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知此则可与语荆公矣。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余，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盖深惮之之词也。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将士拥立天子，创于宋。以将士劫天子而拥立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而陈桥之役，不过因其所习行者加之厉而已。夫废置天子而出于将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将士常得有所拥以劫天子，则宋之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夫藩镇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当？然谊辟之所以处此，必将有道矣，导之以节制，而使之为国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宋祖之言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宋则何有焉？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余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体，兵之所至，从风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为国史前此未有之耻辱，及周世宗，几雪之矣。显德六年，三关之捷，契丹落胆，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寿，则全燕之光复，意中事也。即陈桥之役，其发端固自北伐，其时将士相与谋者，固犹曰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时，用周氏百战之兵以临之，刘裕桓温之功，不难就也。既不出此，厥后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复以赵普一言而罢。夫岂谓幽州之不当取不可取，惧取之而唐代卢龙、魏博之故辙将复见也。（王船山宋论之言如此，可谓知言。）自是以后，辽遂是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帝中流矢，二岁而创溃以崩。乃益务寝兵，惟戢首贴耳悉索敝赋以供岁币。真宗澶渊之役，王钦若请幸江南，陈尧叟请幸蜀，使非有寇莱公，则宋之南渡，岂俟绍兴哉。然虽有一莱公，而终不免于城下之盟。至仁宗时，而岁币增于前者又倍，辽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给中国，翘首而望内属之日久。及河东既下，李继捧遂来归，既受之使移镇彰德。苟乘此时，易四州之帅，选虎臣以镇抚之，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宋自此无西顾忧矣。乃太宗赵普，袭艺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付诸矫矫之臣，坐令继迁叛归，而复纵继捧以还故镇，徒长寇而示弱。故继捧北附于契丹，继迁且伪受降以缓敌。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刘西土，不特掣中国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岁币，而宋莫之谁何。以大事小，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前闻。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当宋建国之始，辽已稍濒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强。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柳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难。顾乃养痈数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则艺祖独有之心法，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传诸后昆，以为成法，士民习之，而巽懦无勇，遂为有宋一代之风气。迨真仁以还，而含垢忍辱，视为固然者，盖已久矣。而神宗与荆公，即承此极敝之末流，荷无量之国仇国耻于其仔肩，而蹶然以兴者也。

夫吾所谓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滥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将帅之臣，入奉朝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有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靦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而试问稍有血气之男子，其能坐视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国之大政，曰兵与财。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财政则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师之故，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而外州无留财。开国之初，养兵仅二十万，其他冗费，亦不甚多，故府库恒有羡余。及太祖开宝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间，增而至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间，增而至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间，增而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其英宗治平间及神宗熙宁之初，数略称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优廪之，岁岁戍更就粮，供亿无艺。宗室吏员之受禄者，亦岁以增进。又每三岁一郊祀，赏赉之费，常五百余万。景德中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百二十万，飨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万。盖开宝以前，其岁出入之籍不可详考，然至道末，岁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犹有羡余。不二十年，至天禧间，则总岁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岁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总岁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岁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费（史称为非常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于其旧也。而二十年间，所输赋增益十倍，将何以聊其生。况乎嘉?治平以来，岁出超过之额，恒二千余万。洎荆公执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国民，其去破产盖一间耳。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哓哓然责荆公以言财利。试问无荆公之理财，而宋之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当时内外形势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应之者何如？真宗侈汰，大丧国家之元气，不必论矣。仁宗号称贤主，而律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虽谓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宋论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覜首自名，犹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币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元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为石重光者几何哉。

平心论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为善者也，使得大有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当时宰执，史称多贤，夷考其实，则凡材充栋，而上驷殆绝。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以信任不专，被间以去。其余最著者，若韩琦，若富弼，若文彦博，若欧阳修辈，其道德学问文章，皆类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虽有可观，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蚩蚩，则酣嬉太平，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贾生所谓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也。当此之时，而有如荆公者，起而扰其清梦，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荆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询以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公退而具札子以对，其言曰：

（前略）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民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宦；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后略）。

其论当时之国势，可谓博深切明，而公所以不能不变法之故亦具于是矣，故其上仁宗书亦云（节录，全文别见第七章。）：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莫敢与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

呜呼，仁宗之世，号称有宋全盛时代，举国欢虞如也。而荆公忧危之深，至于如此，不惜援晋武以方其主，而惧中国之沦于夷狄，公果杞人乎哉？呜呼，靖康之祸，公先见之矣。

【译文】

自有史以来，最不强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还有朝廷因党争而引起的相互排挤和倾轧。而王安石则正好处在这后两者当中，虽然他奋力抗争，但却最终没能取胜。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于割据一方而最终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夺得，有以征伐杀戮为手段的，也有以篡位或逼迫禅让为手段的。周代以前，成为天子的，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了。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得到天下。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这样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什么赫赫的战功。他本人根本没敢有夺得天下的想法。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有落山而江山已定。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把我立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吗？”那种心虚害怕的心情溢于言表。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是参与陈桥事变的人行动得太快罢了。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么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使自己的兵士弱一些，使自己的将领弱一些。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做国家祸患的。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力量。他们不曾想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弱了，国君一人用什么办法能自强呢？宋太祖曾说过：“在我的卧榻一旁，怎么容得别人酣睡？”而他不去想在他的房门外，有许多人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他。宋太祖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卧榻罢了。整个大宋一朝成这么个窝囊样，原因就在于此。

汉代和唐代建立的时候，开国者都有统一天下使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而宋代的开国者哪里有呢？五代时的各个藩镇，铲除剿灭他们的功劳，一大半在周世宗身上，宋太祖闲坐在那里就收获了成果。剩下的江南四川以及广东等地，那里的君臣们舞弄文墨，宴游嬉戏，甚至还有荒淫暴虐。人心已经不在，当宋兵到时，望风披靡，他们的灭亡，是自取灭亡，并不是宋能灭亡他们。宋的北面有辽，西面有夏，这是宋朝百年的祸患，而宋太祖对此并没有留意过。是他的智能达不到吗？大概不是这样。他正在积极地想办法使整个国家弱下去，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这些呢？

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拿去送给契丹，成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到周世宗时，快要把这个耻辱洗雪了。显德六年，三关大捷，契丹被吓破了胆。假使老天爷能让周世宗多活一两年，那么整个燕地的光复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陈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说是北伐，那时的将士们商量时，也是要先立宋太祖当了皇帝再继续出征。假如宋太祖能趁契丹内部慌乱惊恐之机，用周氏历经百战的军队发起攻击，那么就不难成就像刘裕和桓温那样的功绩了。他没有这样做，而后曹翰所献攻取幽州的计策，也因赵普一句话而没有采纳。并不是幽州不应取和不能取，而是怕重蹈像唐代卢龙、魏博他们的复辙。（王船山在《宋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从此之后，辽变得夜郎自大起来，从而像对待奴隶和牲畜一样来对待宋人。宋太宗北伐，全国动员，结果是死伤过半，宋太宗还中了冷箭，不到两年箭伤溃烂而亡。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虑低首贴耳用赋税给辽输送岁币。到真宗时发生了澶渊之役，王钦若提出请天子逃往江南，陈尧叟提出让天子逃到蜀地，如果没有寇莱公，宋朝南迁，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虽然有了寇莱公，也难免最后订立城下之盟。到仁宗的时候，岁币比前面所说的又多了数倍。辽对宋的危害就是这样严重。

从唐代以来，西夏所属的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资都依靠中原供给，多年翘首盼望着能归属到中原大国。到河东被攻下，李继捧就来投，接收后，把他的治所设置在彰德。如果乘此机会，把四州的统帅调换一下，选派有能力的臣下镇守在此，鼓励重用他们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断了契丹的左膀右臂，还可让那些原来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边民们，都能发挥其特长，以图博取功名，这样宋的西面也就不会有忧患了。太宗、赵普等人，继承了宋太祖的思路，决不把肥壮的马匹、英勇的士卒、咸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给那些威武的将帅，致使继迁又反叛回去，而后又纵使李继捧回到原来的地盘，白白增长敌寇的气焰而向人示弱，使得李继捧依附了契丹。继迁用缓兵之计而假意受降。到元昊壮大后，国力也雄厚起来，于是在长安一带杀戮，不仅威胁着使宋不得不屈服于辽，还敢按着辽的惯例向宋索要岁币，而宋对他们都没有办法。以大侍小，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听说过的。夏对宋的祸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刚建国的时候，辽的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夏还没有强大起来，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够振作，对他们能施以打击，也不是很难的事。反而养痈数十年而最后自己衰落下去，则是因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将领无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孙们，都把这当成传统，士兵和百姓也都习惯了这样，都怯懦无勇，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风气。自真宗和仁宗以来，把忍受耻辱当做应当的事，这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着如此破败不堪的现状，肩上扛着无比沉重的国仇国耻，所以要迅速地改变这些。

我所说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么呢？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虽说是从唐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宋时确立的。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京师，征集兵士的办法是募集，大体上是把国中那些犷悍没有职业的人集中起来。每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招募一些饥民来增加兵员。史家赞颂这种政策，说有役使强悍的人，消除争乱的用意。细想起来，这实际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国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所说的使民弱就是指此。那些边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时，都是从京师派遣。各镇的士兵，也都轮换着戍守。将帅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没有长久的将帅，将帅也没有固定的兵。史家赞美这种做法说，上下互相连接，内外相互牵制，等级之间的挤轧，虽有凶狠横暴的人，在这中间也不会有所作为。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与兵不熟悉，以防止类似晚唐五代藩镇自己有军队而造成的祸患，所说的削弱将领就是指此。使民弱，使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们的兵也不可能不弱。招募来数十万犷悍无赖之人，把他们聚集到负责天子起居的内臣那里，终日荒淫游乐，长年也不拿刀枪，日子一久肯定会生懒惰之心而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道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况且宋代的制度，还沿袭了后梁盗贼的陋习，将军士们都集中起来，使他们不去扰民，致使乡间那些好人们，都把耍弄兵刃当做耻辱。天子都拿他们当成没有出息的，又让他们去实现志向，为国而去拼命，怎么能够呢？所说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既然将全国所谓有勇力的人都汇集到军队中，那么军队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领的怯懦，又加重了这一点。这样把他们驱赶到疆场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们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们能拿起刀枪来保卫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而又被夹在两个勇悍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卑颜屈膝求人容许我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试问稍有血气的男儿，能不能坐视这样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国家的大政，说起来就是军事和财政。宋代的军事已经是这样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军队都集中到京师周围，所以把天下赋税全收入国库，以供俸禄和赏赐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财。刚开国的时候，养兵仅有二十万，其他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库中一直有富余。到太祖开宝年末，兵籍中共有三十七万八千人。到太宗至道年间，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人。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到英宗治平年间和神宗熙宁初年，士卒数目还在增加，于是揩尽民脂民膏而豢养他们。每一年都变更驻地，去靠近生产粮食的地方，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的人。皇室家族、各级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员也年年增加。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赏赐的费用，常达五百余万。景德年间郊祀竟花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花了八百余万，祭祀汾上宝册又是一百二十万，举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开宝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详细数据已经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后，到天禧年间，则每年收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每年的支出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至平二年，总年收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年支出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的百姓并不比原来富裕，而二十年间，所交纳的赋税已经增加了十倍，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来，每年超过的数额，一直保持在两千余万。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当时那些号称贤士大夫的人，以财政问题叫嚷着责问王安石，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为一个政府，还能维持一天吗？

当时内外形势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们，又是怎样来应对的呢？真宗奢侈无度，摧残伤害了国家的元气，这就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主，如果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出发，可以说宋的弊政是从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在《宋论》卷六中说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对的，解散而休养生息，则就是将国家废弛了，就使承继的后者有难了。每年缴纳五十万给契丹，甘心俯首贴耳，还美其名曰送给友邦礼物。礼待李元昊父子，缴纳织物和钱币以乞求一时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执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级官吏等人，口里不停地争辩着某典籍中的一点点是非。视西北方诡诈的强敌，当做本应存在而不可侵犯。国家也因此而弱下去。幸亏当时没有像耶律德光、李继迁这样的凶悍人物，才使宋靠着贿赂而暂时得到苟安；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虚张声势地恐吓一下而宋的魂魄已丧，致使他迅速从河朔起兵杀向宋的都城，有几人能不去作石重光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许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领的臣子辅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来的。当时的大臣中，史家们称他们多贤，细考查史实，则可以看到凡材充实其间，上等的人才几乎没有。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张之志的，只有一位范仲淹，论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许多，而最后还因不被长期信任，遭离间而离开了朝廷。其他最著名的，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这些人，其道德学问文章足以照耀千古，他们在朝堂上，治理国家，补缺拾漏，虽说有可观的成绩，可不能度量原来基础的高低，只能比较它们的末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煎熬紧迫的时候，要使多年衰落的国家得到长治久安，可能是不胜任的。其他的则都在胡乱地议论着，沉湎于过太平的日子，不知道天地间还有所谓的忧患，贾生所说的抱着火放到柴堆的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的上面，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就认为平安无事。而在这时，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起来而打扰了他们的美梦，于是相继怨恨他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才开始辅佐神宗的时候，神宗问他为什么本朝建国百年天下太平没有战事，王安石退下来写了札子回答说：

（前略）但我朝历代沿习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众多的大臣进行讨论。朝夕和国君相处的，不过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处理事务，不过是有关部门的一些琐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一起和学者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令来安排天下大事。一切都凭着自然的道理和形势，没有进行主观的努力，对名声和实际情况的关系没有觉察。君子并没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间。正确的议论并非不被采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以诗歌辞赋记忆之学搜求天下的士人，而没有采用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的办法；用科班顺序资格年历来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没有采用通过有关部门进行考试测验的办法。监察部门中没有负责监察的人，守边的将领并非选拔出来的官吏。调任频繁已经使得难以考察政绩，靠交往和清谈任职的人又以假乱真。结党营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独立谋求职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挠。所以从上到下只是偷懒和懈怠，顺从上司的心思而已。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担任了职务，和庸才做官也没什么两样。农民因徭役破坏了生产，受不到特别的抚恤和救助，也没有为农业专门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军族，却又不加以训练培养，又没有选拔出能干的将官，使他们拥有长久驻守边疆的职权。宫廷的宿卫人员中聚集了过多无赖之徒，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纵容姑息武将的恶习。宗室子弟没有进行教育选拔，不符合先王制订的对待宗室亲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准则。至于管理财政，大都无法可依，因此虽然用度俭约而百姓仍然不富足，虽然勤于政事时刻忧心而国家仍然不强大。幸亏不是外族嚣张的时代，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因此才会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然说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帮助。

他论述当时的国势，可以说博大而明确；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原因也是基于这些。因而他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说：（节录，全文另见第七章）

陛下还总是以为上天能够给你幸运而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幸运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义，他所在的郡国没有人能预先警惕；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每到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位将军敢和他抗衡。现在的公卿大夫，没有人愿意替陛下做长远打算，为国家筹划万世的基业，我对此事很疑惑。当初晋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华，不为子孙做长远谋划，当时的官员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悦皇帝，良好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舍弃了礼义，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过失，却没有谁以为这样是错误的。有识之士本来就知道将天下大乱，而后来果然海内发生了大的变故，中国遭受战争困苦达二百多年。我希望陛下能够借鉴汉、唐、五代混乱灭亡的原因，批判晋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灾祸

唉！宋仁宗之时，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整个国家如此欢娱，而王安石对危险的忧愁如此之深，以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不惜用晋武帝的例子来劝谕皇上，害怕中原沦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忧天吗？唉！靖康年间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有先见之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