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

——马克·吐温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里科（jericho）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名义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从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以东到整个约旦河西岸，大胡子的村田无人不知，甚至没人知道他是日本人“shinichi”（村田）而称他为“mohanmed”（穆罕默德）。村田自称如此玩命地拍照不是勇敢而是为钱，因为他爱上了巴勒斯坦女人，“巴勒斯但女人一是眼睛大，二是腿长”。可聘礼需要挺大一笔黄金首饰，再有两个月他就能赚够买黄金的美元。可直到1993年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看见村田还赖在大马士革门前，拥抱、喝酒之后，我问他“美目长腿”怎么样了，他苦叹道“一言难尽”就没了下文。

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烧柴油的加长奔驰—240d轿车，驶出耶路撤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总参谋长拉宾指挥的以色列空军一天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所有敌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号称以色列长臂的以空军控制了中东的制空权。其后，以陆军向西打过苏伊士运河占领整个西奈半岛，向北占领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领土，向东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称西岸为judea。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纳布卢斯、伯利恒和希伯伦。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拉姆拉。”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姆拉，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长着一对斗鸡眼。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眯起有些斜视的双眼，凝视着我身后无穷远的天际：“你会看到真正的战斗。”让我猛然想起儿时看到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人兴奋。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蒙上阿拉伯花格头巾混入巴勒斯但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像加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三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枪，像豪猪身上的长刺。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急行，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呆着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苗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衣阿华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述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ipress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