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梦中的冒险和醒着的冒险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米兰·昆德拉

2月21日，我好不容易订上了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全以色列只有这一家私人飞机肯飞，条件是如果遇特殊情况比如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一切听天由命，飞机主人不作任何赔偿。售票处拐角处，一对即将开往前线的恋人正在忘情地吻别，以至顾不上我的相机的存在，使我这个就要飞离这块是非之地的匆匆过客一阵心酸。

次日早5点起床，分两次把行李搬出房间。6点10分赶到本—古里安机场。见我到问询处前探头探脑，一位干瘦的男人用更干瘦的英语问我是不是去拉纳卡，他让我跟他去那边检查行李。一位自称是安检官员的女警官过来问我从何来，行李是谁打的，是否离开过，一直住在哪儿，是否有人给我送礼品，到过什么地方，有无记者证。之后又来了一个比她丑得多的穿长统皮靴的女人，左顾右盼就像一个轻挑的西部吧女，她又重问一遍上述问题。我问是否要开包检查，她们说不必，这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请我谅解，然后给我的行李贴上了合格标签。

辗转到二楼，还是只有我一个乘客。三个美国空军在免税店买宝石，这里有一个特大柜台售“以色列钻石”，可我只有有数的美元，连条裤子都买不起。一周前我的老板在电话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给我买裤子，感动得我真想哭。

终于可以登机了。这次的飞机更小，只有七个座位。两个飞行员、两个安全警察和三个乘客，只有我们七个人。我最后一个挤进机舱，飞行员是从我身上爬过去的，他帮我关上门，说千万别碰门旁的机关，不然门一开我就掉下去了，“摔下去可是地中海”。

小飞机摇摇晃晃颠簸着升了空，上下抖动，向地中海上空飞去，左转弯的时候，左翼朝地，右翼向天，我整个身子全压在机舱门上，紧张得不行，生怕小门禁不住我的分量把我漏出去。我的座位椅背已经断了，没有上半截，我只得用保险带使劲捆住自己，绑附在破座椅上。看着烟波浩淼的地中海，我本想忙里偷闲抒抒情，可由于太疲倦，没过多久已酣然入梦，千奇百怪地与巴顿将军喝起啤酒。

醒来时，小飞机已经在拉纳卡机场上滑跑，机场上风很大，夹有小雨。小飞机像只雨打的耗子似的钻到候机楼旁。我们还未站稳，一辆塞浦路斯警察的轮式装甲车就停在身旁，注视着我们三个乘客的一举一动。安全警察把我带进一间小屋，命令我脱去上衣，仔细检杏随身的各种物品，用枪托轻敲我防弹背心上的钢板，怀疑藏有海洛因，使我油然产生我是黑手党教父的错觉。

海关给我两周签证。

分社老陈已在机场门口等候。老陈问我飞机飞得如何，我说我睡着了，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陈夫人已经把饭做好，吃得我胃直疼，因为很久没吃中国饭了。老陈给我留了不少剪报，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也来了。由于《人民日报》登了我的“尊容”，他们都想看一眼我这个头号大混蛋。这是有史以来《人民日报》头一次吹捧一个新华社记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牺牲的活物。看得我自己也不由对报上头顶钢盔、手捏莱卡的鸭子肃然起敬。

很困，很累。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