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论者，每以荆公蚤岁，屡徵馆职，不赴，及其后除翰林学士，乃一召即应，谓其本热心富贵，前此不过矫情缴誉，待养望既久，一跃而致大位。呜呼，何其不考情实，而效舞文之吏，锻炼以入人罪耶。荆公之出处，其自审之固甚蚤且熟，用世固其本志也，然素位而行，又其学养之大原也。如谓薄馆职而不为，则州县小吏，其汙贱更甚，则曷为安之？匪直安之，而且求之耶。徒以家贫亲老，不得不为禄仕，故不惜自汙以行其心之所安云尔。及除学士时，则老母已逝，家计稍足以自赡，故遂应之而不辞，则所处者有以异乎前故也。故吾论荆公之立身，与其谓之似伯夷，毋宁谓之似柳下惠。而恶公者犹窃窃然议之，抑岂不过甚已哉。今刺取集中一二文以证吾言。其皇祐三年乞免就试状云：

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依前降指挥发来赴阙就试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比尝以此自陈，乞不就试，慢废朝命，尚宜有罪，幸蒙宽赦，即赐听许。不图逊事之臣，更以臣为恬退，令臣无葬嫁奉养之急，而逡巡辞避，不敢当清要之选，虽曰恬退可也。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罢县守阙，及今二年有余，老幼未尝宁宇，方欲就任，即令赴阙，实于私计有妨，伏望圣慈，察臣本意，止是营私，特寝召试指挥，且令终满外任。

此其初辞徵召之作也，因文彦博荐公有恬退之语，故云云。（潞公荐书云：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前乎此者，有庆历七年上相府书，后乎此者，有至和元年辞集贤校理状二篇，嘉祐元年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二年上曾参政书，三年上富相公书，其措词大率类此。匪惟孝友之笃，溢于言表，其所以自处者，亦绰然不愧古人。而必以矫情目之，抑何好诬一至是耶。抑公之不卑小官为出于万不得已，更尝自言之矣，曰：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惟孔子之学，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焉而已。宦为吏，非志也，窃自比古之为贫者。（答王该书）

某常以今之仕进，为皆诎道而信身者，顾有不得已焉者。舍为仕进则无以自生，舍为仕进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诎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独尝为进说以劝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见其人也。（答张几书）

由此观之，则伊尹耕莘，遭遇成汤而后起者，公之志也。顾己不能，则公之所以自贬于流俗者既已多矣，而后之人犹窃窃焉议之，独何心哉？

孔子为委吏则求会计之当，为乘田则务牛羊之茁。惟公亦然，虽其心所不欲就者，夫既已就之矣，则忠于其职，而不肯以一毫苟且行之，此公之学所以为不欺也。公所至有治绩，而宰鄞时为尤著，本传称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此即后此执政时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而小试诸一邑者也。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论开河书，上孙司谏书等，皆可见治鄞政绩之一斑，今不具录。明嘉靖间，陈九川之叙公文集也，曰：“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系民去思数百年而未沫也若此，则公之道德政治，其有以致之矣。

荆公实行之人，非好言之人也，顾其执政以前之政论，亦往往散见集中。今录一二资观览焉，亦以见公之所怀抱也。其与马运判书云：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呜呼，此其言，何其与今世经济学财政学原理相吻合之甚耶。荆公理财之政策，具于是矣。而后世乃以聚敛之臣目之，抑何其与公之精神，适相反耶。集中尚有议茶法一篇，论榷茶之当废；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篇，言官卖盐之不可行。此则虽以今日之财政家，犹当采取者也，而论者乃以桑孔之徒同类而并非之何也。

有诗数章，亦自言其财政意见者，今录之：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顾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9窳，贫富不难评。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上发廪）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更可怜哉。（上兼并）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上寓言）

上发廪兼并二首，其所持说，盖有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其可行与否，次章别论之。其寓言一首，则后此青苗、均输诸法所本也。

其省兵一首云：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此荆公对于当时兵政之意见也，其后执政，一一行之，如其言。

其材论云：

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富贵，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思思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夫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旱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悲恝，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騕与驽骀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竿，簇以百练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弓广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朴，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杰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已矣。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后略）

此公之政论言用人者也。

以上所录，不过公生平怀抱之一斑，然其后此之设施，固已略见矣。

【译文】

世上评论者，经常因为王安石早年时多次被征馆职而不去赴任，等到他后来授翰林学士，一召唤就去了，说他本是热心于富贵，前面不过是故意这样以博得声誉，等有了一定的虚名，一跃而登上高位。唉！他们是多么不顾实情，不是很像那些舞弄文黑的小吏一般，搬弄词句给人加以罪名吗？王安石出来做官，他自己觉得都早，用世是他的本来意图，然而他能坚持在小的官位上，这是他学问和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看不上馆职的位置而不去，那他所做的州县小官，则更加卑贱了，而他为什么能安心在那个职位上，不仅是安心在那里，还精心去求取呢？只是因为家贫而且亲人年事已高，不得不为俸禄而做官，所以不得不为了生计而不惜待在那卑贱的位置上罢了。等他授予学士时，老母已经过世，家计也稍好一些，所以就应了官而不再推辞，这就是他所作所为与之前不同的原因。所以我论述王安石的安身之道，与其说他像伯夷，还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恨王安石的人还在偷偷地议论他，难道这不过分吗？这里选取他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话。

他在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乞免就试状》中说：

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依前降指挥发来赴阙就试者：想到我祖母年老，先父还没有安葬，弟妹已经到了嫁娶的年龄，家里贫穷人口又多，难以往京师去。原来曾因此自己讲过这些原因，乞求不去应试，怠慢了朝廷的命令，是有罪的，幸亏承蒙赦免，允许了我的请求。不认为我是辞职，而认为我是淡于名利，使我没有葬嫁奉养的焦虑，而能从容地辞退，不敢登显要的位置，说这是淡于名利也可以。我现在只是为了自家的急事，权衡利弊而这样做，说我是淡于名利，这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辞去县职守候补缺，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老幼都还没有安排好，即使想去赴任，实在是家事无所脱身，希望皇上恩慈，体察我的本意，只是因私事，请不要召我去应试，让我在外任上干满年限。

这是他最初辞去征召而写的。因为文彦博推荐他的信中说他有淡于名利的语句，因而这样说（文彦博的信中说道：文馆的职位，是士人所希望的，而王安石恬然自守，不可多得）在这之前，在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有《上相府书》，在这之后有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辞集贤校理状》二篇，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有《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二年有《上曾参政书》，三年有《上富相公书》，它们的措辞大概都类似。孝顺友爱之深情，溢于言表。他这样处理事情，也无愧于古人，而非要认为他掩饰真情，怎么喜欢污蔑别人到了如此地步呢？再说王安石不认为小官卑贱也是出于万不得已，他曾自己说：

我不考虑我不胜任，只考虑孔子的学识学不到，操行没有修炼好，只想象孔子那样罢了。做这样的小吏，不是我的志向，我私下自比为古代的贫者。

我常常认为当今的士人们都是放弃圣人之道而只信奉自身的私利，这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舍弃了出仕做官就没有可以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如舍弃出仕而去谋求为生的方法，这对于道来说更是过分不敬，这当然也是我不得已的原因。我曾经写过一篇《进说》来劝勉自己有所得的人，自己有所得就可以的人一直没有看见。

由此看来，伊尹耕于莘野，遇到成汤才有大的作为，这也是王安石的志向。考虑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则王安石就自贬在流俗之中很久，而后人仍然偷偷地议论他，是什么居心呢？

孔子做管理粮仓的小官时求取数目的准确无误，做管理畜牧的小吏则努力使牛羊茁壮，王安石也是这样。虽说他心中不愿做这小吏，既然当上了，就忠于职守，而不肯一丝一毫苟且，这就是他的学问之所以不欺人的原因。王安石所到的地方都有政绩，而在做鄞县的县宰时成绩尤其好。《宋史》他的传中说他建堤坝、挖池塘，为水陆求得便利；贷谷物给百姓，确定利息而偿还，使新旧交换，县里的人认为很方便。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的农田、水利、青苗这些法令，在一个县中小试一下。在他的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论开河书》、《上孙司谏书》等，都可以看出他治理鄞县的政绩中的一斑，这里就不都抄录了。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陈久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叙，说：“王安石曾在鄞做县令，被称为守法的好官而在他死后为他立庙，百姓至今以他为神。”当地百姓对他的怀念已经有数百年了而没有消失，就可以看出他的道德和政治水平达到了何等的高度。

王安石是一个做事的人，不是好说话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在他的文集中，这里抄录一两篇看一看，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怀抱。他的《与马运判书》中说：

现在之所以国库空虚，不仅仅在于消费支出方面毫无节制，还在于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方法。想使自己家庭富有要取资于国家，想使国家富强要取资于百姓，要想使百姓富足，一定要取资于大自然。当家的人不给自己的儿子创造财富，那么父亲威严儿子又富有，父亲有什么得不到呢？现在关上门与自己的儿子交易，而门外的财富不让进来，那么就是把儿子的财产全都得到，也仍然不会富有。近来的关于理财的言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都是国君搜刮老百姓的方法呀！只不过是关起门作交易罢了。这难道就是国家财政空虚的原因吗？

唉！这些话，与今天的经济学、财政学的原理是何等的吻合啊。王安石理财的政策，全都在此了，而后世把他看做聚敛之臣，和王安石的精神是多么相反啊。集中还有《议茶法》一篇，论榷茶制度应当废除；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篇，说官卖盐不可行，这方面即使是现在的财政家也是应当采取的政策。而论说的人将他与桑弘羊、孔仅等人放在一起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有数首诗，也体现了他对于财政的意见，这里抄录于下：

先王有经制，颁布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发廪》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更可怜哉！《兼并》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寓言》

以上《发廪》、《兼并》两首，所说的理论，与今世所说的社会主义近似，它是不是可行，在其他的章节中另论。他《寓言》一首，则是后来的青苗法和均输法的本源。

他的《省兵》一首写到：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是王安石对当时兵政的意见，后来执政时，一一施行，正像他在这里所说。

在《材论》里说：

天下的祸患所在，不在于人才不多，在于君上不想要众多的人才；不在于士子们不想有所作为，在于君上不想使士子有所作为。使用人才，这是国家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且繁荣，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败亡受辱。然而君上不想要人才众多，不想使用人才，这是为什么？这样做有三点受蒙蔽：那些勇于这样做的，认为我的地位足可以排除侮辱断绝危险，这辈子天下也不会有祸患，人才的得失对治乱的天数没什么帮助，所以安然地放纵自己的想法，而最终陷于败亡动乱危险受辱，这是受蒙蔽的一点。又有人认为自己的高官厚禄足以诱惑天下的士子，他们的富贵幸福全由我定夺，因此自己可以傲慢地对待天下士子，而士子们都会奔向自己，但这也最终会陷于败亡受辱罢了，这又是受蒙蔽的一点。又有人不寻求怎样发现培养任用人才的方法，恐惧忧愁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这也最终会陷入败亡受辱，这又是受蒙蔽的一点。这受蒙蔽的三点，它们的害处则是一样。然而用心不错但还可以讨论其失误的，只是那些认为天下没有人才的人。他们并非不想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知道罢了。况且有才能的人，外表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当他们遇到事务时则能处理，出谋划策就会得到利益，治理国家就使国家太平富强，这是人才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所以假若君上不能仔细考察，严格任用，那么即使有皋陶、夔、稷（后稷：古代周族的始祖，教先民种稷和麦）、契（商族部落的始祖）的智慧，这些人也不能自然地和众人区分开，更何况智力稍差些呢？世上不明事理的人会说：“假如一个人有异于常人的才能，就好像锥子放在布袋里，锋芒会立刻显见，所以没有有实才却没有显现的人。”这些人只见过锥子处于布袋中，却根本没见到马在马厩中。劣马良驹杂处在一起，它们喝水吃草，嘶叫抬蹄子，要去寻找这些方面的差别那会很少。等到它们拖拉重车，选择平路，不需多加驱策，不厌烦驾驭，稍振动辔头而千里已至。在这个时候，使劣马一起驱策驾驭，那么即使倒了车轮断了马缰绳，损伤筋骨，昼夜不停地追赶，它也远远追不上呀。这以后千里马和驽马才可以分别呀。古时的君主，知道情况这样，所以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竭尽所有方法去选择考试人才，考试的方法，在于能称职而已。南越的长箭，用千百次锤炼过的精钢做箭头，用秋鹗坚硬的翎管做箭尾，放在强弓之上张满弓弩，即使千步之外穿着犀兕皮做的强韧的盔甲，没有不立刻穿透而死的，这是天下锐利的器具，而且是决定胜负、打仗时的宝贝。然而不知道它应该怎样使用才合适，却用来敲打东西，那么就和腐朽、枯干的木棍没有差别。因此知道，即使得到天下杰出的人才，但使用不得法，就像使用箭一样。古时的君主，知道这种情况，于是仔细考核能力谨慎地任用，使才能不同优劣有差的各适其职。能够这样，则士子中愚笨浅陋的，都能努力用自己的所学做好小事，更何况智力卓尔不群的人呢？呜呼！以后在位的人并未曾寻求人才的论说而用实践考查，只是坐在那说天下果然没有人才，这也是没有思考过呀。听说古人对于人才会教导塑造，但先生你只说寻求任用人才，为什么呢？回答是：“在天下没有确定法律制度之前，必须先求索人才任用，如果能任用人才，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制。能够恢复先王的法制，那天下的小事都会和先王时一样了，更何况培育成人才的事呢？这是我只说寻求任用人才的原因。”（后略）

这是王安石的政论中关于用人的论述。上面所录不过是王安石生平怀抱之一斑，然而他后面所要做的一些事，已经大略能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