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的引论

《镜花缘》刻本有海州许乔林石华的序，序中说“《镜花缘》一书，乃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数年之力成之”。其余各序及题词中，也都说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说李松石是谁的。前几年，钱玄同先生告诉我李松石是一个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兴县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鉴》。后来我依他的指示，寻得了《李氏音鉴》，在那部书的本文和序里，钩出了一些事迹。

李汝珍，字松石，大兴人。《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顺天府志》的《艺文志》里没有载他的著作，《人物志》里也没有他的传，《中国人名大辞典》（页389）有下列的小传：

李汝珍，（清）大兴人，字松石。通声韵之学，撰《李氏音鉴》。定“春满尧天”等三十三母。征引浩繁，浅学者多为所震，然实未窥等韵门径。又有《镜花缘》，及李刻《受子谱》。

此传不知本于何书，但这种严酷的批评实在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

（关于李汝珍在音韵学上的成绩，详见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云）到江苏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时歙县凌廷堪（生1757，死1809）家在海州，李汝珍从他受业。论文之暇，兼及音韵。《音鉴》五，页19）那时凌廷堪年仅二十六岁；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时也不过二十岁上下。他生年约当乾隆二十八年（1763）。凌廷堪是《燕乐考原》的作者，精通乐理，旁通音韵，故李汝珍自说“受益极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年（1782—1805），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苏省内，或在淮北，或在淮南（《音鉴》石文煃序）。他虽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学者的影响最大；他的音韵学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这长期的居住南方。嘉庆十年石文煃序中说：“今松石行将官中州矣。”但嘉庆十九年（1814）他仍在东海（《音鉴》题词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凌廷堪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选得宁国府教授；六十年（1795）赴任。此后，李汝珍便因道路远隔，不常通问了。（《音鉴》五，页19）他的朋友同他往来切磋的，有：许乔林，字石华，海州人。

许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庆举人。于诸经皆有发明；通古音，兼精算学。著有《许氏说音》，《音鹄》，《宣夜通》，《味无味斋集》。（《人名大辞典》页1034）许桂林是李汝珍的内弟。（《音鉴》五，页19）

徐铨，字藕船，顺天人。著有《音绳》。（《音鉴》书目）

徐鉴，字香垞，顺天人。著有《韵略补遗》（同上）。

吴振勃，字容如，海州人。洪□□，字静节。

这一班人都是精通韵学的人。《华严字母谱》列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三。

李汝珍把声母四十二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十九个，而添上未备的及南音声母十个，共存三十三个声母。他又把韵母十三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两个，而添上今音十一个，共存韵母二十二个。他自己说新添的十一个韵母之中，一个（麻韵）是凌廷堪添的，徐鉴与许桂林各添了两个，徐铨添了一个；他自己添的只有五个。（《音鉴》五，页19）

嘉庆十年（1805），《音鉴》成书。（《音鉴·李汝璜序》）

嘉庆十五年（1810），《音鉴》付刻，是年刻成。（吴振勃后序）

嘉庆十九年（1814），李汝珍在东海与许桂林同读山阴俞杏林的《传声正宗》。俞氏书中附有《音鉴》题词四首，其第四首云：松石全书绝等伦，月南后序更精醇。

拊膺我愧无他技，开卷差为识字人。

此可见《音鉴》出版不久，已受读者的推重。

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把俞杏林的题词附刻在《音鉴》之后，并作一跋。自此年以后，他的事迹便无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岁左右的人了。

这四十七年中，他的踪迹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镜花缘》之著作，不知在于何年，孙吉昌的题词说：……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陆离！……而乃不得意，形骸将就衰，耕无负郭田，老大仍驱饥。

可怜十数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兀兀，终日惟孳孳。心血用几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壮心，休言作者痴。穷愁始著书，其志良足悲。……古今家，应无过于斯。……传抄纸已贵，今已付劂剞，不胫且万里，堪作稗官师。从此堪自慰，已为世所推。……

从这上面，我们可得两点：（1）《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时作的。

（2）《镜花缘》刻成时，李汝珍还活着。

最可惜的是此诗和许乔林的序都没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1829）麦大鹏序。他说：李子松石《镜花缘》一书，耳其尽善，三载于兹矣。戊子（道光八年，1828）清和，偶过张子燮亭书塾，得窥全豹，不胜舞蹈。复闻芥子园新雕告竣，遂购一函，如获异宝……

麦氏在一八二九年已知道此书三年了；一八二八年他所见的“全豹”，不知是否刻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园新雕本，次年麦氏又托谢叶梅摹绘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绘像精雕本，为后来王韬序本的底本。我们暂时假定一八二八年的芥子园本为初刻本，而麦氏前三年闻名的《镜花缘》为抄本，如此，我们可以说：

一八○五年，《音鉴》成书。

一八一○年，《音鉴》刻成。（以上均考见上文）

约一八一○年——一八二五年，——“十数年之力”——为《镜花缘》著作的时期。

约一八二五年，《镜花缘》成书。

一八二八年，芥子园雕本《镜花缘》刻成。

一八二九年，麦刻谢像本（广东本）付刻。

假定芥子园本即是孙吉昌题词里说的“今已付劂剞”之本，那么，李汝珍还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约在乾隆中叶（约1763年），他死时约当道光十年（约1830年），已近七十岁了。

二李汝珍的音韵学

（略）

三李汝珍的人品

我们现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样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音鉴》的几篇序很可以给我们许多材料。余集说：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

石文煃说：

松石先生忼爽遇物，肝胆照人。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

这两个同时人的见证，都能写出《镜花缘》的作者的多才多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里说此书“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我们看了余集、石文煃的话，然后可以了解《镜花缘》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我们现在读这些东西，往往嫌他“掉书袋”，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

关于时代的影响，我们在《镜花缘》里可以得着无数的证据。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鸿雁来宾”一句应从郑玄注《论语》宜用古本校勘，“车马衣轻裘”一句驳朱熹读衣字为去声之非。又论《易经》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这都是汉学时代的自然出产品。后来五十二回唐闺臣论注《礼》之家，以郑玄注为最善，也是这个道理。至于全书说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参看钱静方《丛考》卷上，页68—72）。这种博览古书而不很能评判古书之是否可信，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别现象。

四《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

现在我们要回到《镜花缘》的本身了。

《镜花缘》第四十九回，泣红亭的碑记之后，有泣红亭主人的总论一段，说：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信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金贞毕焉。

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我们要问，著者自信“穷探野史，尝有所见”，究竟他所见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但我研究《镜花缘》的结果，不能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这部《镜花缘》的结构，很有点像司威夫特（swif）的《海外轩渠录》（gulliver’s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象出来的“海外奇谈”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的。最明显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国的一大段。这里共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1）商业贸易的伦理问题。（第十一回）

（2）风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3）生子女后的庆贺筵宴。

（4）送子女入空门。

（5）争讼。

（6）屠宰耕牛。

（7）宴客的肴馔过多。

（8）三姑六婆。

（9）后母。

（10）妇女缠足。

（11）用算命为合婚。

（12）奢侈。

这十二项之中，虽然也有迂腐之谈，——如第一、第五诸项——但有几条确然是很有见解的观察。内中最精彩的是第十和第十一两条。第十条说：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

第十一条说：

婚姻一事，关系男女终身，理宜慎重，岂可草草？既要联姻，如果品行纯正，年貌相当，门第相对，即属绝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牛为负重之兽，自然莫苦于此，岂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总之，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

这两项都是妇女问题的重要部分，我们在这里已可看出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热心了。

大凡写一个社会问题，有抽象的写法，有具体的写法。抽象的写法，只是直截指出一种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济的方法。君子国里的谈话，便是这种写法。正如牧师讲道，又如教官讲《圣谕广训》，扯长了面孔讲道理，全没有文学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对于女子问题，若单有君子国那样干燥枯寂的讨论，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了。《镜花缘》里最精彩的部分是女儿国一大段。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这个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在这国里，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说道：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

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这等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着好妇人不做，却矫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点头道：九公此话不错。俗语说的，习惯成自然。我们看他们虽觉异样，无如他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

这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根本见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状况，并没有自然的根据，只不过是“自古如此”的“矫揉造作”，久久变成“自然”了。

请看女儿国里的妇人：

那边有个小户人家，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着一盘龙鬏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

这位络腮胡子的美人，望见了唐敖、多九公，大声喊道：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你明虽偷看妇女，你其实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货，你去照照镜子，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你若遇见别人，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只怕打个半死哩！

以上写“矫揉造作”的一条原理，虽近于具体的写法，究竟还带一点抽象性质。第三十三回写林之洋选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于文学趣味的具体描写法。那天早晨，林之洋说道：幸亏俺生中原。若生这里，也教俺缠足，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请君入瓮”！女儿国的国王看中了他，把他关在宫里，封他为王妃。

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洗浴，换了袄裤，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搽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搽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把床帐安了，请林之洋上坐。

这是“矫揉造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几个中年宫娥走来，都是身高体壮，满嘴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须宫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捏了几捏。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痛杀俺了！”望后一仰，幸亏宫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捏了几捏，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痛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

第三步是缠足：

接着，有个黑须宫人，手拿一匹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

林之洋——同一切女儿一样——起初也想反抗，他就把裹脚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罚了。一个保母走上来，跪下道：“王妃不遵约束，奉命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来是个长须妇人手捧一块竹板，约有三寸宽，八尺长，不觉吃了一吓道：“怎么叫作打肉？”只见保母手下四个微须妇人，一个个膀阔腰粗，走上前来不由分说，轻轻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举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连声，痛不可忍，刚打五板，业已肉绽皮开，血溅茵褥。

“打肉”之后，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

他——她——实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裹脚的白绫乱扯去了。这一回的惩罚是：“王妃不遵约束，不肯缠足，即将其足倒挂梁上。”

林之洋此时已将生死付之度外，即向众宫娥道：“你们快些动手，越叫俺早死，俺越感激。

只求越快越好。”于是随着众人摆布。

好一个反抗专制的革命党！然而——谁知刚把两足用绳缠紧，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将足吊起，身子悬空，只觉眼中金星乱冒，满头昏晕，登时疼的冷汗直流，两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闭口合眼，只等早早气断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吊了片时，不但不死，并且越吊越觉明白，两足就如刀割针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关，左忍右忍，那里忍得住！不因不由杀猪一般喊叫起来，只求国王饶命。保母随即启奏，放了下来。从此只得耐心忍痛，随着众人，不敢违拗。众宫娥知他畏惧，到了缠足时，只图早见功效，好讨国王欢喜，更是不顾死活，用力狠缠。屡次要寻自尽，无奈众人日夜提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

一个平常中国女儿十几年的苦痛，缩紧成几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

林之洋在女儿国御设的“矫揉造作速成科”毕业之后，到了吉期，众宫娥都绝早起来，替他开脸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双金莲虽觉微长，但缠的弯弯，下面衬了高底，穿着一双大红凤头鞋，却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头上戴了凤冠，浑身玉佩叮当，满面香气扑人；虽非国色天香，却是袅袅婷婷。

不多时，有几个宫人手执珠灯，走来跪下道：“吉时已到，请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国王散朝，以便行礼进宫。就请升舆。”林之洋听了，倒像头顶上打了一个霹雳，只觉耳中嘤的一声，早把魂灵吓的飞出去了。众宫娥不由分说，一齐搀扶下楼，上了凤舆，无数宫人簇拥来到正殿。

国王业已散朝，里面灯烛辉煌，众宫人搀扶，林之洋颤颤巍巍，如鲜花一枝，走到国王面前，只得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

几十天的“矫揉造作”，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儿国的国王，颤颤巍巍地“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了！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

女儿国唐敖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会的、政治的意义。请看唐敖说那处河道的情形：

以彼处形势而论，两边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浅，形象如盘，受水无多，以至为患。

这总是水大之时，惟恐冲决漫溢，且顾目前之急，不是筑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并不预为设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势略大，又复培壅，以致年复一年，河身日见其高。若以目前形状而论，就如以浴盆置于屋脊之上，一经漫溢，以高临下，四处皆为受水之区，平地即成泽国。若要安稳，必须将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惧冲决，再加处处深挑，以盘形变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这里句句都含有双关的意义，都是暗指一个短见的社会或短见的国家，只会用“筑堤”、“培岸”的方法来压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晓得一个“疏”字的根本救济法。李汝珍说的虽然很含蓄，但他有时也很明显：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难道他们国中就未想到么？”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们，我唤了两个人役细细访问，此地向来铜铁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谋为不轨。国中所用，大约竹刀居多，惟富家间用银刀，亦甚稀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这不是明明的一个秦始皇的国家吗？他又怕我们轻轻放过这一点，所以又用诙谐的写法，叫人不容易忘记：多九公道：“原来此地铜铁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处药店所挂招牌，俱写“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药品，自应切片，怎么倒用牙咬，肮脏姑且不论，岂非舍易求难么？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听唐兄之言，无怪要用牙咬了。

请问读者，如果著者没有政治的意义，他为什么要在女儿国里写这种压制的政策？女儿国的女子，把男子压伏了，把他们的脚缠小了，又恐怕他们造反。

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谋为不轨”。这是何等明显的意义！

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权伸张的一个乌托邦，那是无可疑的。但他又写出一个黑齿国，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发达的一个乌托邦。

黑齿国的人是很丑陋的：

其人不但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再加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黑衣，其黑更觉无比。

然而黑齿国的教育制度，却与众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见一所“女学塾”。据那里的先生说：至敝乡考试历来虽无女科，向有旧例，每到十余年，国母即有观风盛典。凡有能文处女，俱准赴试，以文之优劣，定以等第，或赐才女匾额，或赐冠带荣身，或封其父母或荣及翁姑，乃吾乡胜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攻书，以备赴试。

再听林之洋说：

俺因他们脸上比炭还黑，俺就带了脂粉上来。那知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觉丑陋，都不肯买，倒是要买书的甚多。俺因女人不买脂粉，倒要买书，不知甚意；细细打听，才知这里向来分别贵贱就在几本书上。他们风俗，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纪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亲。若无才学，就是生在大户人家，也无人同他婚配。因此，他们国中不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

这是不是一个女学发达的乌托邦？李汝珍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乌托邦，所以特别描写两个黑齿国的女子，亭亭和红红，把天朝来的那位多九公考的“目瞪口呆”，“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那女学堂的老先生，是个聋子，不曾听见他们的谈论，只当多九公怕热，拿出汗巾来替他揩汗，说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贤受热，殊抱不安。但汗为人之津液，也须忍耐少出才好。大约大贤素日喜吃麻黄，所以如此。今出这场痛汗，虽痢疟之症，可以放心，以后如麻黄发汗之物，究以少吃为是。

后来，多九公们好容易逃出了这两个女学生的重围。唐敖说道：小弟约九公上来，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去了。

这样恭维黑齿国的两位女子，只是著者要我们注意那个提倡女子教育的乌托邦。

李汝珍又在一个很奇怪的背景里，提出一个很重大的妇女问题：他在两面国的强盗山寨里，提出男女贞操的“两面标准”（doublesandard）的问题。两面国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却另“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第二十五回）

他们见了穿绸衫的人，也会“和颜悦色，满面谦恭”；见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变了样子，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这就是一种“两面标准”。然而最惨酷的“两面标准”却在男女贞操问题的里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贞操，而自己却可以纳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礼法许可的，而妇人多夫却是绝大罪恶；妇人和别的男子有爱情，自己的丈夫若宽恕了他们，社会上便要给他“乌龟”的尊号，然而丈夫纳妾，妻子却“应该”宽恕不妒，妒是妇人的恶德，社会上便要给他“妒妇”、“母夜叉”等等尊号，这叫做“两面标准的贞操”。在中国古史上，这个问题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谢安的夫人说的“周婆制礼”。和李汝珍同时的大学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妒非妇人恶德”。但三千年的议礼的大家，没有一个人能有李汝珍那样明白爽快的。《镜花缘》第五十一回里，那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闺臣等作妾，因此触动了他的押寨夫人的大怒。这位夫人把她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数他的罪状道：

既如此，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你们做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不独疏亲慢友，种种骄傲，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这真是强盗行为，已该碎尸万段。

你还只想置妾，哪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典故，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读者应该记得，这一大段训词是对着那两面国的强盗说的。在李汝珍的眼里，凡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强盗，都是两面国的强盗，都应该“碎尸万段”，都应该被他们的夫人“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什么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个单纯的贞操标准；男所不欲，勿施于女，所恶于妻，毋以取于夫。这叫做“忠恕之道”！

然而女学与女权，在我们这个“天朝上国”，实在不容易寻出历史制度上的根据。李汝珍不得已，只得从三千年的历史上挑出武则天的十五年（690—705）做他的历史背景。三千年的历史上，女后垂帘听政的确然不少。然而妇人不假借儿子的名义，独立做女皇帝的，却只有吕后与武后两个人。吕后本是一个没有学识的妇人，她的政治也实在不足称道；武则天却不然，她是一个有文学天才并且有政治手腕的妇人。她的十几年的政治，虽然受了许多腐儒的诬谤，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她能提倡文学，她能提倡美术，她能赏识人才，她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她的冕旒之下。李汝珍抓住了这一个正式的女皇帝，大胆地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污蔑武则天人格的谣言都扫得干干净净。《镜花缘》里，对于武则天，只有褒词，而无谤语，这是李汝珍的过人卓识。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则天皇帝来替中国女子出气的，所似他在第四十回，极力描写他对于妇女的德政。他写的那十二条恩旨是：（1）旌表贤孝的妇女。

（2）旌奖“悌”的妇女。

（3）旌表贞节。

（4）赏赐高寿的妇女。

（5）太后因大内宫娥，抛离父母，长处深宫，最为凄凉，今命查明：凡入宫五年者，概行释放，听其父母自行择配。嗣后采选释放均以五年为期。

其内外军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尚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领回，为之婚配。

如无父母亲族，即令其主代为择配。

（6）推广“养老”之法。命天下郡县设造养媪院。凡妇人四旬以外，衣食无出，或残病衰颓，贫无所归者，准其报名入院，官为养赡，以终其身。

（7）太后因贫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贫不能育，或因疾病缠绵，医药无出，非弃之道旁，即送入尼庵，或卖为女优，种种苦况，甚为可怜。今命郡县设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数岁者，无论疾病残废，如贫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养。有愿领回抚养者，亦听其便。其堂内所育各女，候年至二旬，每名酌给妆资，官为婚配。

（8）太后因妇人一生衣食莫不倚于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无丈夫衣食可恃，形只影单，饥寒谁恤？今命查勘，凡嫠妇苦志守节、家道贫寒者，无论有无子女，按月酌给薪水之资，以养其身。

（9）太后因古礼女子二十而嫁，贫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尚未议婚，甚至父母因无力妆奁，贪图微利，或售为侍妾，或卖为优娼，最为可怜。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实系贫寒无力，妆奁不能婚配者，酌给妆奁之资，即行婚配。

（10）太后因妇人所患各症，如经癸带下各疾，其症尚缓；至胎前产后，以及难产各症，不独刻不容缓，并且两命攸关。故孙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妇人为首，盖即《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之义，其事岂容忽略？

无如贫寒之家，一经患此，既无延医之力，又乏买药之资，稍为耽延，遂至不救。妇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几。亟应广沛殊恩，命天下郡县延访名医，各按地界远近，设立女科，并发御医所进经验各方，配合药料，按症施舍。

（11）略。

（12）略。

这十二条之中，如（5）、（7）、（10）都是很重要的建议。第十条特别注重女科的医药，尤其是向来所未有的特识。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则天创办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注意，我说的是选举制度，不单是一个两个女扮男装的女才子混入举子队里考取一名科第。李汝珍的特识在于要求一种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用文学考取科第。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上官婉儿和李易安，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并不是没有木兰和秦良玉，吕雉和武则天，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参政制度，一种女子选举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导女子参政。

所以李汝珍在黑齿国说的也是一种制度，在武则天治下说的也只是一种制度，这真是大胆而超卓的见解。

他拟的女子选举制度，也有十二条。节抄于下：（1）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

（2）县考取中，赐文学秀女匾额，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赐文学淑女匾额，准其部试。部试取中，赐文学才女匾额，准其殿试。殿试名列一等，赏女学士之职；二等赏女博士之职；三等赏女儒士之职。俱赴鸿文宴，准其年支俸禄。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

（3）殿试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职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级；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无官职，赐五品服色荣身。二等者赐六品服色，三等者赐七品服色，余照一等之例，各为区别，女悉如之。

（5）试题，自郡县以至殿试，俱照士子之例，试以诗赋，以归体制。（因为唐朝试用诗赋）

（6）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试者，俱按程途远近，赐以路费。

但最重要的宣言，还在那十二条规例前面的谕旨：大周金轮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词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娴文艺，亦增苹藻之光。我国家储才为重，历圣相符；朕受命维新，求贤若渴。辟门吁俊，桃李已属春宫：“内则”遴才，科第尚遗闺秀。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昔《帝典》将坠，伏生之女传经；《汉书》未成，世叔之妻续史。讲艺则纱幮绫帐，博雅称名；吟诗则柳絮椒花，清新独步。群推翘秀，古今历重名媛；慎选贤能，闺阁宜彰旷典。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阴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征竞美。是用博谘群议，创立新科，于圣历三年，命礼部诸臣特开女试。……从此珊瑚在纲，文博士本出宫中；玉尺量才，女相如岂遗苑外？不焕新猷，幸昭盛事。布告中处，咸使闻知！

前面说“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界”，后面又说“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

（此是用陆象山的门人的话）这是很明显的指出男女在天赋的本能上原没有什么不平等。所以又说：“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

有人说：“这话未免太恭维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张开女科，也许是中了几千年科举的遗毒，也许仍是才子状元的鄙陋见解。不过把举人、进士的名称改作淑女、才女罢了。用科举虚荣心来鼓励女子，算不得解决妇女问题。”

这话固也有几分道理。但平心静气的读者，如果细读了黑齿国的两回，便可以知道李汝珍要提倡的并不单是科第，乃是学问。李汝珍也深知科举教育的流毒，所以他写淑士国（第二十三、二十四回）极端崇拜科举——“凡庶民素未考试的，谓之游民”——而结果弄的酸气遍于国中，酒保也戴着儒巾，戴着眼镜，嘴里哼着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认科举的教育究竟比全无教育好的多多，所以他说淑士国的人：自幼莫不读书，虽不能身穿蓝衫，名列胶庠。只要博得一领青衫，戴个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内。从此读书上进固妙，如或不能，或农或工，亦可各安事业了。

人人“自幼莫不读书”，即是普及教育，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读书者甚多，书能变化气质，遵着圣贤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况且在李汝珍的眼里，科举不必限于诗赋，更不必限于八股。他在淑士国里曾指出：

试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若要上进，却非能文不可。至于蓝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这岂是热中陋儒的见解！

况且我在上文曾指出，女子选举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导女子参政。关于女子教育一层，有黑齿国作例，不消说了。关于参政一层，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还不敢作彻底的主张，所以武则天皇帝的女科规例里，关于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虚荣封赠，而不明言政权，至多只说“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内廷供奉究竟还只是文学侍从之官，不能算是彻底的女子参政。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李汝珍没有女子参政的意思在他的心里。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他于一百个才女之中，特别提出阴若花、黎红红、卢亭亭、枝兰音四个女子。他在后半部里尤其处处优待阴若花，让他回女儿国做国王，其余三人都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们临行时亭亭的演说：亭亭正色道：“……愚姊志岂在此？我之所以欢喜者，有个缘故，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国正是千载难逢际遇。将来若花姊姊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臣的美号。

日后史册流芳，岂非千秋佳话！……”

这是不是女子参政？

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的提出，虚心的讨论，审慎的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垂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也许我和今日的读者还可以看见这一日的实现。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五月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