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青参加全公社修路大会战的时候，在工棚里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到工地上来，除了赤条条的一条龙，什么也没有带。人们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共产。临到吃饭，现筷子没有了，八成就是他抢先一步窃走，正在用来扒他的饭。发现毛巾没有了，必定是他刚才顺手扯走，此时正在什么地方，抹洗他骨头丰富的胸脯或阔大的鼻孔。知青在意他一口焦黄的牙齿，在意他长长的鼻毛，对他偷毛巾最为痛恨。把毛巾夺回来以后总要用肥皂狠狠洗几遍，还怀疑毛巾上残留着他鼻孔里的污秽。他厚着脸皮笑笑，反倒指责对方小气，有时更寡廉鲜耻，“我又没有拿毛巾给婆娘洗胯，你这样怕做什么？”

兆矮子什么事都往膀裆里说。哪个流鼻血，他就说你来了月水么？哪个去小便，他就说你探出头来看天么？就这两句玩笑话，他可以百说不厌，也不觉得单调乏味。

他还说到自己的儿子三耳朵，说到这个不孝之子勾引铁香私奔，“老子还没动手，他倒先一脚搞了个街上的婆子，你看气人不气人！”

女知青对他最为反感。每次出工，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他在家里本来是从不用肥皂的。但他一不得别人有什么特殊，容不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他的探索。没过多久，他也对肥皂产生了兴趣，偷毛巾的时候总是连肥皂一并捎带。洗得兴起，一条褂子就洗出轰轰烈烈一大盆肥皂泡，在肥皂的主人眼里实在是惨不忍睹。

牟继生下工回来。发现自己刚买来的一块肥皂已经成了一小块，都认不出了，不免悲愤。“兆矮子，你这家伙一点道德也没有，侵占他人财产，犯法你知不知道？”

兆拉长脸，“你吼什么？我是做祖爷的人了，孙子都放得牛了，都捡得柴了，用一下你的碱都犯法？”

“你看你何事用的！赔！你赔！”

“赔就赔！一块肉都赔不起么？老子赔你十块。你看你这样范！”

旁边有人打趣：“你拿龙根来陪”

兆青脸色炸红，“以为老子赔不起？老子的猪婆刚下崽，一天就要吃一锅潲，天看天就要出栏。”

对方还是实事求是，“就算你的猪婆屙金子，也要你舍得呵。”

“我就赔，就赔！脱了裤子赔渠。”

牟继生跳起来，“裤子不要，你那裤子是人穿的么？”

“怎么不是人穿的？缝了还没有一个月。”

“婆娘的裤子一样，屙尿都找不到地方。”

牟继生最蔑视乡下人的抄头裤，靠一根草绳勒着，没有皮带扣环，更没有什么线条，两个宽阔在大的大裤筒，裤裆正反两面一个样。人们总是前后两面轮换着穿，于是后裆常常到了前面，鼓鼓囊囊向前隆出，给人一个下身接反了方向的感觉。

“那你要何事搞？”

牟继生没想出兆矮子那里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一筹莫展，只好把一块碱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桥人把兆青叫作“津巴佬”。津巴佬就是啬巴佬、吝高鬼、小气鬼的意思。在马桥词汇中，“津”与“岩”相对。“岩”指呆笨或者憨厚，是山性的东西：“津”指狡猾和精明，是水性的东西，倒也同古人“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一说暗合。考虑到古代有河流的地方才有交通，有商业，有更多的盘算和计较，用“津”字来描述精于算计的人，当然不无道理。

我同兆青一床睡过几天，最不能忍受他的磨牙。每天夜里，他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彻夜不息，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成吨的钢钉，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我注意到，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眼皮松泡，头发散乱，手脚软软的，像经历一场大难之后的疲惫不堪痛苦难言。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大家恐不吓成这样子的。

兆青却若无其事，走路轻巧无声，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

我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得意，“你没睡好？我何事没听见？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

“你肯定是风重了，再不就有一肚子虫！”

“是要看着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他借钱似乎已成了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文化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照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传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莫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属的窝。这不要，他与别人一样，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嘻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你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模，睡在床角似乎只有欠欠的一小握，加上屈背缩脚，倒也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丝纹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质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磋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桔色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钯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辐线，抑扬有致。把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钯头顺势转过来，套头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不会有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桔色光雾一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要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官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决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儿；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为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到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续秤杆跌（给队上交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籽，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一块二？哪里要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不还价，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啊！”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于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和售票员同他说不清，满车的乘客也急得喊成一片，要司机快点开车。复查有点怕，赶忙掏出钱来，把票买了。

事后，兆青的脸色一直不好着，把车窗拨一拨，把座垫揪一揪，愤愤地吐痰，到了站也不下车，被复查喊了几次，发现自己已经是车上最后一个人了，还迟迟不肯钻出门。“夷边人就是拐。两斤肉的价钱，就坐这一泡屎的工夫。”

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压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不干他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骇得司机和他的同伙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惊慌地跑了。鸭的主人对兆有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人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也不喝，只是屈着身子在树荫下睡。他们冒着日头再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泛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得意地教导复：“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说这号人，赚不了别人的钱，自己的钱还是可以赚的。”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塞棚里的一只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