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冯友兰先生

作者: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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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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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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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016字

小说天


前不久我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看到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就我的记忆,国民党当政二十二年中(1928-1949年)仅举行过这么一次,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一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另一部是华罗庚关于数论的著作。冯书的评审者是张君劢,对冯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否即如张君劢所推崇的那么高,恐怕不无疑问。洪谦先生随后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评冯先生的哲学,几乎是全盘否定、一无是处。(解放后,冯先生对自己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检讨,张君劢在海外看到之后大为生气,又把冯先生骂得狗血淋头,即此可见,张君劢之人品恐怕也是很成问题的。)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开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自然都是国民党最重量级的人物了,冯友兰也就是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后来听说国民党要他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距离就拉开了。那时候国民党也曾表示出一付民主的姿态,街道上贴出选民榜,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友人王浩语我,一次和冯先生谈话时说到此事,王浩说这只是故作姿态,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江青有一段时候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有一次开会我遇到涂又光先生,他在河南人民编《三松堂全集》,我问他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他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全集来说,凡是他有的就都应该收,至于言之由衷还是不由衷要由读者来判断,不能由编者来决定,不然就应该叫选集。虽然有的人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说了假话,可是这些作为原始资料都应该保留。冯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它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冯先生一生也有非常真诚的一面。解放之初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复信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文革以后,他给梁漱溟写信,说: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梁漱溟回信说:你“谄事”江青,我不愿意见你。如果是别人,大概不会再提这事了,但是冯先生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也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确实也很难得。我去美国的时候曾听一位台湾学者说,台湾四大无耻文人,第一是钱穆,大陆也有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起初以为是台湾的说法,后来看到徐铸成先生的回忆录,说他在解放之初来清华大学曾见过冯先生,想不到后来冯先生竟名列“四大”。可见“四大”之说大陆亦有之。徐先生生平的立言真诚与立场进步是众所周知的,毋庸置疑。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先生荣誉博士学位,那次的行礼会非常有意思,无论对中方、对美方都非常有意思。美方有个致辞,表彰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其实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贡献,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彻底否定了的,可是现在却要为此而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冯先生的答词也很有意思,绝口不提那些美方所谓的贡献,给了一套完全驴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然后就行礼如仪,把荣誉证书接到手中。双方有如演出一场滑稽戏,究竟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一点倒正好象征当时中美双方的关系,各说各话,实际上又完全对不上口径。


我想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旧时代里,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比如爱迪生只念过小学,现在的彼尔•盖茨,大学念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们并不需要依赖官本位这张皮。可是中国过去除了官本位没有其他出路,知识分子只能靠依附专制皇权得到自己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教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的《中国哲学史》写在抗战前夕,在当时是很轰动的,成为标准的教科书,现在也不失为哲学史的经典著作之一。冯先生的理论逻辑非常清楚,要言不烦,没有罗嗦的话,这是他的优点。但他那部书也有很大的缺点,当时我就这么认为,现在看来就问题更多了。第一,冯先生总是先有一个理论的架子,然后用材料去填充他的架子,或者说,先有结论再倒着去研究,这是他的一大缺点。第二,冯先生对哲学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至于古人是不是就如他所写的那样,总有几分可疑。第三,他那本书虽然叫“中国哲学史”,可实际上并没有跟历史挂钩。每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有它的现实背景和意义,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冯先生写的是“按照历史顺序排列的哲学”,并没有表现出“史”的作用来。第四,冯先生不懂佛学,佛学是全书最弱的一部分,始终没有讲清楚,只是用引文代替了理论的阐明。另外还有一点,近代部分写得太薄弱,好像草草了事。冯先生在《序》里边也说,“九•一八”以后形势很紧,来不及再详细写,就匆匆收尾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部分是先秦的名家、道家以及宋代的朱子,但这两部分更多的却是作者本人思想的发挥,未必就是古人的原意,古人也未必有那么明晰的体系,而后来冯先生新理学的体系主要来源正是这两家哲学。


冯先生很敏锐,后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给太平天国再翻案。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这点我们都是肯定的,可是他提出太平天国是反动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化了,太平天国是神权政治,搞迷信,那是古代的玩意儿,所以是反动的。这一点大家过去都知道,只是都不能谈。他那本书一共是八册,第七卷国内不能出,只在香港出了,不过现在国内大概可以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