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编写电视系列片《小灵通》。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坚定了我写好傅聪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他说，改一下人称，属技术性修改，可以由他带回上海改一下，马上发稿。《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迅速排出清样，本来已经安排在第十二期《萌芽》杂志头条地位。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没有射出去！

原来，形势陡然发生变化：清理精神污染开始了！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与清理精神污染无关，但是在《萌芽》主编、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华脑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聪那叛国分子的影子并未去除。满头飞霜的哈华是个大好人，但是那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他整怕了。他担心这篇报告文学会出什么麻烦。他对我说：叶永烈，你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偏偏写傅雷、傅聪这样"麻烦"的人物？

哈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应该送审！

赵丽宏得知，坚决反对。他说，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要送审？根据什么文件规定要送审？

我强调胡耀邦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哈华说，他没有看到过！

毕竟主编说话算数。《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清样被送往有关部门审查。

《萌芽》杂志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杂志接连打电话向审查部门请示，都说没有时间看。这分明是在打太极拳！

《萌芽》无法，只得临时抽下《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赵丽宏非常焦急，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是他主动约我写的，而且他认为写得很好，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发表。在无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样转给了江西《百花洲》编辑洪宜宾。

于是，重演了《傅雷家书》被上海退稿、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畅销书的一幕。

《百花洲》当即决定发表，并排在头条地位。直至这时，赵丽宏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

那一期《百花洲》尚未运到上海，上海《文学报》倒是先发表了关于《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消息！

紧接着，上海发行量甚众的《报刊文摘》刊登《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摘要！

许多报纸也摘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接着，《报告文学选刊》全文转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我还航寄傅聪和傅敏，也寄赠了傅雷诸多亲友，他们亦均表示非常高兴。

人们笑话《萌芽》编辑部是买了炮仗给人家去放！

澄清傅雷夫妇死因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

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

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