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之父.6

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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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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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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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6648字

“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


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


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叹了口气。


我陪她叹了口气。


我说:“冉,你……相信某种迷信的说法吗?”冉说:“你指花花那件事?”


我点头。


冉说:“以前不信。现在,多少有点儿信了。自从那件事后,不顺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亲身上。连父亲都被搞得有点儿迷信了。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他嘱咐我,买些上好的排骨,炖一锅,夜里十二点左右,埋到后山的小树林里去。父亲曾经常带着小狗在小树林里散步。父亲还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语,说是投生咒,嘱咐我一边埋,一边念叨。我对父亲说这么做纯粹是迷信。父亲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够减轻人的心理压力的。只要有利于获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听了,觉得父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那么做了?”


“嗯。我很怜悯父亲。父亲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亲都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没想到父亲渐渐康复了。你说怪不怪?”我说:“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涂。”


冉说:“是啊。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字画,你注意过没有?”


我说:“注意过。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挂郑板桥那几个字。”


冉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涂一次的人。我母亲也是。如果他俩有一个活得糊涂点儿,后来的一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挺没意思的。我父亲住院时,我和母亲不是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吗?结果就从台湾引来了一个人。还是个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一点儿也没法儿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牢牟记住青年时代的恋人不忘。青年时代的爱情,不就像青年时代做过的梦一样吗?值得不忘吗?这不是太古典了吗?时代已经非常现代了。又现代又现实,还有些个古典的人没死绝,仍活着,可不就会发生些不该发生的事吗!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母亲也不知道。但我父亲的几名学生却知道,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亲对他们讲过。”


“我想也是。当教师、教授、导师的人,有些事,从不讲给家人听,却会讲给学生和弟子听,而且毫无隐瞒。是我父亲的那几名学生往台湾写的信。你说他们不是多事吗?”


我说:“你也不必埋怨他们,他们无疑是出于善意。”冉说:“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国商界,她只和一位老佣人住在台北。写,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琼瑶,都有挺亲密的交往,她专程从台湾赶来,目的只不过是想赶上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住下后,一听说父亲并没死,不用说是很惊喜的。又听说父亲的处境狼狈,她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有责任拯救父亲于水火之中。当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挂电话,父亲接电话时很激动。我几乎没见到过父亲有那么激动的时候,他握着听筒的手都在发抖,脸上忽然地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放下电话就擦皮鞋,穿上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就出门。那天是星期天。母亲很诧异,问父亲哪去?父亲含含糊糊地说去看一个人。母亲有些困惑,也有几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着。在公共汽车站父亲发现了我,不许我跟着,后来又同意我跟着了。


当他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见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当时也猜不着。他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再就不说话了,彼此默默地望着。他们那一种目光,都含情脉脉的,如同一对儿久别重逢的情人。我觉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离开了房间,坐在前厅等候父亲。两个多小时后,父亲才出现在前厅,父亲脸上的晦气一扫而光,仿佛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又相当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父亲很坦率,他承认是他青年时代的恋人。我又问父亲此刻心情如何?父亲说两个字足以表达——幸福。这一种回答差点儿使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接着问父亲有何感想?父亲一边走一边背了一首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父亲顶喜欢李商隐这一首诗,以前也常背诵的,所以连我也能背下来了。但是那一天我听了之后,心里好生的别扭。我挺替我母亲难过的。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比起来,我母亲显然是丑妻,胖得不成体统,每天跳迪斯科也减不了肥,性情也乖张。人家那个台湾来的女人,风韵犹存,谈吐相当儒雅。虽然也快六十岁了,但仍女人味儿十足,还浑身具有那么一种浪漫气质。我有些恼火地问父亲,两个多小时,你们不见得一直面对面坐着尽说尽说吧?互相有什么亲热举动没有?父亲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没听到父亲那么爽朗地笑过了。父亲更加坦率地回答我,总不至于像电视里的两位播音员那样吧?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的感想就是——你们以为你们都是在以温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没劲!那一天回到家里,看着我父亲和我母亲在一起,我觉得好荒唐,好奇怪。我暗想他们当初怎么会结婚呢?以前,父亲整日伏案不息,母亲每天早晨匆匆去上班,下了班忙忙碌碌地做顿晚饭。吃完饭一家三口各归各的房间。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晚上才一块儿聚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我并没觉得父母之间有什么互相妨碍的地方,大概他们也没觉得过。如今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是个半赋闲的人了,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月三十天,他们谁也躲避不了谁了。这就成了一种不幸。记得有一天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真奇怪,我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呢?‘而父亲回答:”这正是我早就想对你说的话啊!’回到家里,母亲背着父亲问我:“你爸究竟看的什么人?‘我没出卖父亲,我替父亲打掩护,说就是去看一位当年的老同学。以后父亲又单独去看了那个台湾来的女人几次。有一天,父亲不得不主动向母亲坦白了,因为那个台湾来的女人临走前要到家里来做客。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她向父亲表达的愿望,还是父亲向她主动发出的邀请,反正结果都是一个——父亲向母亲坦白了。也许有些不得已的成分。母亲一听就火了。


母亲火了,似乎不无她火了的道理。都七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越活越邪性,冒出个青年时代的恋人来?而且还是海峡那边的?而且开始还不讲实话?而且还一次次地去幽会,还要请到家里?母亲嚷嚷着说,不许来。别的先不论,来了能不留下吃顿饭吗?那么谁做呢?你们之间倒都显得有情有义的,让我为你们服务,给你们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呀?没门。父亲说,你怎么是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呢?你是女主人嘛!再说你也不应该认为我是一次次地去幽会,我是去看望。人家为我千里迢迢而来,在北京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的,我能不多去陪陪人家,消除人家的寂寞感吗?母亲说,你怎么从没想想我寂寞不寂寞?你怎么不在家里多陪陪我?父亲说,我在家里陪你的时光你还嫌少吗?母亲说那是因为你没处可去。你在家里像个哑巴,在那女人面前你也像个哑巴吗?父亲说,你不要非将人家当成我青年时代的恋人嘛!你要将人家当成一位台胞嘛。欢迎不欢迎人家来做客,也要从你们贵党对台统战工作的大处考虑嘛。想当初,你们贵党让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对我进行统战工作吗?你已经为你们贵党在这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了,需要你再多做一份贡献的时候怎么就不愿意了呢?我母亲是四八年入党的党员,在中国目前的党员女性中,也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而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一辈子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我父亲一把问题提到统战的高度,我母亲就不言语了。我母亲很愿意为党做任何贡献,最后我母亲终于答应了。说好吧,看在我党的情面上,你就请你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来吧。我母亲也有我母亲认真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但凡是个女人,总多多少少有可爱的一面是不?人家来那天,我母亲做了好些菜,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相当丰盛,但是我看出,她在人家面前自惭形秽。


她一边做一边觉得委屈。有我这个女儿见义勇为,担任总导演,不时制造点愉快,气氛总还算良好,对人家款待得礼礼貌貌,周周到到的。人家挺高兴的,挺感激的,说了几次不虚此行。对方如果心里光这么想,嘴上不说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我发现对方每说一次不虚此行,我母亲脸上的表情就难看一次。设身处地,从我母亲的角度,你品品这句话的滋味儿,是叫人心里不悦想法挺多的,挺不舒服的。


在这一点上我理解我母亲。只有女人才能理解这一点。我母亲一次次地讪笑着,尽量掩饰着她心里的不悦。我觉得我母亲那一天的表现挺不容易的了,挺难能可贵的了。人家临走前,说唯一的遗憾,是没带照像机来。想着想着,却还是忘在宾馆了。


父亲说我们家有像机。母亲马上起身说她去取。母亲就去取来了像机,还说换上了一卷新胶卷。父亲说那就都拍完吧,都拍完,当天就可以送去冲洗了。一卷三十多张,且得拍一会儿呢。除了一块儿拍,我们一家三口,都跟客人单独拍了。轮到父亲单独和客人拍时,父亲有点儿窘,说算了吧,喝了酒,脸红红的,拍出来色彩也不对。人家却特别大方,她也喝了两盅白酒,也有了三分醉,她说这一张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拍的。她就将两只手都搭在我父亲一边的肩上,下颏也抵在我父亲的肩上,偎傍着我父亲。我母亲连说别动别动,你俩这样好,这样拍出来太妙了。就换了几次角度,拍了四五张。送走客人,父亲让我马上去冲洗胶卷,说争取让人家带着照片离开。我母亲说,冉你别去,去也是白跑一次腿儿,我根本就没装胶卷儿。父亲顿时瞪起了眼睛,光用手指着母亲,说不出话来。


他这瞅瞅,那瞧瞧,我就知道他想摔样东西,我看出他心里是气极了。怕他一气之下,失去理智,捧起样大东西摔,赶紧把烟灰缸拿起来给了父亲。那是个造型美观的玻璃烟灰缸,父亲挺欣赏那一种造型的。举了几次手,没舍得摔,放在茶几上了。母亲冷笑着说,你摔呀。


父亲这才说出话来。父亲说我不摔它,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将我——你的丈夫,和冉——你的女儿,还有客人全都当猴耍?母亲说,冉是我女儿,我将她当猴耍,谁也管不着。怎么上纲上线,也不在纲上线上,更不算犯法。你和你那个八百年前的恋人,当着我,你结发之妻的面,眉目传情的,心猿意马的,我看不惯。


看不惯我就不满。不满我就耍你们一次。


耍了,你又能怎么样。父亲瞪着我,问我,冉,你说,爸爸和客人眉目传情了吗?心猿意马了吗?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我用双手捂耳朵,我大声说你们都别吵了,你们都太没劲了,你们再吵,我就不回这个家了。母亲因为我立场不明确,说我没良心,说白把我拉扯大了,说着说着还哭了。父亲也因为我立场不明确,显出挺伤感的样子。


父亲又指着母亲说,你别哭,是你耍了我,又不是我欺负了你,你哭什么?我看咱俩谁也别将就谁了,咱们干脆离了吧!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父亲,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盯了父亲一分多钟。父亲也不示弱,迎住母亲的目光,也那么盯着母亲。结果母亲身子往后一仰,晕过去了。要不是我扶得快,头磕在桌角上,就出大事了。母亲被气病了好几天。父亲向母亲赔礼道歉,母亲的气才消,才开始吃饭。出事那天,父亲是给母亲抓中草药去的。出了三次门才去成。第一次出门不久又回来了,想起了没带处方。第二次回来是因为没带自行车钥匙。我说爸,让我去吧。父亲说,还是爸去吧,爸亲自去把药抓回来,你妈的病才好得快。


父亲还说,觉着心里被什么堵得都快透不过气儿了。说真想摔样什么东西;或者跟谁大吵一番,才能痛快点儿。说自己要是年轻就好了,年轻的话,可以找个岔子和谁打架,狠揍谁一顿,管他有理没理的呢。父亲说时,一双老眼泪汪汪的,都快落泪了。我说,爸,你狠揍我一顿吧。父亲噙着泪又笑了,说舍不得揍我,说不过就是口头宣泄宣泄。说口头宣泄,也是一种宣泄方式啊!没想到他这一出家门,就再没回来……所以,你说他先开口骂了人家,说他先动手打了人家耳光,我是相信的。真的,我相信。我……那天要是去抓药就好了……我……“


冉仰起脸,望着天花板。她就那样子,很深很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很长很长地吐了一口气。吸也无声。吐也无声。我也极想像她那样子做一次。


可是我没有。


她似乎讲得很累。


我也听得很累。


我认为她还应该跟我说些别的。因为我请她到家里来,并不仅仅是让她明白什么,也不仅仅是自己想明白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明白,我认为她应该明白这一点。


可她不说话了。仍仰着脸。仍望天花板。仍那样子。我只好说我必须说的话。


我说:“冉,你能不能劝劝你母亲,叫她别……”冉终于改变了那种仰着头的样子。


她注视着我打断我的话说:“我预料到了这就是你请我来的目的。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起不了你希望我起到的作用。父亲的死使我母亲的心理也倾斜了,她感到了她对父亲也有罪过——她的病一大半是装的。所以她那个念头是很固执的,谁劝也没用。母亲想以那一种决定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她认为她别无选择……”


我哑口无言。冉的话使我听出这么一层意思——你自己承诺的事,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脱,别把我扯进去……我又窘又恼火。


这时电话响了。


我起身去接电话,回来告诉冉,是那位律师朋友打来的。他说法院认为,如果一切证言经过进一步调查完全属实,被告可能将无罪释放……冉说:“那……也好……”


说着她站了起来……


电话又响了。是冉的母亲打来的。老太太说她昨夜做梦,梦见冉的父亲。冉的父亲对她说自己死得太委屈。老太太在电话里哽咽了。又说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话。还说一定要见见我代她请的那位律师……我告诉了冉。


冉什么表示也没有。


冉只说:“没别的事,我该走了。”


她说完便往外走。


我送她回来,见儿子已放学在家里了。


儿子高高兴兴地说:“爸,我今天又得了一朵小红花。”我对儿子吼:“一边去!得了朵小红花有什么可美的!”随手扇了儿子一耳光。


儿子捂着脸,呆呆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