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 小说。

《宋人话本八种》序

钱曾的《也是园书目》的戏曲部有《宋人词话》十二种，其目为：

灯花婆婆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小亭儿

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

西湖三塔小金钱

这十二种书很少人见过，见过的人也瞧不起这种书，故《也是园》以后竟不见于记载了。

王国维先生作《戏曲考原》初稿（载《国粹周报》第五十期，与《晨风阁丛书》内的定本不同），提及这十二种书，他说：……其书虽不存，然云“词”，则有曲；云“话”，则有白。其题目或似套数，或似杂剧。

要之，必与董解元弦索《西厢》相似。

后来王先生修改旧稿，分出一部分作为《曲录》（《晨风阁》本），也引这十二种词话，他有跋云：右十二种，钱曾《也是园书目》编入戏曲部，题曰“宋人词话”。遵王（钱曾）藏曲甚富，其言当有所据。且其题目与元剧体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杂剧段数，及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金人院本名目，则其为南宋人作无疑矣。（《曲录》一）

民国十年（1921），我作《水浒传后考》，因为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有一条发凡云：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

所以，我疑心王国维先生的假设有错误。我说：《灯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浒》的“致语”，大概未必有“曲”。钱曾把这些作品归在“宋人词话”。“宋人”一层自然是错的了，“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未必是曲。

故我以为这十二种词话大概多是说书的引子，与词曲无关。后来明朝的，如《今古奇观》，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别的事作一个引子，大概这种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灯花婆婆》一类的致语的进化了。（《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这段话也有得有失：（1）我不认这些词话为宋人作品，我错了；（2）我说“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这是对的；（3）我又以为这些词话多是说书的引子，我又错了。——当日我说这番话，也只是一种假设，全待后来的证据。但证据不久也就出来了。

第一是《灯花婆婆》的发现。民国十二年二月，我寻得龙子犹（即冯犹龙的假名）改本的《平妖传》，卷首的引子即是“灯花婆婆”的故事。我恍然大悟，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发凡所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乃是一时记忆的错误。“灯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传》的致语，而杨定见误记为《水浒传》古本的致语。相传《平妖传》也是罗贯中作的，故杨氏有此误记。（谢无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里也提及这篇引子，但谢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后来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又是根据杨氏百二十回《水浒传》发凡之说，因一误而再误。多年的疑团到此方才得着解决。

用作《平妖传》的引子的，不是《灯花婆婆》的全文，只是一个大要。

全文既不可得见，这个节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这篇序的后面，作个附录。

最重要的证据是《京本通俗》的出现。此事是缪荃孙先生（江东老蟫）的大功，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国十一年的旧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庙买得《烟画东堂小品》，始见其中的《京本通俗》七种。其中《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见于《也是园书目》。原刻有江东老蟫乙卯（民国四年）的短跋，其中记发

见此书的缘起云：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旧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

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后来《金虏海陵王荒淫》也被叶德辉先生刻出来了。故先后所出，共有八种，其原有卷第如下：

第十卷碾玉观音

第十一卷菩萨蛮

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志诚张主管

第十四卷拗相公

第十五卷错斩崔宁

第十六卷冯玉梅团圆

第二十一卷金虏海陵王荒淫

看这卷第，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这种的数量之多，但其余的都不可见了。

江东老蟫的跋里说“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刻本只有《菩萨蛮》一篇卷首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图章。《菩萨蛮》一篇也不见于《也是园书目》，可见这几篇都是钱曾所藏，编书目时只有十二种，故其余不见于书目。

我们看了这几种，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南宋的平话。《冯玉梅》篇说“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先朝一个宰相”，又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这些都可证明这些产生的时代是在南宋。《菩萨蛮》篇与《冯玉梅》篇都称“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纪之末了，故知这些的年代在十三世纪。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见年代。金主亮（后追废为海陵王）死于一一六○年，但书中提及金世宗的谥法，又说“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于一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后二年。又书中说：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号（1234—1236）；其时宋人与蒙古约好了，同出兵伐金，遂灭金国。但四十年后，蒙古大举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书之作在端平以后，已近十三世纪的中叶了。

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话，初读时，颇使我怀疑此书的年代。

书中贵哥说：

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句话太像明朝人的口气，使我很生疑心。缅甸不见于《宋史》外国诸传，但这却不能证明当时中国民间同缅甸没有往来的商业贸易。《元史》卷二百

十说：

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缅，招谕其王内附。

其时宋朝尚未灭亡。这可见十三世纪的中国人同缅甸应该可以有交通关系。

又《明史》卷三一五说：

宋宁宗时（1195—1224），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

此事不见于《宋史·宁宗本纪》。《宁宗本纪》记开禧元年（1205）有真里富国贡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记此事在庆元六年（1200）。真里富在真腊的西南，不知即是缅甸否。《宋史》记外国事，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故南宋一代同外国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记缅甸通中国的话是有根据的，那末，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的提及缅甸，并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谕缅甸之年（1271），即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

东游之年。中国与“西洋”的交通正开始。不过当时所谓“西洋国”并不很“西”罢了。大概贵哥口中的“西洋”，不过是印度洋上的国家。

故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的年代。这些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我们推定它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当十三世纪中期，或中期以后。其中也许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1234）以后。

这些都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话本，这大概是无疑的了。（参看鲁迅《史略》第十二篇）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所记，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话本：（1）。

（2）讲史。

（3）傀儡。“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4）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说“四家说话人”，与王国维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专篇论这个问题）

大概“”一门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种子目：（a）烟粉灵怪传奇。

（b）说公案。“皆有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c）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d）说经。“谓演说佛书。”

（e）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我们现有的这八种话本，大概是和讲史两家的话本。《海陵王》和《拗相公》都该属于“讲史”一类。《冯玉梅》一卷介于“说公案”和“铁骑儿”之间。《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和附录的《灯花婆婆》），都是“灵怪传奇”。《错斩崔宁》一卷是“公案”的一种，开后来许多侦探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先路。

崔宁冤枉被杀，起于十五贯钱，后来“十五贯”也成了侦探的一个“母题”，如昆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贯》，便是一例。《菩萨蛮》一卷虽不纯粹是“说经”，却是很进步的“演说佛书”的。“说经”的初期只是用俗话来讲经，例如敦煌残卷中的《法华》俗文之类。后来稍进步了，便专趋重佛经里一些最有趣味的几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残卷中的《八相成道记》，《目连》故事，《维摩诘》变文等。到了更进步的时期，便离开了佛书，直用俗世故事来演说佛教的义旨，《菩萨蛮》便是一例。

这几篇又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说话人”的神气，和说话的情形。

陆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乡村的说话人。京城里的说话人便阔的多了。他们有“书会”，有“雄辩社”（均见周密的《武林旧事》）。至少他们有个固定的说书场。他们自称为“说话的”（见《菩萨蛮》）。他们说一个故事，前面总有个引子，这个引子叫做“得胜头回”。本书《错斩崔宁》一卷说：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鲁迅先生说这种话本的体制：

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到齐，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词，《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碾玉观音》用诗词作引子，《西山一窟鬼》连用十五首词作引子，但《错斩崔宁》使用魏进士的故事作引子，《冯玉梅》便用徐信夫妻团圆的故事作引子，这都是开场的“得胜头回”。

这个方法——用一个相同或相反的故事来引入一个要说的故事——后来差不多成了的公式。短篇的如《今古奇观》、《醉醒石》等都常常保存这种方式。长篇的也往往有这样的引子。《平妖传》的前面有《灯花婆婆》的一段；《水浒传》的前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醒世姻缘》更怪了，先叙晁家的长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后，晁家的故事依旧继续说完。后来清朝学者创作的如《儒林外史》，如《红楼梦》，如《镜花缘》，如《老残游记》，各有一篇引子。有时候，这种引子又叫做“楔子”，但这个名称是不妥当的。元人的杂剧里，往往在两折之间***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没有放在篇首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这个引子的体裁可以指示中国演变的痕迹，还有别的证据可以使我们明白“章回”是出于这种话本的。本书《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说：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十数回蹊跷作怪的。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过六千字，那有“十数回”呢？大概当时说话的人随时添枝添叶，把一个故事拉的很长，分做几回说完，也有分做十数回的。《西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话，添几个鬼也不嫌多，减掉几个也不算短，故可以拉长做“十数回”说完。但写成话本时，许多添的枝节都被删节了，故只剩得六千字了。

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诗“高楼明月笙歌夜，此是人生第几回”的“回”字。说书的人说到了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一个好汉绑上了杀场，午时三刻到了，刽子手举起刀来正要砍下；或者一个美貌佳人落在强暴之手，耸身正要跳下万丈悬崖，——在这种时刻，听的人聚精会神，瞪着眼发急，——在这个时候，那说书先生忽然敲着鼓，“镗，镗，镗”，他站起来，念两句收场诗，拱拱手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说了这句话，收了鼓，收了摊，摇头去了。这便叫做“一回书”。

本书的《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上回之末说崔宁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这一天崔宁到湘潭县官宅里承揽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

这正是全书的吃紧关头，但说话人说到这里，念了两句收场诗，忽然停止了。

“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说话人却远远地从刘两府的一首词说起，慢慢说到崔宁的东人郡王派了郭排军送钱与刘两府，路上遇着崔宁。这种分段法，和后来的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浒传》第八回之末写林冲被绑在树上，薛霸便提起水火棒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可怜豪杰束手就死！正是：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

毕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写武松和庵里那个先生相斗，两个斗到十数合，只听得山岭旁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但见：寒光影里人头落，杀气丛中血雨喷。

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拿这两条例子来比《碾玉观音》的分段之处，很可以看出“章回”是从这些短篇话本里演变出来的了。

我有一天问汪原放先生道：“你看这几篇之中，那一篇作得最好？”

原放说：“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骂王荆公的新法，要写一位“拗相公”，便捏造出一个故事来，处处写新法害民，处处写出一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同时处处写一个执拗的王荆公，总算能达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说这篇最好。”

原放的话颇有见地。这八种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识阶级中人所作，章法很有条理，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的后辈的见解，但作者又很有点剪裁的能力，单写王安石罢相南归时途中亲身经历的事，使读者深深地感觉一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宣和遗事》里也有骂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无文学意味，比起这篇来，真是天悬地隔了。我们在今日也许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为他辩护，但我们终不能否认南宋时代有这种反对他的舆论，也终不能否认这篇《拗相公》有点文学的趣味。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此篇中写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个老妪的茅屋内借宿。第二天——将次天明，老妪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喌，喌，喌，王安石来”！群鸡俱至。

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

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诨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泪，不敢开言。……

这个老妪的政论固然是当日士大夫的议论，不见得一定代表民间的舆论，却也未必完全出于捏造。王荆公在几年之中施行了许多新法，用意也许都很好，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县官也许有好人，而吏胥里保未必不扰民敲诈。在一个中古时代，想用干涉主义来治理一个大帝国，其中必不免有许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许很好，但国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的敢做敢为，自然可以钦敬；但当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对新法，也未必完全没有事实上的根据。

《拗相公》一篇里有许多诽谤王荆公的故事，都是南宋初年的元祐后辈捏造出来的，读者不可深信。如苏老泉的《辨奸论》全是后人的伪作，曾经李绂和蔡上翔证实了。又如荆公恍惚见儿子王雱在阴司受罪，如邵雍天津桥上闻杜宇而叹，如“误吞鱼饵”的故事，都是伪造的话。读者若有兴趣，当参考李绂的《穆堂初稿》（卷四十六），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此书原本不易得，有杨希闵刻《九家年谱》中的节本）及梁启超的《王荆公》。

以的结构看来，《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宣传品，其实算不得“通俗”。从文学的观点上看来，《错斩崔宁》一篇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这一篇是纯粹说故事的，并且说的很细腻，很有趣味，使人一气读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没有一点神鬼迷信的不自然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气贯注到底。其中关系全篇布局的一段，写的最好，记叙和对话都好：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

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的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这样细腻的描写，漂亮的对话，便是白话散文文学正式成立的纪元。可以比上这一段的，还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说媒的一段，同《海陵王荒淫》中贵哥、定哥说风情的一大段。这三大段都代表那发达到了很高的地步的白话散文；《五代史平话》里，《宣和遗事》里，《唐三藏取经》里，都没有这样发达完全的白话散文。

我从前曾很怀疑宋元两代的白话文学发达的程度。在我的《水浒传考证》里，我曾说：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我又说：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

（《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在那时这样怀疑元代的白话文学，自然更怀疑宋代的白话文学了。

但我现在看了这几种南宋话本，不能不承认南宋晚年（十三世纪）的说话人已能用很发达的白话来做。他们的思想也许很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见解也许很错误（如《拗相公》），材料也许很杂乱（如《海陵王荒淫》，如《宣和遗事》），但他们的工具——活的语言——却已用熟了，活文学的基础已打好了，伟大的快产生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夜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