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在abc最大的敌人，不是戈德森，也不是二号人物特雷兹，而是广播网的新闻部负责人约翰·查尔斯·达利，他更乐意人们叫他约翰·达利。达利一直反对开办《迈克·华莱士访谈》。他认为，我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不过是个访问者而已，而且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据接近达利的人告诉我，新闻网刚雇了我们《深夜追击》团队的时候，他就跟戈德森和特雷兹说：把我们收罗进abc是个大错，因为我们肯定会给广播网惹麻烦的。科恩事件发生之后，他就能说“我告诉过你们”这句话了，事实上，他也这么说了。

换句话说，我们退到防守的位置上，一旦失去了之前的神气劲儿，我们也失去了一大部分曾使得《深夜追击》大获成功的动力。甚至，我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还得忍受法律部门的“看门狗”在一旁监管。科恩事件之后，为abc提供保险的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坚持实行以下的新政策：每晚我们直播时，一名律师必坐在演播室外，在摄像机的角度正对着我，一到涉及敏感的话题，他就会举起牌子让我“小心”、“停止”或者“撤退”。这真是羞辱人的做法，所以，我经常把律师叫做“我的奶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反抗的权力。

然而，我们并没有就此卷起铺盖，销声匿迹。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两年间，我们继续斗志昂扬，那段时间，我做了一系列得到收视好评的访谈，包括采访奥维尔·福布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玛格丽特·桑格和一些我在本书里没写到的其他人物。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完全从科恩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后来因德鲁·皮尔森而引发的纠纷更是于事无补。因此，当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和我们的合同到期后不愿再续约，我们也不感到意外。我们在abc的位置自然就变得微妙起来了，尽管节目又设法维持了几个月，但是我们在abc余下的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们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准备了安全的退路回到更气味相投的地方电视台。

修复是需要时间的。科恩和皮尔森事件的后续影响继续纠缠着我。甚至，一些原本欣赏我率直的采访风格的观众，现在也对我持反对态度了。在好些圈子内，我都被当做是一个说话不经过脑子的家伙，一心追求轰动效应、净给广播公司添乱。在这段时期，我学到重要和有价值的一课如果你追求争议性，你必须弄清楚一点这是一把很容易弄伤自己的双刃剑。

我并不想夸大我在“后abc时期”碰到的困难，找新工作不难，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换过不同的工作，日子也过得相当舒适。但是，我不得不注意到一点，没有一个工作机会是来自三大全美广播网的。显然，在他们眼里，我是个被遗弃的人；直到1963年，我经多方努力才进入其中的一家广播公司，当时的cbs新闻频道总裁迪克·萨兰特决定给我一次机会。这标志着我又回到了全美广播网的新闻圈，这一次，我的饭碗一直没弄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