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回到了哈尔滨。七年没回去了。七年没见老母亲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家中只母亲一人。母亲正做晚饭。狭小的厨房没窗子，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电压不稳。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木然地望着我。显然，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

我大声说：“妈，是我回来了!”心中竟很激动。

“是……绍生吗?”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晓声。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诘问过。

“妈，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亲转过身去，想找个放盆的地方。

我走进屋，刚搁下提包，母亲便跟入了，双手仍端着米盆。厨房极乱，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

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碗、小孩儿玩具。三对夫妻，三辈人，十一口，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

“你……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母亲歉疚地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

母亲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苍老了，脸色很不好，蜡黄里泛着青灰。眼病分明没治愈过，眼边红红的。衣服也挺肮脏，衣襟上一片锅底灰。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孩子，你瘦多了……别那么拼命写，妈不指望你出名，只愿你身体好，没病没灾的……”母亲说着，侧过身，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

“妈，我不过就是瘦一点，可没什么大病……”我用谎话欺骗母亲。

我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

“真的?……”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她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声说，“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

我说：“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

母亲说：“不，你明天就要去看她。她……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我不禁呆住了。

母亲又说：“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每次来信都提你……苦命女人，妈的命够苦了，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

“小姨……她得了什么重病……”小姨才四十多岁，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讷讷地问。

“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人啊，就怕是苦在心里啊!同学老师的，你都不要先去看，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母亲异常忧郁地说。

我轻轻“嗯”了一声。

可怜的小姨!可怜的女人啊!

一种凄凉一种悲怆，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

我装作疲乏的样子，倒在床上，眼眶竟有些湿润了。近几年来，还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难过。

我本来没有姨。小姨不是亲姨。

我七岁时，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挑挑抬抬，搬石运铁，卸煤扬沙。哪儿的活顶脏顶累，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男女平等。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着一张脸，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里外两间，外间夏天做厨房。冬天为了取暖，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外间便放大白菜、土豆、萝卜、水缸、粮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没余地了。

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

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边说：“你瞧，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绍生，快给我们倒洗脸水……”

那人的黑脸上惟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眼神儿有点怅惘，有点拘谨。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分明因为我家比他想像的还不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凉水，轻轻放在他脚旁。

他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转身走到外屋去了。

母亲便也摘下帽子，脱掉坎肩儿，跟到外屋去洗脸。

母亲又进屋来舀了两次水。

我们几个孩子，则在里屋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惊奇的目光。

终于，母亲和那人又走进屋来了。

我们的惊奇顿增十倍。“他”竟是女的，一个大姑娘!

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当时被铁丝工厂占了，新盖起一幢三层楼房。邻居们都迁走了。因为房东想多要钱，在斤斤计较地和厂方耍赖皮，高楼下仅剩我们家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四周被还没有清除的建筑垃圾包围着。邻居们迁走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外人迈进我们家的门槛儿了。没有人串门儿的家，对孩子们来说，是异常冷清寂寞的家。我们家在哈尔滨市又没有任何亲戚互相走动，生活的冷清寂寞就更令我们难耐。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早都在巴望着，随便有个什么人，能够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在这幢高楼后面，在一堆堆建筑垃圾的包围之中，有我们一家人生活着。只要这个人看得起我们，我们就会将我们全家真挚的、充满敬爱和感激的情意奉献给这个人。这大姑娘那一天变戏法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但令我们惊奇，而且令我们非常高兴。

她长得很俊美呢!起码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她将那件脏而笨重的棉坎肩儿脱在外屋了，也脱去了工作服，向我们展出一件半新的红底儿黑花的紧身小袄。她比母亲高半头，这在女人们来说，是很值得羡慕的所谓“适中”身材了。虽然穿着棉袄棉裤，还是看得出，她的身材苗苗条条，不胖也不瘦。也许是刚用凉水洗过脸的缘故吧，使她的脸色看去那么红润。眼边的煤灰却是未洗尽，一双温良的眼睛仿佛描了眼圈似的，显得又大又有神。

在我和弟弟妹妹眼里，她完完全全是个大人。而她这个大人，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八岁。弟弟妹妹们一溜趴在炕上，傻呆呆地瞪眼瞧着她。

在我们不懂礼貌的盯视下，她有些发窘地侧着身，双手攥着搭在胸前的一条粗辫子，轻声问母亲：“大姐，有木梳吗?”

“有，有……”母亲应着，赶紧拉开破桌子的抽屉，寻找出我家中惟一一把断了好多齿的木梳。

她接过木梳，就拆散了辫子，梳起头发来。

“里边趴着去!就这么一张炕，都让你们趴满了!”母亲对着弟弟妹妹们吆喝。

于是弟弟妹妹们就一堆儿缩到炕角去了。

“坐炕沿上梳吧。”母亲轻轻地将她推坐在炕沿上。

我低声问：“妈，我给你们热饭吃吧?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吃过了。”

母亲说：“我自己热吧。挑两棵白菜，洗一个萝卜，我做汤……”

母亲看了那大姑娘一眼，挨着她坐在炕沿上，推推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不说话?”

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梳着长发，也不抬头!

母亲又说：“如果，你是嫌弃我这个家，今晚我就只留你住一宿，明天我再替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个好住处安身……如果，你还肯将就我这个家，你就长久地住下来，住多久我也不会撵你搬走。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盖的，就有你盖的……”

她还是不吭声，还是不抬头。木梳，在乌黑的长发上缓缓地梳理着，将她那长发梳得顺溜儿极了。

我们见她这样子，都觉得大大地失望，猜想她准是不愿在我们这样一个家里长久住下。

我一边扒白菜洗萝卜，一边偷眼瞧那大姑娘，真希望她说一句“我住下”，或者点一下头。

她却像个哑巴，头垂得更低了。

母亲见她始终不回答，表情就有些尴尬，便缓缓地站起身，去切菜。

“大姐，你每月收我多少房钱?”她忽然抬起头，用极小的声音向母亲发问。

“瞧你问的，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母亲停止了切菜，转脸瞧着她说：“房子不是我的，我能做二道房东吗?你要愿住下，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张我认为非常之俊美的脸上，花朵绽放般地呈现出了一种心喜意悦的微笑，她复低下头说：“那……我愿长久住下……”仍继续梳头。

母亲乐了，说：“不过，孩子们面前，总得有个叫法。你叫我大姐，你年纪跟我的小妹子一般大，可惜我那小妹子死了。今后，就让孩子们叫你小姨吧?行吗?”

“嗯。”像个表示今后愿意听大人话的孩子的声调。她放下了梳子，开始编辫子。

母亲又对我们说：“都听见了吗?今后要叫小姨!”

“小姨!”弟弟妹妹们迫不及待异口同声地叫起来。几只猫崽子似的爬到她身旁，一迭声地叫“小姨”。

她半转过身，瞧着我们，又那么可爱地笑了。

我仿佛觉得我们家那小破屋子顿时满室生辉。在一片“小姨”的叫嚷声中，我那颗七岁的男孩子的心，竟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兴奋!从今往后我将有一个小姨了!并且是一个多么让我喜欢看着的小姨啊!我那把木头做的、涂了墨的驳壳枪，我那一小箱子小人书，我那十几颗花瓣玻璃球，我那只养在一个桌子抽屉里的小麻雀，所有我一切的宝贝东西，都抵不上这个小姨!我们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一个人建立了某种亲近的关系，这简直是生活对我们的赐予!

以往，母亲下班后，若是我们已经吃过了饭，她是绝不再动手做饭的，只胡乱吃几口我们给她留的饭就算了。那一天，虽然母亲下班很晚，虽然我们都看出她很疲劳，但她还是撑着精神，将两棵白菜细细地切了，拌了一盘。将萝卜同样细细地切了，做了小半锅汤。还抖尽了面口袋里的白面，放许多油煎了几张饼。母亲是从来舍不得一次用掉那么多油的。看得出，小姨和母亲一样，是个干起活来不藏奸不掖懒的。要不，她们为什么会把那一大盘拌白菜吃得干干净净，将那半锅汤喝得精光呢?

母亲和小姨吃罢饭，我默默收拾了碗筷去刷洗。我心里高兴，便会主动去做我不情愿做的事。小姨要抢着刷洗。母亲拦住她，说：“往后有你插手的时候，今天还不能劳大驾!”

小姨无声地笑了。我真是看不够小姨的笑脸!她笑起来真叫别人感到快乐!

母亲又说：“你今晚就和我挤一宿吧，明天把外屋收拾收拾，给你搭个铺。”

小姨微微点头。在我们眼中，她是个大姑娘，是个大人。在母亲眼中，她分明还是个小妹子，是个孩子，她在母亲面前显得那么乖顺。

母亲开始铺被窝儿，弟弟妹妹们都自觉地往一块儿挤，给我们的小姨腾出倒身之处。家里的被子都很旧了。白被头也都很脏了。母亲很勤劳，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拆一次被褥，但仍不能使全家的被褥显得干净些。因为炕是脏的。炕脏因为三面炕墙是脏的，每天不知要往下掉多少墙皮。还因为我们的小身体一个个都是脏的。夏天，我们身上还能干净些，母亲常常将大盆放在外面，倒一大盆水给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而整个冬季，我们是谈不上洗澡的。弟弟妹妹们毕竟都很幼小，一个个完全沉浸在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看的小姨的幸福之中，并不为脏被褥感到羞耻。已经七岁了的我，却感到自己的脸发起烧来。羞耻感第一次在我的自尊心上打下了烙印，它不深也不浅。

我兑了半脸盆温水，放在小姨脚边，很礼貌地对小姨说：“小姨，请你洗脚吧!”

“呀!……”小姨仿佛吃了一惊地看着我，又看着母亲。

母亲也说：“你洗脚吧。”

小姨几乎是在恳求地说：“我哪能成个小姐似的，都让孩子把洗脚水端到眼皮底下呢!大姐你一定得跟孩子讲，往后千万别这么样恭敬我啊!”

母亲平淡地一笑，说：“谈得上什么恭敬呀，孩子不过是得了你这么个姨，从心里往外亲爱着你罢了。你看不出来?”

小姨说：“大姐我又不是木头人，哪能看不出来呢!”又端详着我问：“上学了吗?”

我回答：“上了。”

“几年级?”

“刚上一年级。”

“那小姨往后可以帮助你学习了，小姨是高小毕业呢!”那美好的微笑中洋溢着几许自豪。

我也不禁笑了，说：“行。”

母亲接言道：“我们绍生学习可用功啦，是两道杠呢，考试还得了奖状呢。”

“你是该好好读书啊，你爸爸在外地工作，你妈妈一边干临时工，还要拉扯你们长大，不好好学习可对不起你妈呀!”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小姨又对母亲说：“大姐，你可真不容易啊!”

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可不，真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心里都觉得活得疲倦了呢!”

我一声不响地退到炕角，从书包里拿出课本，脱了鞋，默默地贴墙躺下，朝墙转过身去，捧着课本看。

母亲催促小姨：“洗脚吧，今天整整卸了一天煤，可是够累了啊!”

小姨说什么也不肯先用那盆洗脚水，到底还是母亲先洗过了，她才洗。洗完，却仍垂着赤脚坐在炕沿上，迟迟不上炕脱衣。

母亲又催促。

小姨说：“我侄子看书呢!”

“我不看了。”我说着，将课本塞到枕下。

若是往常，我和弟弟妹妹们一钻进被窝儿，顷刻便会进入梦乡。但那一天，我们却毫无睡意。我竟也和弟弟妹妹们一样，趴在被窝儿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看。看也看不够。

母亲再次催促小姨睡觉。

小姨低下头去，悄悄地说：“大姐，等孩子们睡着了我再……当着这么多小侄子的面……怪羞人的……”

母亲逐个儿拍着我们的脑袋，大声命令：“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都给我闭上眼睛睡觉!”

我们这个闭上了眼睛，那个又睁开了眼睛，对这个小姨所感到的新奇，简直就使我们兴奋得无法入睡。仿佛生怕睡一觉醒来，小姨就不存在了。

“这些孩子，真不听话!”母亲佯装生气，看了小姨一眼，忍不住扑哧乐了，顺手拉灭了灯。屋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只听到小姨ne04fne04fnd127nd127地缓慢脱衣服的声音。

沉静了片刻，又听小姨和母亲悄悄说话：“大姐，和咱们一块儿干活的那几个男人忒坏，总拿些入不得耳的话挑逗我。”

“你别理他们就是了。你越当真，他们越开心!没一个好东西!”

“我也不敢生气，怕得罪了他们，他们今后欺负我。”

“别怕他们，谁敢欺负你，大姐饶不了他!别看你大姐是个老实人，但不受人欺。你是我妹子，欺负你就是欺负了我……”

就这样，小姨在我们家中住下了。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不是亲的，可比亲的还亲的小姨。

往后我才从母亲口中断断续续知道，小姨不但是个高小毕业生，还是个共青团员。她是离哈尔滨一百多里的双城县农民，家里生活也挺困难的。听别人说哈尔滨在招青壮临时工，就独自一人到哈尔滨来了。在搬到我们家之前，她每晚都在火车站过夜。

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小姨，都有了许多明显的改变。首先是，我们不再房前屋后乱拉巴巴了。小姨帮我们在附近搭了一个简陋的茅厕。我们也变得爱清洁了，因为小姨很爱清洁。我们将两只破箱子从里屋的铺底下拖出来，搬到外屋，一头一只，当作床腿。黑夜我和母亲从外面拖回来两块建筑工地上抛弃的跳板，截断后，为小姨在外屋搭了一张很牢靠的“床”。白菜萝卜堆到了“床”底下。外屋四处透风，墙上挂着厚厚的霜。我和弟弟妹妹用锅铲将霜刮下来，又用破棉团塞进透风的缝隙。我们怕小姨晚上睡觉冷，还得将火炉从里屋搬到外屋。在间壁墙上凿了个洞，增加了两节烟筒，穿到里屋去。这样一来，里屋不但同样暖和，而且显得宽敞了。小姨没住到我家时，母亲想不到也没心思做这些事。我这个孩子更想不到。小姨住到我家后，我并未经母亲吩咐，却想到了应该做许多事。这一类事情做过后，我们的家也像我们一样有了些微改变。

春节前一个月，母亲忽然变得好像有什么心事。一天，母亲背着小姨偷偷对我说，她是怕爸爸春节回家探亲，会因为家里住了一个陌生女人而不高兴。明白了母亲的心事，我也暗暗为此忧愁。父亲是绝不需要一个小姨的，他不发脾气才怪呢!

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父亲家中一切都很安好，并且希望父亲春节不要回来探家，夏天再回来。讲了好几条夏天探家比春节探家好的理由。

小姨自然不知，几乎天天都问母亲：“大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

母亲就说：“今年春节回不回来探家还不一定呢。”

“大姐，你快写封信，催我大姐夫回来探家吧!大姐夫不是两年多没探家了吗?你就不想?”

母亲淡淡地说：“不想。”

小姨笑道：“大姐骗人。就算你不想，孩子们也不想?”

母亲说：“也许孩子们早把他忘了呢!”

弟弟妹妹们一听，抗议地嚷起来：“没忘，没忘，我们早就盼着爸爸回来探家呢!”

母亲便不再说什么。

父亲果然回信说他春节不探家了，我念完信，弟弟妹妹们都哭闹起来。我和母亲互相望着，默默无语。我的心情和母亲是一样的，既觉得心中安定了，又觉得很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