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但不可同时表现。”

一丘吉尔

19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科克亲自主考。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许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钻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果然不出两年，从北京到巴格达，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至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固此没惹什么麻烦。我成了地档道档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了。

我和法国lesrepublican的charlesprevo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当日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爱国者”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发射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十fn马达十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十md12马达十80～200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偌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因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坏笑着劝村田，拍负片有拍负片的好处。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爱国者”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b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无法根据“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以免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灾难。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08613073426（这是当年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接口）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怒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又做了个局，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仿佛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然后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关键时刻，一向沉稳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踱着方步摇摇摆摆进来了，我顿时像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北京俚语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戛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时，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的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