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联大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很特殊，地方小，人又少，我想文、法、理三个学院加起来也不过学生一千、老师一两百，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又没钱，即使放假也没地方去，所以一年三百六十天整天看的都是这些人，虽然有的并不很熟，比如理学院的老师，他们未必认得我，可是因为只有那么一点地方，又经常见面，所以面孔都非常熟悉。

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包括地理、气象）五个系，在我们文、理、法三个学院里算是人多的，但其中数学系人最少，我毕业的那一年数学系只有三个人。中国近代数学最老一辈的数学家有三个，都是清末的，一个是熊庆来，云南人，老清华数学系主任，抗战的前一两年就到云南大学做校长去了，解放以后一直在法国，1957年回国在数学所。他的儿子熊秉明，哲学系的，和我们同班。另一位叫郑桐荪，即郑之蕃，也是元老级的，做过清华教务长，他欣赏的一个学生是陈省身，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了。还有一位姜立夫先生，南开大学教授，也是我国最老一辈的数学权威，后来许多大学者都是他的学生。联大的时候姜先生教高等微积分，这是数学系、物理系必修课，所以人比较多，教室也大，我没有上过姜先生的课，可教室就在南校区一进门的地方，我们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他讲课。姜先生很奇怪，都是用英文授课，物理系的周培源先生也是这样，不过因为当时的教科书或者参考书都是英文的，所有术语都不用中文，所以用英文讲可能比用中文更方便，很多老师都是中西合璧的。比如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有一次讲演，讲科学在二次大战中的应用，我去听了。英国那时候靠美国的支援，运输物资得横跨大西洋，德国就用潜水艇去袭击，损失惨重。后来德国又发明一种“磁性水雷”，只要船一经过那个水域，就“induce一个magicfield（诱导一个磁场）”，凡是碰到术语，他都用英文，不过我们也习惯了。

数学系有一位老师叫江泽涵，北大的系主任。我听说，江先生是30年代初去的北大，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是胡适的夫人。当时的学生对胡适有反感，尤其是进步的，或者说左派的学生，一听说江泽涵是胡适的小舅子，就罢他的课。不过后来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些已成过去了，我一年级的初等微积分就是由他任的教。江先生教课很严谨，不过口才不太好。那一年冬天的大考一共四五个题目，都是英文的，前几个非常容易，假设什么，求证什么，一会儿就做出来了，可最后是一个文字题，文字部分就很难懂，更不要说解答了。有同学就问：“江先生，这题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江先生就给我们讲了一阵，还在黑板上画，可是我们还不懂，结果好多同学那道题都没做出来，不是数学没做出来，而是英文没过关，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据说江先生是我们国内拓扑学的开创者，那时候叫作“形式几何”，是一门非常新的学问，不过我一点儿都不懂。记得我还问过一个同学什么叫形式几何，他说：“形式几何就是opology。”我说：“什么叫opology？”他说：“opology就是形式几何。”那我还是不懂。

一般情况下，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大多留下来做助教。华罗庚先生有两个助教，一个闵嗣鹤，一个田方增。闵先生我中学的时候就认识，抗战前一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一年级时，他大学刚毕业，就到我们学校教三角。不过闵先生口才不太好，说起话来很慢，也比较呆板。比如讲四个象限，按理说讲一个就可以了，其他三个无非就是正负号不同，可是他把每个象限都讲一遍，所以给我一个印象，觉得他比较死板。可是解放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在首都师大教数学，他跟我说，闵先生真了不起。第一，陈景润是他培养的，第二，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全国每年都有中学数学竞赛，前几名可以直接保送大学，所以也很隆重，闵先生就在数学竞赛里负责出题目。我的这个同学还说，中学数学竞赛其实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最难的就是那个出题目的老师，因为他必须把题目出得恰到好处，既能运用中学的知识把它做出来，又不能有两个学生同样做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从全市或全国范围内选出最优秀的那一个人。这种困难是旁人想象不到的，也是闵先生特别高明的地方。后来闵先生在数学研究所，但闵先生心脏不大好，还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

田方增是我们中学的老学长，解放后就在数学研究所，现在已是九十高龄，住在中关村，有时候开校友会还能见到他。不过他的老伴去世，只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最近我读联大校史才知道，田先生当年是数学系唯一的地下党员，在当时是秘密的，而且田先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个老好人，谁也看不出来。田先生有个弟弟和我中学同班，政治上也是挺进步的，平常就表现出来。真正的地下党大概都不表现出来，因为需要隐蔽，被人发现了很危险，所以地下党的活动一般都是通过积极分子去出头露面，比如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不是党员，但他是积极分子，就由他们来出面。当然积极分子也是自愿的，如果他不愿意谁也不会强迫，可那时候大家的心态一是抗日救国，一是争民主，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向往，所以许多人都是义不容辞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