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丽·褒曼

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学生时，我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为了应付以苛刻闻名的北大考试，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屈股后面往图书馆跑。然则“其东走者同，其所以东走者异也”。英国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简氏舰船年鉴》、《简氏战机年鉴》成了我的宠物。那套“时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我们课本中种种令人费解的阐述产生了怀疑，身不由己地被这批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传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发现在种种版本的历史书中，众多惊心动魄的战争照片的右下角，经常标有一行细小的黑字：robercapa（罗伯特·卡帕）。显然，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产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的自传中又看到了这个名字。褒曼把这位与她有过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写成“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在书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这位游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为安德烈，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可毕业那年正赶上纳粹党上台，匈牙利霍尔蒂亦效法德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迫害进步青年，逼得他远走巴黎。由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机卖照片为生。但时运不济，尽管拼死工作，收入仅勉强糊口。

就在这尴尬时分，一位名叫塔罗的小妞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心甘情愿地给流浪汉做搭档。塔罗人小鬼大，自称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图片经纪人，而她那穷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俪狼狈为好，照片却以以往五倍的价格成批地抛售出去，法郎美金滚滚而来，而凭空杜撰出来的“罗伯特·卡帕”成了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1936年，苏联肃反成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与列宁并肩站在铁甲列车上向苏俄红军挥手致意并被列宁称为“惟一可以在三个月内组织起一支攻无不克的红军”的托洛茨基，此时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从列宁身旁抹去。社会主义苏联开辟了用暗房技术随意更动历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到北欧，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从革命副统帅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为国际传媒追逐的热点。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每逢公开演说，必先将所有持相机者逐出国外方才开讲。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无法拍到托氏尊容。欧洲当时最著名的《vu》杂志的总编辑重金悬赏天下勇夫，井亲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

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而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往回装。

当夜，小妞儿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晦，小妞儿，别再罗嗦了！快让你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来我这儿上班！”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干脆公开改名为罗伯特·卡帕，挽着小鬼塔罗的胳膊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开始职业战地记者生涯。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这幅力作到底出自这一对儿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儿塔罗死于战火后，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靡页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以后，罗伯特·卡帕流着眼泪告别了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了台儿庄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中，卡帕是300万盟军中最先在诺曼底犹他滩登陆的先头部队的一员。

随着科技的发展，卡帕敏锐地预见未来战争愈来愈不适合摄影采访：“战争就像女人，已经愈来愈老，失去魁力。”尽管如此，对当代的每场战争，他都要御驾亲征。卡帕说如果未能参加进攻，“就犹如在美国星星监狱关了五年的囚徒，连艳星莲娜端娜的幽会都没有兴趣”。

在参加了所有现代战争之后，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中踏响了地雷。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他生来一文不名，死时两袖清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在献给这位好友的挽词中写道：“罗伯特·卡帕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正如卡帕毕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靠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0岁，短短的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卡帕尝言：“那些在胜利到来之前壮烈牺牲的人们是最杰出的，可活着的人却马上忘了他们。”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西班牙内战中冲锋陷阵饮弹身亡的普通战士，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在莱比锡阳台上中弹倒地的美军大兵…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就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我满身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俩都是18岁那年进了名牌大学政洽系。还有，就是我们俩都有着同样狭隘的自负，仿佛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