是谁派您来的？”时，你只要用在这里展出作品的任何一位画家的名字回答就足够了。

我们进入画廊。那里已经有大批的画家、作家与诗人……在那个饥荒年代，每星期到斯坦家免费吃喝一顿自然十分受人欢迎。当然也不排除来宾中有少数人的确对现代艺术感兴趣。大多数来宾都让人心情愉悦。

在大厅最里面，有个人手插在坎肩口袋中、正在和围在他身边的仰慕者说话，那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试图同他比比口才是徒劳的，他是个万事通，在任何辩论中，他总赢。从来对自己十分自信的斯坦小姐坦率地承认在与他的辩论中，她只赢过一次，那还是因为他喝醉了。

板着面孔站在壁炉旁边的那位身强体壮的大高个儿是勃拉克。他之所以满脸的不高兴，是因为挂在壁炉上方的他的一幅画被壁炉的烟熏黑了。旁边两幅塞尚的水彩画的色彩同样变得昏暗。勃拉克嘀嘀咕咕地抱怨着，他在想下一次再来承担挂画的苦役（当女门房往墙上钉钉子时，他这位最伟大的画家在辛苦地托着他那沉甸甸的画板往墙上挂）时，一定将要求把这一幅换个位置。他十分后悔上次共进晚餐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他有个借口：在餐桌上，每个画家都面对着自己的作品，身边都是自己的同事，在此情形下，很难提出批评意见……

这一天晚上，毕加索也出席了。在这种场合不发牢骚、不说怪话是他一贯的态度。对社交活动的厌恶与憎恨是难以用法语表达的。他用嘲讽的神情端详着口若悬河地发表着种种评论的马蒂斯博士。这一天，毕加索的状态与他奥塞尔街的朋友相同：怒不可遏。他刚刚从挂在墙上的画中寻找到他的那两幅。它们的样子变了，光线比原画亮多了。是格特鲁德·斯坦让人将这两幅画送到这里展出的，这个女人喜欢所有发亮的东西……

马克斯·雅各布千方百计地劝说他，让他的朋友理智点儿。他只做到了让毕加索不立即离开现场，但毕加索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登弗莱律斯街斯坦家的门。

在他用目光寻找费尔南德的时候，一位陌生人走到他身边，指着画家从戈索勒回来后刚刚完成的那幅画，问道：

“这是格特鲁德·斯坦吗？”

“是的。”

“此肖像不像她本人呀。”

毕加索耸了耸肩膀，说道：

“这不要紧，以后她自己慢慢地会像它的。”

费尔南德正在同一位穿黑灰衣服的女士谈话。这位女士还年轻，一对宝石耳环闪闪发光，她那很低的话音及其严肃的态度，使人觉得她少年老成。人们常以为她是用人，其实她并不是。然而，当她与费尔南德谈话时，反让人感觉她真像是用人。她总是心不在焉，身子在这里，耳朵却听着别处，尽管什么也听不见，她还听。由于过分地依附斯坦小姐，通常她并不太重视毕加索夫人同她的谈话，因为女主人通常对这位夫人十分冷淡，说：“她总谈三样东西，只谈三样东西：帽子、香水和毛皮服装。”

而这天晚上特殊，她们谈的是费尔南德是否可以给阿丽丝·道格拉斯上法语课的事。在回答她未来的老师向她提出的问题的同时，这位美国小姐还在照看着她通常应负责的事：谁在喝，谁没有喝；谁在吃，谁没有吃；小炉子在哪里，还缺少什么；斯坦小姐为何仍然没有到，人们能认真听她讲话吗?一些赞助的作家必须同艺术家兼博士的马蒂斯交换意见，如果有些讨厌的人打搅他们的谈话，她是否应该出面干预呢？朝这里走来的布朗库西是否会打乱她们的谈话呢？……

阿丽丝·道格拉斯敬重并崇拜格特鲁德·斯坦小姐，因为她既是她的老板，也是她的朋友，并且是从多方面帮助她成长、促使她的人格中具备了他人身上罕见的优点的恩人。格特鲁德·斯坦渴望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明珠，自认为是世界文学革新的天才、文学界的女毕加索。是阿丽丝帮助她确立了这一信念。这正是阿丽丝的主要角色，她同时也是格特鲁德·斯坦作品的打字员。

斯坦小姐刚刚出现在画廊门口。她身穿一件咖啡色紧身连衣裙，双肩被紧紧卡在一个金属圈内，被挤出的肌肉覆盖在金属圈边上。为防冷，她穿了双羊毛袜子，袜子被紧紧地塞进镂空皮凉鞋里，在蜡地板上走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斯坦小姐一眼就注意到大家都看见她到了，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她将一叠手稿递给道格拉斯小姐，要求她打出来。接着，她长嘘一口气，说写作真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她的运气不错，年初以来，纽约的一家杂志社已经有幸发表过她的三篇文章，她又刚给这家杂志寄去另外一篇。

她迈着大步朝毕加索画的那幅大型画像走去，并在她自己的肖像前坐定。紧接着，亨利·马蒂斯、罗伯特·德劳内、莫里斯·德·弗拉芒克以及三个经常来吃白食的家伙围拢到她的身边。

格特鲁德·斯坦是组织艺术家们此类聚会的总指挥。她喜欢扮演这一角色。她坐在自己的肖像下感觉如同圣路易坐在他的树下，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谁胆敢插话，她就向他投去一道愤怒的目光。有些作家对她在美国报纸上发表的几条消息有异议，有些画家竟敢不忠实于她这位他们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大恩人。她决不能容忍这些人。她送给拒绝参加官方画展的人举办展览的场地，这些艺术家既得以扬名又获利。马蒂斯是如何吃上饱饭的？多亏了她。

格特鲁德·斯坦热爱马蒂斯一家。每当她去他们的家时，总为那里笼罩的气氛感到吃惊，自然也觉得十分欣慰。毕加索是个放荡公子。马蒂斯虽然贫穷但不失风度。无论在谁家，人们都吃不多，但如果在塞纳河左岸，人们去掉一切假象，个个赤裸裸地表现出各自的本来面目。马蒂斯夫人的拿手菜洋葱回锅牛肉一出锅，霎时间就被一扫而光。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有一天，马蒂斯让她化装成吉卜赛流浪女人，手拿吉他为他绘画做模特儿。她坐在那里睡着了，吉他落在地上摔坏了。当时家里的钱仅够吃饭，而她却坚持自己饿着，省下钱来修理吉他。这样，马蒂斯才得以完成他的那幅画。

另外一次，格特鲁德·斯坦看见在桌子上放着一只十分漂亮的水果筐。这只筐是禁止任何人碰的，因为它专门留给画家工作用。在冬天，为了水果不会腐烂，他们宁可关掉屋里的暖气。马蒂斯身围大衣、手戴羊毛手套，画出冬天室外已经不存在了的自然景象。

格特鲁德·斯坦喜欢同时邀请马蒂斯和毕加索。因为他俩互相敬佩，从不自我吹嘘，而且对人对己都有分寸。同他们在一起时，气氛十分和谐。

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情况相差甚远，类似南极与北极。法国人（马蒂斯）有点儿呆板，生硬，不够灵活，十分严肃，不爱笑。家庭成员不是朋友，而是妻子和女儿。他不常请客。他一旦开口说话，总保持天底下最严肃的态度，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安德烈·萨尔蒙回忆道：

“这位漂亮的画家生活得很快乐，但他不会笑。”

［摘自1945年发表的安德烈·萨尔蒙的《布特山的空气》］

多热莱斯在一篇稍带排外倾向的文章中描写道：他那“忧虑不安的胡须”和他那“庄严朴素的眼镜”酷似“一个德国武官”。

阿波利奈尔的描写更加出色，而且更加简明扼要：“这只禽兽是位雅士。”他描写马蒂斯作画时的神情十分庄严，同时画好几幅，每一幅画一刻钟。

西班牙人（毕加索）呢，沉默寡言。他更多的是用眼睛表达思想，用眼睛嘲讽他人。法国人很客气时，他很野蛮。躲避沙龙和团伙聚会，激情爆发时，便用画笔表达。

然而，两位画家仍然有他们的共同点：对原始主义的兴趣，以及弗莱律斯街的女主人对他们的友谊，各自对对方的密切关注。

在弗莱律斯街画廊的墙上，同时挂着他们二人的绘画作品。他们已经十分清楚，斯坦兄妹俩从发现他们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懂得：他们是现代艺术的两位巨人。

他们将有各自新的崇拜者：马蒂斯有莱昂和他的弟弟木夏埃尔，毕加索有格特鲁德。眼下，鉴于兄妹之间复杂的连带关系，他们之间的裂痕还未完全暴露到不可弥合的程度。但是，马蒂斯已经对这位美国女人（格特鲁德）常同比她小十二岁的西班牙人单独在一起表现出嫉妒；勃拉克和德朗也开始嫉妒他们，他们逐渐脱离原来的帮派，目的是想弄明白发生在“洗衣船”楼上的秘密。

他们刨根问底地问道：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