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令说真话的人似乎愚不可及，说假话者当然显得聪明可爱了。

真实剥下谎言的陋皮，不过像抚去一层灰尘而已。谎言之下所暴露的，每是丑的灵魂。

无奈在非说假话不可的情况之下，就我想来，也还是以不完美的假话稍正经些。一生没说过假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的吧。

某些时候，我越来越感到说真话之难；和说假话的悲哀。仿佛现实非要把我教唆成一个“说假话的孩子”不可。

如果对方根本不信你的假话，却满意于你说假话，分明是很乐意地把假话当真话听，可悲的是对方。应该感到羞耻的也是对方。对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感到羞耻的人，你几乎也就犯不着跟他说真话了……

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伟人和名人。包括有缺点的，甚至有污点和有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故，历史也是势利的……

人类面临的许多灾难，十之五六是一部分人类带给另一部分人类的。而人类最险恶的天敌，似乎越来越是人类自己。

人类“文化”发展至今，既功不可没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掩盖了许多事实的真相。就如老鼠难看的毛色和它丑陋的尾巴影响了我们对老鼠眼睛的看法的客观性一样。

“各尽所能”是马克思为人类所畅想的理想社会的原则之一。千万年来，蚁类们一向是这样生存的。

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

历史向穷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它最终告知穷人——消灭富人并不等于消灭了贫困，也不一定就能使穷人得到拯救。

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有些时候，仅仅有钱就够了。

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许多时候，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如果我们中国人在心理素质方面成为优等民族，那么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类将是优秀的。反之，又将如何？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是一个作为人的资格起码完备的人。

从前，许多“新闻”都足以使中国人街谈巷议一阵子。而现在，几乎任何一条“新闻”都不再有“新闻性”可言，于是有了“炒新闻”这一词和现象。

“文革”十年，中国之文学和艺术几乎一片空白，不是由于当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幸福得不愿创作了，而是恰恰相反。

在从前的年代，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

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报复。

现在的大学，一届一届一批一批地向社会输送着几乎纯粹的应试型人。而几乎纯粹的应试型人，活动于社会的行状将无疑是简单功利的。其人生也每因那简单功利而磕磕绊绊，或伤别人，或损自己。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现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逻辑是——不怎样……白不怎样。比如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白不骗，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

但是须知，世界的逻辑是辩证的；而“白不怎样”违背辩证法……

有很多东西将会少起来，最终从我们的生活中逸去，比如“精神乐园”；有很多东西将会多起来，比如精神病院。

荣誉乃是这样一种事物——当它达到或快要达到巅峰的时候它绝不会停驻在那儿，正如喷泉的水流绝不会凝止在顶尖的高度。普遍的人们对于成功者们的得意容忍到什么程度，决定着那一过程的短长。几乎每一种荣誉都有不当之点。当它像泡沫一样膨胀得太迅速，它的不当之点也便很快地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